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学史研究立场的转变对科学传播的影响

科学史研究立场的转变带来新的科学观和科学传播观，也带来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这不仅为科学传播理论的突破和发展提供了支撑，也间接促进了科学传播中对公众角色及科学与公众关系的理解发生深刻变革。

1.科学史编史纲领的多元发展对科学传播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后库恩时代的学术思潮逐渐对科学史研究领域产生深刻影响，传统科学史中的实证主义科学观、进步主义科学史观、西方中心主义等叙述框架受到强烈冲击，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人类学、修辞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学术思想和方法纷纷进入科学史视野，导致科学史研究立场发生转变，并尝试建立起新的编史纲领。

例如，人类学进路的科学史研究“用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看待科学，把科学看作地方性知识……体现了对‘他者’的关怀，突破了一元的、普适的科学概念，使科学史研究呈现出一种丰富且更加接近真实的图景”；修辞学进路的科学史“着重于探讨从文本中体现出来的一种科学观点在研究、交流、发表、传播等一系列过程中为了得到受众的认同而进行的修辞行为……增加了对于科学从修辞中体现出来的各种社会因素对于科学建制、科学文本书写方式、科学知识等方面的塑形作用，使科学史更加贴近科学实践”；女性主义科学史“以恢复被传统科学史研究所忽略的女性‘他者’在科学历史上的地位为目标和己任……批判和反思科学及其相关规范、制度等对妇女的限制和歧视……以社会性别作为基本的分析视角和分析维度……批判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科学观”。

这些编史纲领下的科学史研究为科学传播带来科学观和科学传播观的突破和变革，同时也为科学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分析视角和分析方法。人类学进路的科学史对地方性知识的强调为科学家和公众关系的重构提供了理论来源；修辞学进路的科学史为科学传播中的文本分析特别是隐喻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女性主义科学史将性别的社会建构因素带入科学传播领域，直接影响了科学传播与性别的研究。

科学史编史纲领的多元发展带来新的观念、视角与方法，能够为科学传播研究突破原有的理论模型，在更加开放、平等、互动的意义上进行科学传播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和有效的实践手段。

2.科学史研究立场转变对理解公众角色的影响

公众角色即公众与科学、科学家的关系，以及公众在科学传播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是科学传播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早期的科学传播研究中，关于“公众”有两个共同的基本假设：一是公众对科学一无所知；二是公众有了解科学的愿望。即公众是蒙昧无知的，并具有“天然的好奇心”。大量的科普读物、科学博物馆、展览会、科学秀、科学电视节目、科学戏剧，都将公众看作天真的旁观者，传达、强化公众对科学的着迷、震撼和赞美，公众被明确地看作科学的崇拜者和消费者。基于这两个假设，公众与科学的关系被称为“线性模型”。即科学家被视为真正的科学知识生产者，媒体担当译码者的角色，把知识“解码”成通俗易懂的语言，以便向更多的公众传播。而公众只是被动的接受者，是几乎没有权力、整齐划一的群体。科学家、媒体、公众构成固定单一的线性关系——传播者、媒介、接受者。杜兰特(J. R. Durant)等人对“线性模型”进行了这样的概括：在严格按照“线性模型”进行的科学传播中，科学家是信息来源，媒体是输送通道，公众是最终目的地。

“线性模型”内含一种强烈的等级差异。它预先设定科学知识与日常知识有明显区别，科学知识由于其特有的理性而优越于普通的日常知识，并成为复杂的代名词，而公众所拥有的日常知识由于所谓的简单和感性而被忽视。在这一模型中，信息呈单向流动，即从知识的生产者流向知识的接受者。科学为公众设定了所要追求的基本标准，科学家作为公共领域的专家具有垄断地位。因而，科学、科学家与公众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是不平衡、不平等的。在“线性模型”下，科学传播被降格为“解码”的过程，大量理论方面的思考集中于：传播媒介及其在结构上的局限，语言对于科学知识的影响与制约。

与“线性模型”类似，另一个曾经在科学传播领域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著名理论模型是“缺失模型”。“缺失模型”在继续“线性模型”关于“公众是对科学无知的”假设基础上，还特别强调了一个关于科学的假设：科学知识是正确无误、没有异议的知识体系，科学在本质上是客观、理性、崇高的事业。所以在“缺失模型”看来，应该而且必须让公众学习、理解科学知识，并由此产生对科学的积极支持态度。

“缺失模型”在始于1985年的英国“公众理解科学”活动中发展到顶峰。当时人们将科学在面向社会时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于公众对科学知识的缺失，并认为只要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便会获得公众对科学的支持，从而公众和科学之间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科学传播领域乃至包括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科技伦理在内的整个STS学界，“线性模型”和“缺失模型”受到持续的、激烈的批判和反省，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背景、视角、观点出发，尝试建立新的理论模型，来修正和改进。如“与境模型”、“内省模型”、“对话模型”、“公众参与模型”等，都是基于对两种传统理论模型预设前提的质疑和否定，试图重构公众和科学、科学家的关系，以及公众在科学传播中的地位与作用。

就公众角色而言，在早期的科学传播活动中，公众主要扮演着无知、对科学盲目崇拜的被动接受者角色。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核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公众开始对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影响产生了质疑和批判，并要求以评估者的身份参与到相关事务的决策中去。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公众理解科学”活动以获得公众对科学事业的支持为诉求，公众开始扮演科学的“理解者”的角色。进入20世纪90年代，英国“疯牛病”事件、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等一系列由科学技术引发的公共问题大大动摇了公众对科学特别是来自政府的科学建议的信心，公众对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前沿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深感不安。这一时期，科学传播面对的首要任务是重建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具有开放性和互动性的协商、合作、对话和参与成为重要的渠道，公众开始成为科学技术公共事务的参与者。

从接受者到评估者，从评估者到理解者，从理解者到参与者，公众角色的每一次转换，都反映出科学传播的理论和实践的变化。在此过程中，科学史的研究成果也日益进入科学传播领域和公众的视线，公众对科学、科学的历史和科学的本质的看法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与此同时，科学史联合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文化研究等其他学科和领域对科学的批判性研究，也促进了科学传播中对公众角色理解的变化。

四、结语

总体来看，在科学传播理论和实践发展的过程中，科学史研究内容对科学传播的介入和影响主要体现在这样几点：第一，科学史的外史研究使科学传播成为科学史的研究对象，科学史以史学视角提供广阔空间和纵深时间维度的追溯和剖析，对科学传播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第二，综合史研究将科学作为整体置于人类社会中考察，以往被排除在主流科学以外的“公众”重新进入了科学史的研究视野，科学史对此的研究能够为“公众”这一科学传播的核心议题提供理论资源。第三，科学史研究对宏大叙事的超越，对具体事件的关注以及人物传记的研究热点，能够直接促进公众心目中科学和科学家形象的树立和重建；第四，科学史从历史的角度对日常生活技术和物质文化的关注，为科学传播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资源。

此外，科学史的编史纲领及研究立场的转变，能够为科学传播带来这样几点影响：第一，科学史编史纲领的多元发展带来了对传统科学观的批判和反思，并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为科学传播突破原有的理论模型，在更加开放、平等、互动的意义上进行科学传播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手段。第二，科学史研究立场的转变影响了科学传播领域对公众角色的理解。科学传播理论和实践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受到了来自科学史的研究立场和研究成果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得到了科学史研究的理论支持。

在时代趋势和科学自身演变的双重要求下，科学与公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和不可割裂，并成为科学的社会和文化运作中相当重要的维度，因此，科学传播正在并将愈发成为STS学科群一个新的增长点。本文仅仅从科学史研究内容的拓展、转向及研究立场的转变两个角度初步探讨了当代科学史与科学传播的研究交集。实际上科学史凭借独有的史学视角和文理贯通的特点，能够为科学传播带来的影响和意义要比本文讨论的广泛和深刻得多。（文章选摘自《科学与社会》2013年第2期，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讲师 江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