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科幻多种多样的定义反映了人们对科幻中的“科”与“幻”以及二者关系的不同理解。通过回顾英美对科幻的定义以及有关争议的发展历史，发现科幻定义的变化往往伴随着人们对科幻在社会文化中所处位置的重新定位与想象，并且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科”与“幻”之间持续变动的边界对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科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科幻小说；科幻定义；科幻史
近年来，随着国内科幻热的兴起，对科幻的研究也相应地成为热点，但其中仍然存在不少空白点，对科幻史的编史学研究就是其中之一。就像科学哲学对科学之定义或“划界”的突出关注，虽然至今仍未能找到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定义，但研究者对定义科学仍乐此不疲，对科幻的定义也是如此。如果说对科学的定义与科学史的研究关系密切，那么对科幻的定义作为科幻编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既是科幻史研究的重要前提之一，也对人们在当下更好地理解科幻、理解科幻史、理解科学、理解科幻与科普之间的关系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科幻定义自身的丰富性和差异性构成了文化史中的一种特殊现象，而定义的分歧往往伴随着相关的重要科幻论争。在文献调研中，笔者搜集到至少108条对科幻的定义，历史上众多科幻作家、编辑、评论家、学者都曾试图为其下定义。现实中，判定被归到“科幻”类别下的作品是否是“真正的科幻”，也是众多“科幻迷”热衷讨论的话题之一。
科幻的定义随着科幻自身的变化而变化，科幻的发展也与定义的出现以及作家们是否遵守这些定义密不可分。不同年代、不同国家以及不同评论家对科幻的定义的表现形式都有差异。有些定义主张科幻不应违反当前已经确定的科学认知，有些则认为它应专门挑战静态的科学范式；有些定义通过限制性条件为其制定规则，有些则力图为已被认为属于科幻的作品提供尽可能包罗万象的描述。面对科幻定义的“海洋”，有人发出“如果你问科幻小说是什么，那么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的感慨，也有人从未放弃寻找多数人认可的唯一解答。
在现实中，没有唯一确定的定义或许并不会影响科幻的具体创作实践，但不同的定义反映了人们关心的是科幻的何种层面，以及对于科幻乃至科学的特殊理解。围绕科幻的定义，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层面。一是对定义的汇总、梳理与分类。二是沿科幻史与科幻批评两个方面推进的对定义的补充或修正，但也存在一种未经反思的学术信念，即我们最终可以得到一个唯一确定的或在历史中渐趋完美的定义。事实上，科幻的定义并非总是遵循线性的进步观，它不仅提示着历史的脉络，需要在历史的剖面上展开，其自身同时也是新的角度与视野中的历史。三是对定义科幻此行为本身的反思，对定义行为本身的解构虽暂时搁置了各方的不同立场，但在这种历史叙事中却隐含了对争议以及问题实质的回避倾向。
从某种程度上看，科幻定义必然是一个充满争论的场域，有关科幻定义的争议本身便是其历史中难以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20世纪，英国、美国长期占据了定义科幻的话语霸权，并且至今仍然在影响着多数人对于科幻作品的想象。英、美两国对科幻的定义在具有显著差异的同时，其论争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有助于提供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来重新思考国内科幻史上的某些争议，以便对科幻与科普的关系得出更加全面的认识。本文的意义在于提供一种对于不同观点以及争议本身的反思：科幻的定义与争议如何产生、为什么产生，从中能够得到哪些启示，以便更有思考地撰写科幻史并深化对科幻与科普的关系的认识。由于历史上科幻定义数量过多，无法在此一一列举，笔者将以兼顾不同历史阶段并对核心代表类型进行分类的方式对英、美科幻定义和争论进行分析讨论。
1 定义科幻的早期尝试
1.1 科幻作为文学类型如何在历史中被“发明”
科幻史家历来对科幻的起源有着不同的看法，至今未有定论，但科幻真正成为一种专门的文学类型和出版类别开始于美国的科幻杂志编辑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对此学者们并没有太多争议。虽然在此之前，曾有作家试图定义类似的文学作品种类，但都未曾产生较大范围的影响。如詹姆斯·冈恩（James Gunn）所言，“在根斯巴克之前，我们只有科幻小说，在根斯巴克之后，我们有了科幻小说类型”。当人们站在今天回溯科幻史时，许多被追认为科幻鼻祖的作品在诞生之时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专属名称，作者本人也少有在创作一种不同以往的新的文学类型作品的自觉。直到1926年，在根斯巴克创办的科幻专门刊物《惊奇故事》（Amazing Stories）的“编者按”中，他发明了“科学小说”这个概念，并对其进行了限定：“我所说的‘科学小说’（scientifiction）是指凡尔纳、威尔斯和爱伦·坡那样的故事类型——一个迷人的浪漫故事，融合了科学事实和预言性的想象……这些惊人的故事不仅读来有趣……而且往往具有启发性。它们以一种非常可人胃口的形式向人们提供知识……用今天的科学眼光为我们描绘的新发明的图景在明天是可能实现的……许多伟大的科幻故事注定在成为历史之后才引起人们的关注……后人将指出他们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不仅在文学和小说方面，而且也在社会进步方面。”
在此定义中，根斯巴克不仅为科幻的文学传统找到了鼻祖，赋予了它兼具科学普及和娱乐大众的双重功能，还特别强调了它能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非凡预见性。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公共教育的发展与公民识字率的提高，美国出现了大量满足大众娱乐需求的廉价纸浆杂志，这些杂志大多粗制滥造、内容庸俗，根斯巴克对科幻定义做出种种限制，也有希望把科幻从那些一般的传奇故事中分离出来的原因。通过为科幻制定规则，并将其放置在一个有文学传统的历史脉络之中，根斯巴克给了科幻小说前所未有的地位和尊严。
需要提及的是，此时科幻的科普功能仅在于普及科学知识，并具有较强的服务现代化的功利主义倾向。根斯巴克在定义中尤为侧重科学事实与预言性，与他对技术发明的偏爱和对未来的乐观主义态度不无关系。作为电气工程师，他曾在卢森堡工业学校和德国宾根的技术学校接受过相关教育，并从事过发明创造、电器推销、创办科学杂志等工作。这些倾向在他所欣赏的小说中同样有迹可循，例如情节多为科学事实服务、危机最终多因发明创造而解除、发明家多为正面英雄形象等。根斯巴克代表了“科幻迷”中的一类人，他们被发明创造的精神所吸引，并为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巨大改变而振奋。随着杂志大受欢迎，根斯巴克的定义被更多人所了解，他的主张也对早期科幻史的框架产生了潜在影响，但与其说他的定义为曾经不被大众理解的一类群体找到了归属，并在“科幻迷”群体中形成了一种技术狂热的潮流，不如说其恰巧迎合了美国社会中蔓延的技术进步主义思潮。
1.2 狭义理解传统的形成与延续
虽然科幻界的重大奖项雨果奖以根斯巴克的姓氏命名，但根斯巴克在科幻史上留下的名声并不太好，他所创造的“scientifiction”一词很快被音节更和谐的“science fiction”取代。《科幻百科全书》中对他所创的“scientifiction”一词的释义是这样的：“现在使用时，通常指由根斯巴克出版的那些笨拙的、以技术为导向的小说；或者指现代的同等作品（常用于贬义）。”一些科幻史学者则更不留情面地将根斯巴克称作科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灾难之一，并指出他的定义为科幻穿上了糟糕的“紧身衣”。
即便如此，根斯巴克的确开创了一种狭义理解的传统，即科幻小说可以被非常严格地限定为仅指1926年由根斯巴克创立的《惊奇故事》中的美国通俗文学传统，或直接从这种传统中衍生出来的作品。后来的美国科幻作家萨缪尔·德兰尼（Samuel Delany）认为，没有理由把科幻追溯到早于根斯巴克创造这个新词之前，只有荒谬且感觉迟钝的编史学家才会把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奉为“科幻之母”，把古希腊的卢锡安（Lucian）当作遥远的祖先更是教条主义的做法。
根斯巴克的定义被之后《惊异故事》（Astounding Science-Fiction）的主编小约翰·W.坎贝尔（John W. Campbell Jr.）部分继承，不过在这位优秀的科幻编辑的努力下，一种更受欢迎、更具影响力的科幻模式形成了。在坎贝尔的新定义中，科幻被赋予了近乎能与科学比肩的地位：“类似于科学本身的一种文学媒介，科幻小说所做的事情与科学提出一个好的理论一样，不仅可以解释已知的现象，也需要能够预测新的尚未发现的现象。”
同时，坎贝尔通过对神秘主义的拒斥和对读者群体科学素质的理想预设，将科幻的地位在种种限定中进一步提高。在坎贝尔担任《惊异故事》主编期间，科幻小说取得了极大繁荣，这一时期也被称为科幻的“黄金时代”。但显然“黄金时代”的形容本身便蕴含了一种价值偏好，此时科幻的概念和内涵在世界范围内达成了某种相对意义上的广泛共识，并形成了较为一致的写作模式。而这一传统持续地影响了大众对于经典科幻的整体印象和主流审美，同时也为后续的大部分争论埋下了伏笔。
2 20世纪60年代：渐趋明朗的两大阵营
当科幻本身为了迎合标准而变得模式化时，原有的定义便成了科幻发展的桎梏，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科幻都需要谋求新的变化。同时，一些具有人文研究背景的科幻评论家和作家对科幻在文学领域长期处于边缘位置感到不满，他们殷切地希望通过调整定义改善科幻在文学中的地位，使其从此摆脱低俗纸浆杂志的出身阴影，步入高雅文学的殿堂。
20世纪60年代，伴随新浪潮运动的兴起和新观点的激进主张，针对科幻的定义逐渐形成了两大阵营，所谓科幻的“软”“硬”之分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明晰。对科幻进行新的定义也是对科幻主流话语权的争夺，科幻作家、编辑、评论家明显地分成了两派。一派维护坎贝尔式科幻的传统和独特性，其中包含了科幻对科学事实、技术细节的坚持，同时也延续了“黄金时代”的主流审美，因此他们对新的文学实验和创作手法十分排斥；另一派则强烈要求摆脱固有规则，主张在科幻中引入文学标准，积极寻求新的形式变化，并乐于接受心理学、哲学、宗教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内容进入科幻小说。
这一时期科幻定义的拓展有许多具体的表现形式，不过，与其说是提出了新的定义观点，不如说是对科幻的实际发展情形进行了总结。1964年，迈克尔·莫考克（Michael Moorcock）开始担任英国《新世界》（New World Science Fiction）的主编，此刊物刊载了一系列与传统科幻风格迥异的作品。次年，美国一些与主流文学联系密切的作者成立了以“米尔福德派”为前身的美国科幻作家协会（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 Writers of America），并于1965年开启了与雨果奖并驾齐驱的星云奖的评选工作，以抗衡主流科幻界的话语霸权。米尔福德派源于美国科幻作家、“新浪潮运动的旗手”达蒙·奈特（Damon Knight）、詹姆斯·布利什（James Blish）和朱迪斯·梅里尔（Judith Merril）于1956年在宾夕法尼亚的米尔福德成立的世界上首个科幻写作班，参与者以年轻一代的科幻作家为主，他们共同呼吁把科幻小说从固有的模式中解放出来。朱迪斯·梅里尔指出：“科幻作为一个描述性的标签，早在很久以前就失去了它也许曾有过的一点点有效性，到现在对一万个人来说有一万种含义。”通过重新整理20世纪美国和英国的科幻史，她建议采用“推测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这一更具普遍意义的概念。显然“推测小说”一词比“科幻小说”的覆盖面更广，但这种更广泛的视角倾向于淡化其科学或技术成分，反而更加侧重思想性和哲学性。不仅科幻的定位在科普和文学之间反复摇摆，美国作家詹姆斯·巴拉德（James Ballard）等也在科幻杂志上发表评论，提倡重视科幻中的“非科学因素”，并指出科幻杂志中的“科学”与现实中《自然》（Nature）等科学期刊上的“科学”几乎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科幻应摆脱老旧俗套的叙事情节，向过去占据了90%篇幅的太空旅行、银河系大战等元素说“不”，甚至有编辑喊出将“科幻中的科学扔出去”的极端口号。
相关争议也牵涉英国科幻和美国科幻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英国科幻作家布莱恩·奥尔迪斯（Brian Aldiss）在1973年出版的《千万年大狂欢：西方科幻小说史》（Billion Year Spree：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中将科幻的起点追溯至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并将科幻小说的源头置于19世纪早期的科学革命与哥特式浪漫文学的背景中，这一著名论断不仅重新改写了科幻小说的历史和定义，而且成功地把科幻从20世纪20年代在纸浆杂志中发展起来的美国现象变为具有19世纪根源的全球性文学，在布莱恩·奥尔迪斯后续的著作《亿万年大狂欢：西方科幻小说史》中，将科幻明确定义为“科幻小说是一种寻求界定人类和人类在宇宙中位置的探寻之作，它将出现在我们先进而又混乱的知识状态（科学）之中，而且独特地采用了哥特式小说或后哥特式小说的表现模式”。
与传统定义相比，该定义更深层次的差异在于：奥尔迪斯坚持认为英国科幻与美国科幻分属两种不同的传统，前者面向文化智力层次较高的中产阶级读者，后者则发源于一种面向文化层次较低的简单人群的杂志传统，此差异的根源在于两者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不同的遭遇和经历，从而产生了对科学以及人类未来的不同看法。奥尔迪斯看重的是科幻反映的人类内心深处的恐惧和质疑现实的能力，科幻却在美国的商业浪潮和技术主义中丧失了这些特质，因此他希望复兴科幻在历史中失落的重要传统。
到此，科幻小说中的“科学”内涵具有了更加丰富的面向，不再仅意味着科学知识与技术元素或以科学方法为外衣的理性态度和现实主义手法，还蕴含了对科技乐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反抗，甚至是对科学的厌恶、对技术过度发展的恐惧，以及对人类作为一个狂妄自大的整体的嘲弄。在此定义下，许多对主流价值观构成挑战的作品被包含进来，这些作品往往隐含了对以科学理性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强烈反叛。
实际上，并非所有人都愿接受定义的拓展，美国科幻评论家艾米斯·金斯利（Amis Kingsley）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便批评新浪潮运动使科幻小说背离了原貌，他指出，“新的模式放弃了传统科幻小说的标志性元素，它更关注风格而非内容。对幻想的克制，转而投向逻辑、意图和常识，充斥着故弄玄虚、排印花招，一行字的章节，不自然的隐喻、晦涩、药物、东方宗教和左翼政治”。可见，科幻从来不是一个拥有唯一标准的确定概念。当然，如果认为类似的批评仅仅是针对新浪潮运动中科幻对形式的过度追求和对传统元素的否认与抛弃，那么会忽略批评者对于狭义传统的坚持和对坎贝尔式科幻的怀恋，也忽略了数量庞大的“科幻迷”群体在其坚持背后隐藏的更深层的价值偏好。有些科幻史作者在写历史时，会倾向于做出“黄金时代”“新浪潮运动”这样的阶段划分，但这样的阶段划分在科幻作者和读者内部从未达成一致，即使是在今天，坎贝尔式的经典科幻仍然拥有相当多的受众。反映在科幻的定义领域，则是狭义传统的复活。例如工程师出身的美国科幻评论家盖里·韦斯特福尔（Gary Westfahl）重新纠正了对科幻的宽容态度，强调科幻小说是一种20世纪的文学体裁，通过分析根斯巴克传统如何被后来的杂志编辑和批评家采纳与修改，指出是根斯巴克开启并影响了整个科幻小说文类，当代所有关于科幻构成要素的争论和分歧都可以通过重新回到根斯巴克的批评理论来解决。
科幻本身丰富的特质和内涵使得任何抽象定义都难避免以偏概全的错误，关于定义的所有争论也不能用简单的二元叙事去理解，但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还是可以注意到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之间或天然或人为塑成的沟壑，而需要反思的正是二元框架之下隐含的巨大却又常被忽视的分裂与张力。
3 20世纪70年代：走向学术化的科幻定义
在所有分类方法中，还可以简单地将科幻定义分为通俗传统与学术传统，通俗传统主要是以评论家、编辑和作家为主要代表，学术传统则以学院派的文学研究者为主要力量。但在早期，这两种传统之间的界限是相对模糊的，科幻史的早期研究主要由科幻作家或爱好者发起，他们有时兼具学者身份。也正由于科幻在主流文学中的边缘地位，那些学者多是因为对科幻有特殊兴趣才会从事相关研究。
虽然初期有玛乔丽·尼科尔森（Marjorie Nicholson）等人进行先锋性尝试，但这些研究大多比较零散，尚未形成具有影响力的科幻理论或学术流派。直到进入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英国的《基地》（Foundation）和美国的《科幻研究》（Science Fiction Studies）等科幻学术期刊创立，科幻才拥有了正式的学术研究地位。其中一位重要人物便是加拿大学者达科·苏文（Darko Suvin），他对科幻的定义对英、美科幻定义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仍被多数学者奉为圭臬。除了给出一个研究框架之外，其意义还在于提供了一套实用的工具性概念，苏文指出，“科幻小说就是这样一种文学类型，它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是陌生化与认知的出场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它的主要的形式策略是用一种拟换作者的经验环境的富有想象力的框架结构”。
在此定义中，科幻首先是一种文学类型，而“陌生化”和“认知”的同在构成了科幻的重要标准，每个科幻故事都需要对所依赖的当前现实进行修改，同时还要遵循逻辑一致性，而这种逻辑一致性需要符合人们目前的认知。通过“陌生化”，科幻得以与现实主义文学相区别，而“陌生化”仍需要被“认知”所解释，不然科幻便与奇幻无异。
科幻定义的模式又可再分为两种：一种是本质化的规范性定义，另一种则是百科全书式的描述性定义。前者的极端是带有强烈个人偏好的对所谓“真正的科幻”的特殊理解，后者的极端则意味着一种趋向于无限的宽泛视角，而大部分科幻定义则位于两者之间。早期的科幻定义倾向于规范和限制，后期则更偏向于包容与调和。造成差异的原因在于早期研究者往往对科幻有着独特的情感因素，他们需要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如何通过定义来抬高科幻的地位以换取学术研究的合法性上。无论是作为科普的分支还是作为文学的分支，又或是作为一个可被独立研究的对象，科幻在历史上都曾饱受歧视，这些是早期定义需要解决的问题，代价便是科幻需要牺牲原本属于自身的一部分属性以换取某一群体的认可。而随着人们逐渐意识到科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本身的价值，便开始尝试悬置定义中的价值判断。
苏文的定义便是一种典型的规范性定义，相较苏文的限制性框架，英国学者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提出了更具包容性的框架，他强调科幻在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之间的辩证存在，1600年，布鲁诺（Giordano Bruno）被罗马宗教审判所处以火刑是科幻史的关键点，新教所代表的实证主义科学与天主教所代表的神秘主义魔法间的矛盾运动催生了科幻，而所有科幻作品正是位于这两极之间的光谱中。英国学者安德鲁·米尔纳（Andrew Milner）采用了同样宽泛的文化视野，他认为科幻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有选择性的传统，因此不能被划分为高雅文学或流行文化的任何单独一边，而是应该被视为跨界的。
尽管苏文的定义存在丰富的歧义与讨论空间，但仍不失为一个具有开创性的实用定义，影响了其后大部分有关科幻定义的讨论。随着时代的发展，苏文之后的学术定义赋予了科幻更加多样化的社会价值和功能。例如，有学者在科幻中看到了“为人类创造现代良知”的尝试，并指出科幻已存在于每一种艺术创作媒介中，而不再仅仅限制于某一文学类型中，很大程度上“科幻本身便是文化持续发展的主要力量”。与之类似的观点还有，最具影响力的科幻应是“一种发展和传播具有潜在影响力的意识形态的流行文化运动”，以及科幻是帮助人们思考的文化工具、探索种种可能性的思想实验、与“如果……那么……（what if）”有关的思维游戏等。同时，学者们也注意到现代生活中科幻的种种卷入，例如美国学者兰登·布鲁克斯（Landon Brooks）提出用“科幻思维”这一更富有层次性的概念来代替科幻小说的定义，即科幻在20世纪已从文学类别转变为对未来的一系列态度和期望，这些态度几乎在每一种媒介中都有所表现，并且普遍存在于当代文化之中。
4 争议的焦点：科幻定义中的“科”与“幻”
通过对科幻定义的历史考察，人们不难发现对科幻中“科”与“幻”的差异化理解是争议的核心焦点，即什么构成了科幻中的“科”？什么构成了“幻”？又是什么使科幻区别于奇幻？
在苏文的定义中，“认知”体现了科幻作品中“科”的一面，“陌生化”则指向“幻”的一面。在苏文之后，美国学者卡尔·弗里德曼（Carl Freedman）重新修正了“认知”这个概念，他指出，“认知”本身并不完全是定义科幻小说的要素，关键在于一种可以称其为 “认知效应 ”的东西。这中间的区别意味着重要的是文本内部对它所传达的知识的态度，而并非要完全符合文本外的一般性认知，这解释了为什么科幻作品中会出现已经被现有的科学所否定的内容。因此，对于科幻而言，必要的并不是知识的准确性，而是对于科学语言的掌控，即文本中的科学语言的特殊权威性使得即便现实中找不到对应的认知逻辑，却还是形成了一种认知效应，这种效应便形成了一种“科学的氛围”。
对于科幻与奇幻之间的区别，常见的观点包括：在科幻中没有什么理所当然，在奇幻中没什么需要解释；科幻处理不大可能的可能性，奇幻则处理貌似可能的不可能性；科幻不同于奇幻，它必须诚实地从已知的事物中进行预言性的推断；等等。传统定义者倾向于认为科幻不仅应该与奇幻存在严格的界限，同时科幻的价值要高于奇幻。这当然与对科学的价值判断相关。举例而言，在苏文的定义中，符合标准的科幻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存在，尽管他承认两者的界限在现实的创作与营销层面常常界限模糊，但他认为那是对科幻的一种严重的污染。问题在于，在苏文的理解中，科学是一个确定不变的至高无上的准则，由此他无情地用科学来反对迷信、用自然法则来反对超自然、用理性来反对魔法以捍卫科幻区别于奇幻的纯洁性。但现实中，这种理解的根本性困难在于，科学本身就是一个处于变动之中的、不够确定的甚至是多元的复数概念。
正如英国科幻与奇幻作家柴纳·米维尔（China Mieville）所指出的，科幻中所声称的基于“科学”或“理性”的描述，只是一种基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在意识形态上的自我辩解，资本主义传统所提供的对“理性主义”和“科学”的理解是高度片面且意识形态化的，而奇幻却可以通过构建潜在的颠覆性、激进的世界观来重新挖掘人类意识中最独特和最具人性化的一面。米维尔的分析指向了科幻营造的所谓的“认知效应”本身，在弗里德曼看来，认知仍是认知效应产生的来源，但在米维尔的观点中，重要的不是“认知”也不是“认知效应”，而是这种认知反映了谁的认知，又反映了谁的认知效应。在此基础上，如果人们能对科幻小说的认知特性有更深刻的批判性理解，显然能对科幻与奇幻之间的人造界限有更多的认识。
由此可见，科幻作品中“科”与“幻”之间的关系是随着人们的认识深化而持续变动的，换言之，科幻定义的演变正反映了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的变化，而这种认知不仅包含了人们对于科学的认知，也包含了对于人类认知的边界和科学的范围的认知，以及科学与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认知。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给出一个新的对于科幻的理解：科幻，离不开“科”与“幻”以及两者间的相互作用，“科”反映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受到认可的一种科学思维模式和形象意念，“幻”又在前述“科”的限制下意味着通过这种科学思维模式所得出的有别于当下现实世界的强烈冲击。
5 结论
从科幻定义形成与变化的历史过程来看，新定义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对于科幻的重新定位与想象。对历史的追认更多地取决于当下的选择，定义需要能够解决科幻在其所处的文化背景中对于自身定位的焦虑。因此，科幻定义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关于科幻定义的争论通常由科幻或科普相关从业者发起，而这些讨论主要围绕科幻的地位而展开，焦点与分歧则往往集中在科幻的历史和范围上。为科幻下一个规范性定义的行为本身可以被视作为科幻寻找归属、一次次抬升自身地位渴望获得主流认可的尝试，但它自身的独特性又导致这种尝试通常是失败的。科幻渴望通过界定自身来获得尊严和地位，但每一次限制性定义与融入主流的尝试都要以否定本属于自身的一部分作为代价，后果便是在制定标准的同时丧失了自身最具活力的细胞。在现实中，科幻创作为不断谋求更新的变化，于是便有新的定义在旧有的观念上开始叠加。但过于宽泛的描述性定义又无法凸显科幻的独特性，实际上，大部分的定义都是游走在规范性定义与描述性定义之间的，不懈地反复找寻并确认着科幻在社会文化中的位置。
同时，科幻中“科”与“幻”的含义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也一直处于变动之中，这一点也为我们思考在中国关于科幻与科普之关系的争论提供了借鉴。早期的科幻被赋予的普及科学知识、预测未来的功能根植于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与现代性为人类未来带来的不确定性之中，这与国内早期对科幻的定位非常相似。随着人们的认识深化，科幻的定义也承载了更多的社会批判与哲学思考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现实主义文学和现实中的科学自身的不足。国内学界现在对于科普的理解也不再仅仅局限于科学知识的普及，而是包含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等层次更加丰富的内涵。历史与现实中所产生的争议，往往源于人们理解的科幻和科普的概念通常出自定义者对科学自身的本能、朴素而又粗略的理解和判断，由此带来了人们对于科幻以及科普的不同的认识偏差与理解层次的错位。如果我们注意到近来科普领域中也开始重视对于现实中的科学本身之不确定性和科学本身在不断发展的事实，在一种多元的科学观中，考虑到英、美科幻定义中有关体现了“科”或者“科学的氛围”的“认知”或“认知效应 ”的观点，以及对于现实的批判性思考，那么人们就会发现在这样的定义中的科幻的特征恰恰可以包容在广义的科学“方法”“精神”“思想”的范畴中。因而，如果接纳一种更为宽泛的“大科学”与“大科普”的定义，那么历史上争议已久的科幻是否属于科普、科幻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便自然得到了消解。现实中的科幻自然也就可以合法地成为科普的一个组成部分。
回顾历史发现，与科幻定义相关的争议常被对立的词组贯穿，反义与相对意味着一种既对立又彼此依存的关系，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脱离和超越另一方而单独存在。在此意义上，各种对科幻的定义都永远存在它的否定者与对立面，因为它始终代表着新的无限的可能性，是处于不断变动中的话语，也是一扇人类通向宇宙和未来的窗口。（文章内容来源于《科普研究》，作者系冯溪歌，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幻史、科学文化与科学传播。）
参考文献、图表等内容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引用本文：冯溪歌,刘兵.英美科幻定义及其争议的史学考察[J].科普研究,2022,17(5):92-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