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播过程中提升“站位”能力的相关对策建议

科学传播过程中的“站位”问题事关科学传播作品乃至科学传播工作者本身能否行稳致远，可谓“兹事体大”！在认真总结相关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端正态度，规避风险，化被动为主动，努力避免因不重视“站位”而导致的科学传播失误乃至科学传播行为主体的不能行稳致远。科学传播也是需要端正态度的。

人们常说“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家有祖国”。那么套用这句话说，“科学无国界，科学传播工作者应该有态度”，这里所说的“态度”包括“政治态度”“道德态度”“伦理态度”“文化态度”等等。不端正这些态度，就有可能出现相应的“政治风险”“道德风险”“伦理风险”“文化风险”等等。[12]所谓“政治风险”，就是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因为没有重视或者说没有意识到政治站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讲政治，结果有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用一位伟人的话说，你不去找政治，政治会主动来找你。这方面有很多经验和教训。所谓“道德风险”，指的是科学传播应当像科学研究一样，必须遵守相应的道德。这里所说的“道德”包括但不限于科学研究的道德和科学传播的相应道德。前几年，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闹了一个非常大的笑话，导致了很多人的冷嘲热讽，其原因就是因为她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读书时候的博士论文存在着严重的学术道德问题！最近这几年，媒体时不时爆出国际一些知名学术杂志对中国作者进行批量退稿的新闻。为什么会批量退稿呢？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科学传播的相关行为主体没有遵守科学传播的学术道德，使用了大量虚假数据。所谓“伦理风险”中的“伦理”指的是“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13]这些准则可能并不像法律条文那样具有显性的约束力，但也从隐性的角度对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具有非常强的约束作用，如果罔顾这些伦理约束，就有可能会招致社会的强烈反弹，构成“伦理风险”。比如说人是需要两性结合之后才能够繁衍生息的，如果写一篇所谓的“科学传播”文章，专门探讨怎么样通过克隆技术实现人的无性繁殖，就极有可能会招致伦理风险，再比如说人类胎儿的性别也是自然选择形成的，如果采用所谓的基因编辑技术对胎儿的性别进行所谓的“编辑”也极有可能会招致巨大的伦理风险，并且招致社会的强烈反弹，这就是前几年有所谓的“科学家”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来编辑胎儿性别的时候，受到社会一致谴责的原因之所在。所谓“文化风险”中的“文化”指的是一个民族经过长期历史形成的所有经验和智慧的总和。这些经验和智慧既不可能全都是精华，也不可能全都是糟粕。20世纪初，曾经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这场“新文化运动”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进步确实起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但是也不是不存在一些问题，其中，值得反思的就是将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棍子打死，一概否定，结果带来了很多后遗症！改革开放以后拨乱反正，中国社会各界对传统文化的强烈爱好，实际上可以视为是对此前对传统文化一概否定的一种强烈反弹，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不重视传统文化，有可能带来一定的风险！总而言之，科学传播必须端正态度，这样才能够化被动为主动，才能够努力避免因态度不端正导致的“站位”不准造成的科学传播失误乃至科学传播行为主体的不能行稳致远。

提升能力，从正、反两个方面，多种维度来吸纳必要的养分，以增强自己“站位”的本领。

这里所说的“正、反”两个方面其中“正”的一面是指有字的和无字的相关载体所承载的相关有益经验。所谓“有字的材料”中的“字”乃是一个比喻用法，既包括以文字作为载体在报纸、杂志、图书上刊登的可资借鉴的相关文字经验，特别是领袖人物的言论和名人传记等，也包括以电波作为介质的广播、电视媒体中播放的相关内容，还包括以赛博时空为介质刊播的相关经验，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这些载体所承载的这些经验都应该作为可资借鉴的养分加以认真吸纳领会揣摩。除了这些有“字”的材料所承载的内容以外，要提升自己科学“站位”的能力，还必须提升自己从“无字的材料”中汲取正面养分的能力。这里所说的“无字的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古人所说的“行万里路、交八方友”，就是一切没有呈现在“书本”等有形载体上的经验，这些往往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或不宜言传的经验和呈现在“书本”等有形载体上的经验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有很多正面的经验，往往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或者不宜言传的。所谓“从反面汲取养分”是指通过从前人以各种方式记载下来的失败的教训中吸取教训，或者自己从在现实生活中感悟到的前人或者同时代的其他人因为没有科学站位所导致的失败教训中吸取教训，这些对于提升科学“站位”能力也是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前车之覆，后车可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从反面汲取相关养分，无非也是“从有字处读书”和“从无字处读书”两种路径。总而言之，只有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上述种种路径来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才有可能不断提升自己科学“站位”的能力，避免重走别人走过的不成功的老路，重蹈别人的覆辙，做到吃一堑长一智，别人吃堑，我长智！当然，在汲取相关养分时，无论是从正面汲取养分，还是从反面汲取教训的时候，都应该有一颗辩证思维的头脑，不能“死读书，读死书”，而应当充分地认识到无论是以有“字”的形式，还是以无“字”的形式承载的相关内容，无论这些内容是记载的前人的经验教训，还是同时代的其他先行一步者的相关经验和教训，都各有其具体的时间、地点、场合，不能也不应盲目照搬。当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之所以最后不能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盲目照搬苏联的经验，不加选择地运用到中国，没有经过任何本土化的改造，结果，使得红军和中国革命都遭遇到了极其严重的危机。应当说这方面的教训还是非常深刻的！

妥善地处理好“小我”与“大我”之间的关系，不断提高自己的科学传播“站位”水平，以努力避免科学传播过程中的失误。

科学传播是由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小我”来完成的。这些“小我”虽然每个人都“寸有所长”，但是也都“尺有所短”，这一点是无庸讳言也不能讳言的。要避免科学传播过程中因为“站位”高度不够导致的传播失误，就有必要妥善地处理好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小我”与“大我”之间的关系。要充分认识到“大我”既是“小我”传播的背景和语境，同时，更是“小我”进行科学传播的目的和动机及归宿。那么，具体应该如何妥善处理好“小我”与“大我”之间的关系呢？应该说，路径有很多。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要努力避免片面、孤立、静止地进行科学传播，所谓“片面的科学传播”，是指相关行为主体没有把自己的科学传播与自己所在的社会、民族、国家的具体语境及需求联系在一起，往往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是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没有看到问题的整体，没有对所要传播的对象进行科学全面的把握；所谓“静止的传播”，指的是没有建立动态的观点，相关行为主体往往认为自己的科学传播就是代表了终极真理，没有认识到真理都是相对的，并不存在着绝对真理，人类永远都只能无限趋近和逼近真理。发现真理、传播真理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能也不应墨守墨守成规、固步自封、画地为牢。从“传播伦理”的角度来说，要妥善地处理好“小我”与“大我”之间的关系，就要至少遵守以下各种伦理：一是政治伦理，二是社会伦理，三是历史文化伦理。毋庸讳言，政治是非常重视伦理的。中国政治一向遵循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样的政治伦理，作为“小我”的个体传播者，在进行传播的过程中就有必要时刻谨记这些政治传播伦理，自觉地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同样的道理，社会也是有伦理的，这个伦理主要就体现在一些公序良俗上，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一定的约定俗成的“潜规则”来规范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比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并渐呈燎原之势，如何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规避“信息时代的道德风险”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和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就曾经非常语重心长地要求“要整合多学科力量，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14]；所谓历史文化伦理，是指由于“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而造成的“过化存神”，从而形成的图腾与塔布，或者用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话说，就是相应的历史文化潜规则。以中华民族为例，这些“潜规则”包括但不限于仁、义、礼、智、信，长幼尊卑有序，忠于家庭、忠于民族、忠于国家，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等等，这些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都是应该而且必须时刻谨记的，只有认真遵守并严格践行这些历史文化伦理，才有可能确保站位时的高度，从而避免在科学传播过程中出现因站位不高而出现的失误。

在“甚解”和“精传”上下工夫，努力提高自己的科学传播过程中的“准度”，以尽可能避免因为站位不准而出现的科学传播失误。

“好读书不求甚解”，这是陶渊明说过的话，有人因为喜欢陶渊明所以爱屋及乌（当然也有别的原因），往往就把“好读书不求甚解”当作自己不对所“阅读”的“阅读客体”进行准确理解的托词，这是不对的。那么怎样才能做到“甚解”呢？笔者认为“甚解”就是要对所“阅读”的“阅读客体”做由浅入深、由表及理的一番解读。仅以阅读书面材料为例，就要既要看到单个字词的含义，也要看到整个句子、段落，乃至整篇文章的含义，就是要将一个字放到一句话中，把一句话放到一段话中，把一段话放到一篇文章中乃至一本书中来加以解读。“甚解”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要从字面的表层含义，看到它的深层含义，古人所说的“春秋微言大义”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所谓“精传”就是要在两个“提炼”上下工夫，这里所说的两个“提炼”，一个是指“基本提炼”，一个是指“附加提炼”或者“增值提炼”。所谓“基本提炼”，就是指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相关科学传播的过程中要在字、词、句、段、篇上下一番提炼的功夫。所谓在“字”的提炼上下工夫，就是指“练字”，对所创作作品所用的文字进行必要的提炼和推敲。这方面中国古人留下过很多佳话，唐代的贾岛原本并不是一流的诗人，但是他却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他在写一首诗的时候，因为使用一个字苦苦琢磨不已，无意中甚至冲撞了当时的长安地区最高行政长官韩愈，结果二人在一起反复琢磨，最后决定放弃“推”字，使用“敲”字，并且因之留下了“推敲”这个佳话，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因为中国古代“字”与“词”往往难以截然分开，所以，我们不妨将“炼词”和“炼字”视为同一回事。说完了“炼词”和“炼字”我们不妨再来说说“炼句”，所谓炼句可以和“炼段”“练篇”放到一起说，这几种“炼”其实都是强调在把字词组合成句子的时候要做千锤百炼的提炼，比如说不同的短语组合成句子，不同的单句组合成复句，如果语序不同，有可能会造成并不完全相同甚至截然不同的传播效果。这方面古人也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据说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曾国藩率领他临时组建的湘军去与太平军作战，一开始的时候，几乎每打一次仗都以失败而告终，可谓是“屡战屡败”！如果将这四个字如实地写到奏折里面上报给皇帝，估计定会引发皇帝的龙颜大怒！曾国藩手下的一个幕僚对这四个字做了一番有意思的提炼，最后上报给朝廷的奏折中还有这四个字，却不但没有使皇帝龙颜大怒，反倒使皇帝龙颜大悦，奥秘在什么地方呢？奥秘就在于这位幕僚下了一番“炼句”的功夫，将这四个字的排列顺序做了一番巧妙的调整，将“屡战屡败”调整为“屡败屡战”，这样一调整，一个字一个词都没有增加或减少，但所表达出的意义却完全不同了：前者“屡战屡败”，彰显的是曾国藩的无能，而“屡败屡战”则彰显了曾国藩及其团队不顾危险“霸得蛮”，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也要和敌人斗争到底的勇气、态度和决心，自然会使皇帝龙颜大悦了！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炼句”乃至“练篇”的重要性；所谓“附加提炼”或者“增值提炼”是指提炼创意、提炼智慧、提炼思想。创意也是需要提炼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好提炼创意的工作呢？笔者认为有必要做好“加减乘除”。我们不妨先来说说“做减法”。所谓“做减法”，是指要在反复比较调研的基础上，大胆舍去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包括但不限于不可能的东西、做不到的东西、不现实的东西等等，这些东西在某时、某地可能是有用、有益的。但是在此时、此地却是不合适的，所以有必要大胆做减法予以减除；所谓“做加法”，就是在反复比较思考的过程中增加一些新的可行的有益于现实的乃至有益于长远的东西；所谓“做除法”，是指要尽可能地“寻找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在各种有可能的创意中，各种表面不同的创意中寻找它们的最大公约数；所谓“做乘法”，是指要充分借助乘法的“放大效应”，最终寻找到有可能会带来“放大效应”的创意，以便服务于自己的精准传播工作，努力提高自己科学传播的精度，从而避免因为精度不够而导致的站位不准造成的科学传播的相关失误；所谓“提炼智慧”与“提炼思想”，是指要妥善地处理好“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的关系。“异中求同”是指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科学传播的过程中不能脱离主流价值观的要求，要尽可能找到与主流价值观的共同点。但是，科学传播毕竟是一项智力劳动，在进行科学传播的过程中，还必须做好“同中求异”的工作，也就是要想方设法使自己成为与众不同的一个。要充分认识到“通往罗马的路不止一条”，“两点间最近的距离并不一定都是直线”，“只要是能够过河，无论是架桥还是造船，都是可供选择的方案之一”等名言的深刻含义，一句话，就是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做好提炼智慧与思想的工作，从而确保在科学传播过程中的准度，避免因准度不够导致的站位不准而造成的科学传播失误。

注释：

[1] The Scienc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II: Summary of a Colloquium.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4. https://doi.org/10.17226/18478.

[2] 《蚂蚁集团上市前夕被约谈，背后隐藏的含义是什么？》，搜狐网，https://m.k.sohu.com/d/493896931，2020年11月3日。

[3] 《马云：中国金融没有系统性风险》，腾讯网，https://v.qq.com/x/page/l3163ztrj9i.html，2020年10月25日。

[4] 《蚂蚁中高层会议：重新上市至少推迟半年；美股收涨，阿里重挫逾8%》，搜狐网，

https://www.sohu.com/a/429359995_227348，2020年11月4日。

[5] Science audiences, misinformation, and fake news Dietram A. Scheufele and Nicole M. Krause, PNAS, 2019, 116 (16), 7662-7669;

https://doi.org/10.1073/pnas.1805871115

[6] 杨丙德：《科技类图书的政治性问题》，《新闻出版交流》2003年第6期。

[7] 《上海一公司广告未完整展示中国地图被罚款100万》，《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5日。

[8] The changing uses of accuracy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J]. Hansen A.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16, 25(7):760-774.

[9] 周苗苗：《南京分院组织召开2017年科学传播工作会议》，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官网，

http://www.njb.cas.cn/ddjs2016/gzdt/201712/t20171209_4910531.html，2017年12月8日。

[10] 《湖北扶贫干部与女贫困户结婚：一来二去便熟悉起来》，环球网，

https://www.sohu.com/a/241632815_162522，2018年7月17日。

[11] 《“低级红””“高级黑”的十种表现及防范应对策略》，《九江日报》2017年3月7日。

[12]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the issue of trust. Weingart, P. and Guenther, L. (2016). JCOM 15 (05), C01.

[13] 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伦理”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6%E7%90%86/538。

[14] 曾建平：《信息时代的伦理审视》，《人民日报》2019年7月12日。

（文章选摘自《教育传媒研究》2021年第2期 ，作者系北京教育新闻中心策划编辑、中国数据新闻大赛组委会副秘书长张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