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曾经令人闻之色变的疾病，甚至直到上世纪后半叶，人类对付它的手段仍然捉襟见肘，患者将不得不在长达数十年的病程中忍受身体不断残缺的折磨和被迫与世隔离的伤痛。所幸，20世纪微生物学和抗生素开发等领域取得的进步，已经足以让人类驯服这头曾经躲在黑暗中的魔鬼。战胜麻风病以及由其引起的歧视，无疑是人类20世纪抗疫史中的高光时刻。

千年之前的邪恶之源

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与弥漫型麻风分枝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它可以危害人的皮肤、眼、鼻、肝、骨骼、神经等各个部位。患病后，病人的神经系统、呼吸道、皮肤与眼部会出现肉芽肿，导致患处失去痛觉感知，常造成四肢反复损伤而需截肢，也可能出现虚弱与视力变差的症状。麻风病主要经由飞沫传染但传染性其实非常弱。感染初期患者不会出现症状，且潜伏期可达5至20年。

麻风病在世界上有数千年的流行历史，早在公元前2400年前，埃及的纸草书中就有关于麻风病的记载；公元前1400年的印度梵文经典中出现了“麻风”一词；在中国古代，有关于殷末周初时期（公元前1066年）的记载，说 “箕子漆身为厉（麻风）以避杀身之祸”，可见箕子的病是装的，但是当时麻风确实已经在中国出现了。在隋唐时代，已出现麻风病院，名曰“厉人坊”。宋代时苏东坡“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猛士兮，守鼻梁”一句调侃，正是借刘邦诗句嘲患麻风的朋友刘叙。

因为当时麻风病造成对人身体的摧残是不可治愈的，一句“沾麻风了”足以让亲戚朋友逃窜十里之外。建国以前，麻风病无法治疗，对于这种得了“不治之症”的患者，除了同情，更多的是残忍的杀戮。官衙对麻风病人采取驱逐、活埋、火烧、枪杀等手段，让人们更加惧怕麻风病，因为得麻风病在当时成了一种被处死的“罪行”。

暴露在阳光下的麻风病

19世纪后期，欧洲医学科学家就明确指出，麻风病是一种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传染性疾病，也就是说，此时的科学家们已经为麻风病正名，这种疾病并非宗教所说的“天刑”或“因果报应”，人们开始逐渐理解麻风病人染病不幸。

后期国内外的研究数据显示，麻风病的传染性和发病率较低，超过90%以上的人对于麻风杆菌具有天然的免疫能力，并且与麻风病人密切接触的家庭成员发病率也不高，85%以上的家庭未见第二例麻风病患者。

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科学家研制的砜类药问世，开创了麻风化疗的新时代。1940年后期，医务人员发现，口服氨苯砜可以有效杀灭麻风杆菌，大批的患者得以痊愈。到了8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推行联合化疗治疗麻风病，从那以后该病能够治愈，人们逐渐从无谓的恐惧中走出来，患病者积极接受诊治。此后的20年中，全球麻风病患者数量下降了95%，麻风病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线焦点。

不仅要战胜疾病，更要战胜歧视

新中国的麻风病防控、救治工作起始于50年代初期。1950年，中央卫生部提出要扶助麻风病人，给予他们生活救济。之后的两年，卫生部在多所医学高校开设了进修班，大力培养麻风病防治专业人员。但是人们对于麻风病人的歧视依然存在着，虽然帮扶的口号响亮，大多数人还是没有办法接纳麻风病患者。

他人异样的眼光导致麻风病人心理受到伤害，以及部分地区麻风病人集中的形势严峻，这也就是麻风村建立的重要原因。麻风村集中了麻风病人，在隔离救护的同时控制了病情蔓延。麻风村收治的病人逐渐增多后，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集体，这其中大多为年轻的壮劳力。因此病人中的共产党以及生产积极分子组成了党支部，人们兴修水利、开垦农田、植树造林，病人们在治病的同时干回了自己的老本行，村里裁缝、铁匠、理发等各个行业的人都有，在组织之下积极劳动，重获信心，走上了自给自足的道路。

人性之爱浇灌的岛

英国作家维多利亚·希尔洛普第一篇长篇小说《岛》，讲述了希腊克里特岛上以佩特基斯家族为代表和麻风病抗争的故事。佩特斯家族由绝望到重获希望的挣扎，从痛苦到光明的不懈寻找，让人们看到了悲凉生活中的希望，而洗濯污秽浇灌温暖的，是人伟大的爱。

佩特斯家族祖孙几代人，第一代伊莲妮生活被麻风病摧残，第二代玛丽娅生活被摧残但终于重生，第三代索菲亚在亲人遭受病痛时引以为耻但最终在女儿的牵引下回归家乡，第四代阿丽克西斯从上几代人的故事中获得启发，找回自我。

这个家庭在疾病中的挣扎，就是当时社会麻风病患者及亲属的缩影。有人坚强的抵抗，散发着人性光芒；有人却逃避隐瞒，疾病还没有到来就已经被吓跑，可以看到人性黑暗面的懦弱。“小岛”是悲剧开始的地方，但在小岛上积极配合治疗的人们安居乐业，最终战胜了疾病，重新回到了家人身边。这样“黑暗”的小岛，最终竟成了世外桃源。（文章内容来源于科普中国，作者系陈书蕊，名古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