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失语”的人群：被“偷窃”的历史
除了寻找失落在传播链上的知识及其原因，在《植物与帝国》中，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超越也让那些一度被遮蔽的人群重新回归他们在历史中的位置。
当作者发问“是欧洲人经过科学训练的双眼才让他们发现新药的吗？”时，答案其实已经揭晓。她提醒我们，在关注欧洲博物学家——无论是“珍奇柜博物学家”②，还是旅行博物学家——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其他旅行者及其对西印度群岛植物知识的贡献，比如非洲奴隶以及美洲印第安博物家，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尤其是因为他们所提供的信息，欧洲博物学家才找到了后来那些著名的热带药物[1]31-92。笔者也由此想到，与《植物与帝国》中的个案相似，美国历史学者范发迪（Fa-ti Fan）几年前在其著作《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中也对当时参与到英国人的博物学采集活动中的中国人给予了关注，这些当地人的身份各异，从官员到草药商到画师不一而足，与这些当地人的接触与交流是当时英国博物学家在华博物学考察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7]。
不只是在殖民地，在欧洲本土的知识采集活动中也同样如此。例如18世纪欧洲的采药妇女乃至成功的女性医者往往也是医生们收集治疗方法以及药方的信息源，书中尤其提到一位来自英国的史蒂芬斯夫人，她不仅精通医药知识，而且还能制备药方，特别是一个可以治疗结石的药方，其疗效得到验证之后，史蒂芬斯夫人便获得了一笔奖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政府出资买下了她的药方。在法国也有类似的例子。但是正像作者在书中所写，“就算治疗方法最后被采纳并收录在欧洲各种药典中，掌握这些方法的女性大部分并没留下名字，就同西印度群岛上提供药方的大部分本地人和奴隶一样”[1]119。
作为旁证，作者以种痘术在欧洲的应用为例，细致讨论了这些无名者如何在历史书写中被“忽视”，进而被“遗忘”的方式。因为在家庭中的角色，女性在将种痘术引入欧洲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所有关于发现种痘术的叙事都更强调是“有学识的欧洲人将知识从君士坦丁堡传到欧洲”，除了最著名的蒙塔古夫人之外，更多女性在这种叙事中都被简化为类似“摩里亚半岛的希腊妇女”之类的符号。而彼时的英格兰和新英格兰的很多医生都拒绝承认妇女在种痘术上的作用，或者对之加以贬低，或者认为如此重要的手术只有“医术高明的内外科医生”才能操作和掌控。
在英雄凯旋式的科学史书写中，上述人群往往是被遮蔽的“失语”的人群；而通过植物的命名法，这种遮蔽进而得到制度上的巩固。这正是作者在此书第五章“语言帝国主义”中所要分析的内容。自然王国的无序的确需要以某种命名来赋予其某种秩序，而一个作为统一标准的命名法无疑会带来这一秩序，林奈的双名法意义正在于此。但是依然地，事情其实并不那么简单。
林奈在选择用什么人物来命名植物上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这个名录中的人物以欧洲男性植物学家或者他所认为的精英人物为主，比如金凤花在林奈体系中被命名为Poinciana pulcherrima，就是为了纪念一位名叫菲利普·德·庞西（Philippe de Lonvilliers de Poincy）的17世纪法国殖民地总督[1]229。但以《图谱》闻名的梅里安以及其他女性植物学家或发现者则未被包含其中，即使她们在植物考察或研究方面颇有声望。不过并非所有女性都不在林奈的考虑之内，比如有几位出身名门的女性就被林奈选中用以命名植物。此外，尽管有大量的植物学名从当地的美洲印第安语言衍变而来，尽管印第安人在欧洲人的植物发现与采集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但除了一位名叫格拉曼·戈塞（Graman Quassi）的苏里南人之外，再无其他当地人被用以命名植物，而戈塞作为一名被释放的奴隶，其经历颇有传奇色彩。[1]247-254
通过他的命名法，林奈一方面确立了欧洲在植物学史叙事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也确立了一个他所认为的植物学发现史中的（欧洲）精英名录——他用这些精英们的名字来命名某个属，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也就相当于完成了一个林奈眼中的植物“发现”史叙事。而在这样一个植物学及其历史书写中，一旦某种异域植物被纳入这一命名法，也就相当于从其本土的文化语境中被剥离出来，并置于欧洲人所接受的知识框架里，成为欧洲人植物“发现”史的一部分。
英国历史学者杰克·古迪（Jack Goody）在其著作《偷窃历史》（The Theft of History）中写道：“书名中的‘偷窃历史’意指历史之由西方掠取。就是说，根据在欧洲（通常是西欧）的地方尺度上发生的事，历史被概念化并加以呈现，然后强加给世界的其他地方。”[8]这也就意味着以一种欧洲中心的历史叙事呈现世界史，以此观照，林奈足不出户而为植物世界规定的秩序标准，其实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成为欧洲中心的植物学史叙事的基本概念化框架。施宾格在书中也提醒我们说，林奈的分类法与命名体系并非没有竞争者，其最终胜出“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确立和传播时的种种偶然性”，只是当它一旦被接受成为一种标准，人们便很容易遗忘这一偶然性以及历史上曾有过的其他可能性；更进一步地，人们更可能将这种偶然性的胜利视为必然，并心安理得地以之作为唯一合理的选择和知识本身的胜利，而事实上它更像是一种叙事的胜利。因此，作者以林奈为例对命名法的分析，其意义首先就在于指出“科学语言”并非如它看起来的那样中性，同时将一种“被偷窃的历史”重新放回其本来的地方。
四、余论
即使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植物与帝国》一书首先都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因其具有较强的叙事性，且译文流畅，所以对于非学术读者来说也同样易读。事实上，从公众理解科学的意义而言，该书也的确为面向公众解说科学及其历史提供了有益的视野和可供参照的样本。
人文地理学家诺埃尔·卡斯特利（Noel Castree）以“谁定义地理学？为了什么目的？为了谁的利益？”的追问提出了反思地理学在诞生时期的权力关系的必要性[9]。通过隆达·施宾格在《植物与帝国》一书中所做的工作可知，这一追问及反思在植物学史领域同样适用。正如作者已经在书中揭示的，知识的生产、采集到传播及最终被纳入某种知识系统的过程并非只是探索自然的纯智力活动，一种知识体系被广泛接受也并不只是（或并不主要是）知识的胜利，其间充满利益的较量与话语权的争夺。而将科学活动置于其所处的历史情境做出观照是实现上述追问与反思的必要途径。这在目前的科学写作中是较为薄弱之处。
施宾格在书中写到欧洲人带着其固有的理论框架去往异域进行植物采集活动时曾评论说，这些欧洲人只是把“剥离了背景故事”的标本送到了欧洲[1]106。这也使笔者联想到此前看到过的《图谱》的其中一个中译本。像所有博物学绘画图书一样，该书制作精美可人。不过，假如不是因为读了《植物与帝国》，笔者也并不知道梅里安的原书内容比该中译本丰富得多。施宾格在书中提到她之所以会关注金凤花，原因之一就是被梅里安对它的评述所打动，即“梅里安直接将堕胎置于殖民地冲突的语境中，认为奴隶杀死后代是一种政治反抗的方式”[1]129。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图谱》其实并不是一位颇有文艺气质的博物学家的博物绘画集，而具有更深层的文化意蕴，它不仅向我们呈现了苏里南的自然生态，也显示了彼时彼地的殖民地社会生态。但在笔者读到的中译本中，关于金凤花的说明文字就只有一句：“烟草天蛾在孔雀草上，这种被称为‘巴巴多岛之荣’的植物，花朵红里透黄，在法语中的意思是‘小火焰’。”[10]书中其他图画的说明也基本上仅保留了对植物和昆虫的介绍，因此选编该书的主旨看来是要展示西方博物学的成果，呈现那些美好的自然物——假如真是做此考虑，其做法倒多少有点像是施宾格所评论的“剥离了背景故事”的标本展示了。
注释：
①本书所提到的“金凤花”为豆科植物，拉丁学名Poinciana pulcherrima，由林奈于1753年命名。在现代植物学著作中，Poinciana pulcherrima已不常用，而习惯用Caesalpinia pulcherrima这个拉丁学名。
②有关“珍奇柜博物学家”的相关解释可参见《植物与帝国》中文版第16页脚注①。
参考文献：
[1] 隆达·施宾格. 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 [M]. 姜虹，译.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
[2] PROCTOR R N，SCHIEBINGER L. Agnotology：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Ignorance[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3] 罗伯特·赫胥黎. 伟大的博物学家 [M]. 王晨，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4] MCCLELLAN III J E. Colonialism and Science：Saint Domingue in the Old Regime[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5] BASALLA G. The Spread of Western Science[J]. Science，156(3775)，1967：611-622.
[6] 大卫·利文斯通 . 科学知识的地理 [M]. 孟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7] 范发迪. 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 [M]. 袁剑，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8] GOODY J. The Theft of History[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9] 孙俊. 知识地理学：空间与地方间的叙事转型与重构[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10] 梅里安 . 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 [M]. 郑颖，编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
（本章摘自于《科普创作评论》2021年第3期，作者系吴燕，《科普创作评论》特约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