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播的科学近年来成为一些研究人员甚至是实践者致力于追求的目标，尤其是自2012年美国科学院组织的第一届科学传播学亚瑟·M.塞克勒研讨会之后，一系列以“科学传播的科学”为标题的论文和著作开始陆续出现。

应该说在科学传播的研究与实践中，学术界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模式和模型，比如缺失模型，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与社会、公民科学等，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出科学传播的科学呢？

我们经常说科学传播，或者在国内更多提及的科普，它不是“小儿科”，而应该是“全科”，它不仅仅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科学。藉此，我们应该力求找到这种科学背后的逻辑。因为如果科学传播是一门科学，那么它就必须要有理论基础，当然目前来说，它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其他不同的学科，或者说它借用了其他学科的一些理论和模式，比如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甚至还包括政治学等等。因为科学传播传播的是科学，所借助的方式是传播，所以它具有很强的交叉性。同时，研究和讨论科学传播的科学，其目的不外乎致力于推动基于科学的科学传播。

在一篇题为《科学传播下一步路在何方？有前途的方向与挥之不去的干扰》的文章中，科学传播研究者马修·尼斯比特和迪特姆·舍费尔认为好的科学传播要以几件事为基础，二位作者特别提道，“数据应该打败直觉”以及“有效的科学传播不是猜谜游戏，而是一种科学”。这也就表明，如果让科学传播变得有效或者说发挥出应有的效果，那么科学传播实践人员就不应该依赖于直觉来从事这一行为，而是要以扎实的数据分析而得出的结论为指引，否则科学传播真的有可能会变成“猜谜游戏”。

2017年，一部名为《科学传播的科学牛津手册》的大体量研究著作出版，它集结了数十位研究科学传播的科学的学者，分别从不同方面探讨了科学传播的科学这个议题。纵览全书以及三位主编的访谈，我们可以发现，科学在当前的环境下不会也不能自说自话，所以科研人员要参与到科学传播之中。但是这种参与不能单凭“热情”，也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也就是说，科学传播不能依赖于直觉，它要有理论支撑。所以提倡科学传播的科学就是为了推动基于科学的科学传播。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一个问题，那就是理论研究与实践之间的隔阂。正如诺丁汉大学的科学传播专家布里吉特·内利许在一篇博文中写的那样：“在告诉科研人员该如何去传播，传播什么，以及为何传播，学术圈开始繁荣起来。对这些领域的研究开始激增。然而不幸的是，这些研究的结果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科研人员不会去看的学术期刊中，而且其语言也是科研人员可能不会真正理解的。因而在那些仍然从事传播的人与那些想告诉他们如何传播的人之间存在着某种隔阂。” 所以，推动基于科学的科学传播仍然需要把理论成果与实践衔接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传播的科学不仅仅需要研究人员开展更多的研究，生产出更多的以证据为基础的指导如何开展科学传播的可行性建议，以尽量杜绝或者降低“直觉”对科学传播的影响，而且这些研究所产生的成果也应该通过一定的方式传播给从事科学传播实践的人，这样才能发挥其最大的效用。因为未得到传播的研究实际上是未完成的研究，这句话不仅仅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也应该适用于对科学传播所开展的研究，或者我们可以说，科学传播的研究成果也要从“不发表就出局”转向“不传播就出局”。因为只有这些成果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与应用，我们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科学传播的科学推动了基于科学的科学传播。（文章内容来源于“科普时报”强国号，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王大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