在科学史上有一个趣话。这就是关于伽利略的卒年和牛顿的生年，伽利略的生卒日期是1564年2月15日和1642年1月8日，牛顿的生卒日期是1642年12月25日和1727年3月20日，按照民间的习俗，冥冥之中，好像伽利略“转世”、牛顿出生。其实不然，因为在欧洲历史上，由于罗马人编制的儒略历出现的误差，1000多年积累下的误差量达到10多天，在15世纪，罗马教廷就组织编制了新的历法——格里历（也称为“格里高利历”）。现在，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是格里历；相比之下，格里历弥补了儒略历造成的误差。牛顿出生时，英国实行的是儒略历，1642年12月25日（圣诞节）换算成格里历的日期，就成了1643年1月4日。伽利略的去世日期是1642年1月8日（格里历），所以实际上牛顿的出生日期与伽利略的去世日期竟差了近1年，并且还不是在同年。如果我们不追踪历法上的因素，含糊地说，可在一年内纪念伽利略与牛顿，而且积累的年数是一样的。但是，在陕北延安的抗日根据地，科学工作者作了认真的区别，在1942年1月纪念伽利略逝世300周年，在1943年1月纪念牛顿诞辰300周年。为此，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纪念文章。这些文章是《一个近代科学的奠基者——加利略的一生》（伊黎）和《加利略在科学史上的地位》（温济泽）。这两篇文章中，伊黎的文章侧重传记，基本上介绍了伽利略的一生。温济泽的文章侧重评价，特别地说明了科学方法的重要作用，以及伽利略最有代表性的成就，如落体运动的研究，当然还说明他受到教会宗教法庭审判的原因。纪念牛顿的文章也是两篇，即江天成的《牛顿及其时代背景》和夏秋的《苹果熟了为什么落在地上》。江天成的文章主要介绍牛顿的生平，夏秋的文章则说明牛顿的引力理论。“万有引律”（全称为万有引力定律）无疑是最重要的科学定律之一，也应该写专文介绍。
郭幻之的《不可小觑的微尘》（发表在1945年的《新华日报》）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微尘”是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作者从“微尘”的现象和来源说起，它于人的健康有碍，但也指出，从空中坠下的雨滴正是靠“微尘”才形成的；还有霜露雪雹均需微尘，甚至伦敦“雾都”之名也是由于工厂排出的大量“微尘”所为。这篇文章只说明一个简单的现象，言简意赅，略有旁及，也恰到好处。这也许可看作一篇科学小品的精品。
写蜡烛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著名化学家曾昭抡的《蜡烛杂谈》（1944年《青年与科学》），另一篇是傅汉的《守岁烛》（1945年《开明少年》）。前一篇是说中国生产的和外国进口的蜡烛性能上有何差别，进而造成二者用途的不同；作者还感叹道，由于战争使蜡烛涨价，“最可恨的，往往看来不错的一支烛，花了十几块钱买来，不到一个钟头就点完了。”后一篇的作者则是从“守岁”的习俗说起，讲到用蜡烛测量和确定时刻的习俗。作者举了“火钟”、“灯、香、火绳”等测时工具，特别是一些结构的讲解，既普及了一些（文化）知识，又保存了一些史料。当然，作者在最后也认为，这些测时的方法都要进博物馆了。需要指出的是，在文章中，作者写道“那个时候玻璃还没有发明呢！”这是不对的，实际上，早在公元前的时代就已经被腓尼基人发明了。也许作者有些想当然了。
在《开明少年》（1946年第7期）上刊登了一篇署名为“三午”的《Y·V·A》（这里的“Y·V·A”是“扬子江流域总管理处”的一种“洋”缩写）文章。文章中介绍了水（流）能的现象，水力的利用，特别是水电的利用。由于抗战胜利了，民众都认为国家该搞建设了，要实施一些大型的建设项目。这篇文章实质上是在宣传长江上建设水电站的“萨凡奇计划”。这个计划要在湖北宜昌建大坝（高225米），总装机容量是1056万千瓦。这篇文章关于生态和文化保护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作者表示，在建设过程中，可争取美国援助，不过作者仍然表示，“我们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计划。”
在这一期上，还有一篇署名“墨轩”的《竖鸡蛋》。说到“竖立鸡蛋”，读者马上就会想到哥伦布的故事，作者也简单地作了介绍，同时还介绍了中国的一个习俗——在立春日要玩“竖鸡蛋”的游戏。为此，作者记录了一次竖立鸡蛋的表演，为此还请了一些美国记者来观摩。在观摩之后，美国记者还把这次表演在美国一些报纸的显著位置上进行报道。据说，当爱因斯坦听说后还哈哈大笑，可能是觉得很有趣。在文章中，作者介绍了与“竖鸡蛋”有关的概念——重心和稳定，以及把鸡蛋竖立起来的一般原理。当然，科普的职能之一是破除迷信，所谓“立春日竖立鸡蛋”并非只有立春日才能把鸡蛋竖立起来，“我们只要有耐心，随便哪一天都可以把鸡蛋竖起来”。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切入点选得也很好，把一个稳定问题讲得十分透彻。
在这一年的《开明少年》中还有一篇《热和冷》（顾均正）。在这篇文章中，顾均正从科学史入手，说明“热”的含义，特别是顾均正从中文“热”与英文“heat”的不同，说明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这些内容对从事物理学教学工作的教师极有价值。作为制冷的原理和机器，作者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说明，作者不用“制冷”而用“发冷”，不用“制冷机”而用“发冷机”。这些知识在今天仍有价值，像冰箱和空调机的制冷原理，许多人并不知晓，这与今天物理教科书热学内容或少或删是有关系的。这样的做法会使一些原理性的知识不被认知，甚至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对于许多人也是不知道的。
在1947年《开明少年》中还登载了署名为“士元”的两篇文章：《上下》和《东南西北》。就前一篇来看，语言极平实，但是，作者从汉语的字源上讲，开阔了读者的眼界。由于是从物理上讲，他把上、下与引力联系起来，讲得很透彻。对于一个缺少物理学知识或概念的读者来说，读了这篇文章也会有些收获的。对于后一篇来说，确定方向时，作者让一架飞机在地球表面的上空飞行，借此来说明方向是如何确定的。在文章末尾，作者终于道出方向被确定下来的“规定”。作者说“原来东跟西指明地球自转的方向，地球一刻不停地自西向东转……北极与南极是轴——表示地球旋转中心的想象的轴——穿出地面的所在。”到此，我们不妨扪心自问，这个“规定”，我们知道吗
《重水》和《原子弹的故事》（方白，1947年《开明少年》）是两篇很有吸引力的文章。在前一篇文章中，作者只讲述了关于氢与氘的区别，讲重水作为原子反应堆中的“缓和剂”（即今天讲的“减速剂”）。文中还讲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应是吸引读者的主要原因。在美国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中，还有一集就专门讲这个故事。不过，在电视剧中，执行破坏任务的是美国的一些亡命徒，而真实的历史是，一些挪威人执行了这项任务。最后，作者还讲到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即文中的“七、努力的方向”。作者写道“人们知道，单是科学进步是不行的，须让这进步的科学不落在少数人手里，那才是真正的人类社会的进步。”“明白地说，就是怎样使科学为人民造福。”《原子弹》（温济泽，1949年《中国青年》）是从造原子弹的核装药铀讲起，当然还有钚。（作者写成了“原子量为二三九的铀”，当时还未命名吗？）作者对原子弹的威力并未表现出惧怕的神情，而且还讲了防御原子弹的方法。最后，作者的观点落在“五、吓不了人”。他写道“原子弹的‘威力’绝对吓不住争取和平的人民；我们相信：全世界争取和平的人民的团结力量，一定可以制止新的战争。”
《漫谈无线电广播》（温济泽，1948年《中国青年》）是一篇介绍解放区广播电台发展情况的文章。文章中涉及无线电波的知识，如波长、波速、频率。由于接收装置是收音机，接收到无线电波要靠两个器件，“一是线圈，一是储电器”（“储电器”今天叫电容器）。作者指出，收音机就像古人传说中的“顺风耳”。在文章中，作者还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他写道“有了广播电台，就可以把声音传到千万里之外。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言论，人民解放军打胜仗的消息，等等，都可以经过广播电台播送出去。不但使解放区听到，而且使国民党统治区和外国也可以听到。”当然，作者也指出，由于中国的工业还很落后，收音机还不够普及，许多人对无线电广播还不熟悉，国家还要大力发展广播事业。
《人造雨》（金坚，1948年《开明少年》）讲的是人工降雨技术的发展过程，特别是美国科技人员的一些试验。其中重要的科学家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实验室的斯卡斐和郎缪耳（今译作朗缪尔）。郎缪耳曾于1932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是一位著名的化学家。郎缪耳在科学研究上的贡献是关于化合价的研究，在技术研究上的贡献中，最突出的是人工降雨。当然对于人造雨的成功，当时科学家也是有看法的，“气象学者认为，要控制雨量，还得要多多研究云层物理学。”如果从当时人类一般的自然观来看，人们“控制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观念还是有问题的。在文章中有两处表达出来，即“‘征服自然！’人类是不甘向自然屈服的，人类要向自然宣战，所以喊出这句口号。人造雨也是征服自然的一个项目。”“人类控制天气的一天必定要与自然战斗到底的。”“征服自然！这是人类永远的口号。”
《台风》（士元，1948年《开明少年》）的文章大都是要谈一些（或一次）具体的台风，讲台风的破坏情况；中心内容应是谈台风形成的条件，即“台风是怎样生成的呢？”作者较为详细地讲解了大气中冷热分布造成的气流，以及漩涡（即旋风）形成的原因，如“陆龙卷”和“海龙卷”，而相比之下，台风这样的漩涡比起一般的旋风要大得多，“生成的情形也复杂得多”。由于在20世纪40年代还没有气象雷达和卫星等技术设备，在文章中作者还介绍了“海上有经验的渔夫和船工常凭天色来预测台风”。这种经验至今还是有一定价值的，也应为读者所了解。
《钟表世界》（朱周牧，1948年《中华少年》）中，作者介绍了各种瑞士钟表，这些钟表并非都只是为了测报时间，甚至报时都不是钟表的主要功能。作者介绍了几种具有神奇功能的钟表，例如，“有能够寻着枪手的埋伏处所的表，有救人性命的表，有计算高尔夫球积分的表，有预测气候的表，有解答数学难题的表，还有在你手腕上响起警铃的表”，不一而足。这篇文章的篇幅比较长（约5000字），对一些功能特殊和装饰各样的钟表作了简单的介绍，但中心的意思是表现瑞士历代钟表匠的创新活动。他们研制的钟表花样翻新，满足了人们的各种需求。
《电的时代》（温济泽，1949年《中国青年》）是作者的一个系列讲座之一。在文章中，前半部分讲的是电学史，如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他发明了避雷针，还有英国物理大师法拉第，他发现了电磁感应。对于应用电磁技术的机械发明，作者也列举了一些人物的工作。这些发明大大改进了工业技术，也大大改变了社会的面貌，还迎来了“电的时代”。像以“电”字来命名的器物就很多，如原有的炉子、锅、熨斗，用电之后就变为电炉、电锅、电熨斗等。作者还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发明，就是无线电”。另外，作者进一步提到，中国引入电气技术之后，这些新技术对中国的影响。作者介绍这些内容，还着重于“在新中国的建设中，电业是需要大大发展的”。
从更加一般的意义上讲，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兴起科学小品文对科学知识的传播的确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本来小品文在古代就有，知识分子以轻松的笔调去记录一些心得体会或逸闻趣事，篇幅可长可短，文体极自由。科普工作者欲借此来传播科学知识，虽然想得不错，但有人却认为不妥，正如柳湜所说“科学重在说理，而说理的文字是比较严谨的。小品文最宝贵的条件是轻松与明快，是不能用作说理之用的。”意思是说，写科学的文字最好用议论文，阅读小品文可使读者心情快。柳湜认为，“科学小品文是科学与小品文在大众的实践生活的关联中去联姻的”。他还期望，“小品文如果与科学结婚，不仅小品文吸取了有生命的内容，同时科学也取得了艺术的表达手段，艺术的大众科学作品于是才能诞生。而这正是目前中国大众所要求的”。并且，柳湜进一步期望，“我希望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与小品作家切实的合作”。最后，柳湜还讲了“秘诀”，即“作者能抓住大众感觉知识方面的碎片。由他脑中心有的映象去开展他的理解，诱导他进了科学之宫。至于幽默呢，这是使大众情绪轻松的要素，延长他的持久性，解放他的疲劳，都是必不可少的……在笑嘻嘻中去与真理握手”。（1934年《太白》创刊号）
科学小品文还牵涉到科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为此在《申报》的《自由谈》中进行了讨论，先后有一些署名文章发表。
以顾均正的文章为例，在他的“马浪荡”一文中，作者感叹，发明加入沙子的办法的人，这个人的确是一个很高明的人物，作者将他称为“无名英雄”。由于这些小品文是在民国时期撰写的，作者并未使用20世纪下半叶常用的“套话”——“劳动人民如此这般”。尽管像炒栗子这样的操作方法，发明者很可能是“劳动人民”，很可能不是“有闲的人氏”。其实屡屡称赞劳动人民的智慧，是不是也会让劳动人民听得有些令人生厌呢！一句话，没有必要都用同一种腔调，特别是对中小学生的用语应该多样化，也使他们在作文中能够自由和多元地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