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客观主义视野中的科学传播研究

聚焦科学实践的新客观主义强调，应由个体认识论转向群体及社会认识论，科学或科技是可认识与可运用的社会性知识，这一新视野为科学传播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基点。作为科学哲学历史主义旨趣的延伸，社会认识论等将科学认识的主体从个体或抽象的认识主体拓展至包括科学共同体在内的相关认识群体，认为主体间可通过具有公开性和批判性的讨论达成的共识以落实客观性。由此，科学的客观性不再被简化为表征某种既定实在的绝对主义的或非时间性的主张，而是相关认识群体参与构建的产物，具有共识性、情境性（语境性）与历史性；社会价值因素不再是外在的和为科学实在论与客观性辩护的障碍，非但不会导致相对主义，反成为相关群体形成科学认识与型塑客观性不可或缺的内在语境要素；立足相关认识群体这一社会性概念，科学不仅是可认识而且是可运用的社会性知识。更重要的是，在当代科学传播范式由“科学素质”“公众理解科学”到“公众参与科学”的转换中，新客观主义及其社会认识论使我们得以从可认识与可运用的社会性知识等全新维度把握科学在科学传播中的本质。

纵观国内外科学传播研究，主要聚焦于科学的传播范式、传播模型、传播媒介和传播案例研究，随着科技时代的来临，呈现出多视角叠加、凸显公众逆向参与和文化际对话等基本趋势，在理论上取得了一系列新发展。其中，至少有二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公众理解科学内涵的拓展。自20世纪80年代的《博德默报告》发表以来，科学传播的核心概念是“公众理解科学”，其内涵已拓展至“公众理解科学、技术与工程”和“科技与社会”，以强调通过公众理解实现公众对话与公众参与。二是相关研究的多视角展开。以国内研究为例，在研究领域上，存在“科学普及”“科技传播”和“科学传播”三种旨趣不尽相同的并行竞合范畴，体现了不同的科学观、理论路径和实践导向；在研究成果方面，不仅在公民科学素质等科普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还透过科学文化层面的反思、对话和重建对科学与反科学、科学与性别、转基因和纳米等新兴科技的传播、地方性知识等展开了讨论，并在实践层面对科学共识会议等公共混合论坛进行了试验性探索。

尽管科学传播研究取得了重要发展，但由于科学传播属于一种异质性的广义科学实践活动，相关研究尚未提出具有整合性的理论基础，其中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是没有形成一种面向科学传播的科学观，而造成此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科学观的运用与研究脱节。虽然国内外科学传播理论已经从静态的模式逐渐进入对异质性参与者的研究，相关学科呈现出互涉性日益增强之势，但科学传播理论中蕴涵的科学观一般采取的是“运用”或“批判”等外在性立场，与科学哲学、科学史及科学技术论中出现的新科学观研究脱节。新客观主义及其社会性的知识观实际上可以为科学传播提供一种可全面关照其异质性实践的整合性科学观。近年来，对客观性、相对性等元科学和元知识概念的再思考日益成为科学哲学、科学技术论的研究热点，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如帕多瓦尼等主编的《科学中的客观性》（2015）、富勒的《知识：历史中的哲学追问》（2015）以及《哲学分析》（2015（6））刊载的朗基诺的论文《重新认识证据和不完全确定性》、黄翔的评论文章《以科学实践为中心来探讨客观性》等。在国内，随着相关译著的出版，“科技风险与科学传播”“不确定时代的知识与公众”“科学、真理与民主”以及相对性与客观性等议题开始得到较为深入的讨论。这些基于新客观主义的科学观展开的以科学实践为中心的反思与探索为科学传播研究开拓了一种面向“真科学”的新进路。

立足新客观主义，可以将科学传播视为一种多相关认识群体共同参与的社会认识或获得社会性知识的过程，这样既可以从根本上克服科学传播的传送者和接受者的线性模型的局限性，更有助于消除科学家与外行、专家与非专家之间的两极性；同时，使我们可以在社会认识论的层面在适当的批判精神和对认识权威的公共承认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进而从权威认识的非完全确定性、相关认识群体、传播的情境化、传播内容在不同情境之间的转换等方面入手，透过客观性在科学传播中的复杂内涵把握科学传播的认识论与知识生成图景。毋庸置疑，以新客观主义及其社会性知识观这一新的科学观为切入点，可以重构面向异质性科学传播实践的理论基础，进而形成一系列有价值的科学传播理论生长点。

其一，新客观主义的科学观研究。首先对当代科学哲学与科学技术论中的客观性的内涵分析，即透过哈丁、朗基诺、富勒等人的相关工作，对历史主义之后的科学哲学和科学技术论中关于客观性的分析进行系统的梳理与理论重构。其次，从历史认识论角度进一步挖掘客观性在近现代哲学与科学思想史中的源流与脉络，既令其精神气质得以彰显，又使当代科学哲学与科学技术论中对客观性的再认识的必然性得以合理的说明。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进路包括法国的与科学史结合的科学认识论传统、作为科学哲学历史主义余绪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相结合的传统（如加里森等有关客观性的科学史研究）等。再次，由社会认识论的维度对科学共同体实现和维护客观性的群体认识论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主要从个体认识论与群体认识论的差异入手，探讨在寻求群体知识的客观性的过程中，科学共同体如何形成主体的客观化保证机制——由此揭示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社会价值对认知结果的影响，使研究对象通过公开的探究机制获得并维持客观性。同时，在信息文明的当下，“对人的生存方式上所进行的‘信息大于物质’的理解，最终还会被提升到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上，形成了基于信息价值观的新人本观”^［5］。最后，探讨客观性在不同共同体之间的迁移与重构机制研究，可借助边界物、交易区等概念使科学研究的对象和科学知识对于不同相关认识群体客观性的差异与关联同时得以凸显，进而通过知识与情境的相似及其相对于不同群体的可靠性把握客观性的丰富内涵。

其二，科学传播的中层模型研究。从新客观主义的社会知识论与社会性知识观所蕴涵的新的科学评价标准出发，构建起一套具有实践解释力的科学传播中层理论模型——包括 “相信”“质疑”“辩护”“选择”“接受”“信赖”“纠错”等，以此超越“缺陷模型”“内省模型”“民主模型”“思想市场模型”“良序模型”和“混合型论坛模型”等的不足或使其精致化的途径。相关研究无疑会给科学传播研究带来全新的以实践导向的理论分析工具，将这些工具运用于案例研究，有助于提升理论分析的精准性和实际对策的针对性和可行性。

其三，科学传播的反观性研究。从社会认识论和主体对社会性知识的吸收同化的维度出发，反观科学传播中的信息选择机制对科学传播的客观性的形成过程的影响，由此深入探讨“程度”“关心”“兼容并蓄”“认知分工”等态度性的信息选择机制的内涵与作用机理，并通过具体的科学传播案例，分析这些机制的不同组合在科学传播的客观性形成过程中的影响模式及其局限性。此外，聚焦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科学知识在复杂社会结构中传播过程，深入剖析包括传播者和公众在内的相关认识群体所运用的信息选择机制及其局限性，进而探究相关瓶颈问题的应对之道——如柯林瑞奇两难等信息选择悖论导致的信息选择难题及其化解方法，不同群体基于团体思维的偏见形成机制、偏见之间的冲突以及对应的消除机制等。

其四，科学传播的元策略研究。一方面，在哈丁、朗基诺、莱西（Hugh Lacy）等人有关社会价值、认知价值和公正性的关系的研究的基础上，从社会认识论与社会性知识的角度，系统探讨包括科学传播在内的科学活动中社会价值与认知价值相互渗透的可能性，进而从探寻具有社会可接受性的认知价值的科学传播策略，并研究科学传播中公正性与客观性的冲突方式与可能的兼容机制。另一方面，在富勒等有关主动性、预防性和脆弱性研究的基础上，从社会性知识或群体共识维度，探讨科学传播如何同时面对生态等全球问题、知识的不确定性及基于创造的无限可能性所带来的复杂性的挑战，以此探寻兼顾客观性、公正性和人类未来的可接受性的基于价值整合考量的科学传播策略。

概言之，通过对科学哲学与科学技术论中的新客观主义的内涵的分析，从社会认识论和社会性知识的维度剖析客观性内涵与生成机制，进而在新客观主义的视野中展开科学传播的中层模型研究、科学传播的反观性研究和科学传播的元策略研究，使科学传播的理论得以建立在可能融贯社会价值与认知价值、兼具客观性与公正性的广义客观性之上。

参考文献

［1］［美］迈克尔·德维特．实在论与真理［M］.郝苑，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10－11．

［2］［美］埃德温·阿瑟·伯特．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M］．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12：3．

［3］［美］卡斯滕·哈里斯．无限与视角［M］.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14：44．

［4］Flavia Padovani，Alan Richardson，Jonathan Y Tsou（eds．）．Objectivity in Science：New Perspectives fro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M］．Springer，2015：4－6．

［5］肖峰．信息大于物质：信息文明的价值取向［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12．

（文章选摘自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作者系段伟文（男，湖南新化人，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科学哲学研究）、黄时进（男，湖南长沙人，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科学传播、科学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