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蔡健雅有一首歌叫做《达尔文》。在一首爱情歌曲里听到“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配上演唱者精致的声线，还真是打动人。

然而现实中的我们似乎已经在自己与自然选择之间构筑好了一道篱：依靠丰富的食物、先进的医疗条件，我们的寿命大大延长，饥饿以及不少种致命的疾病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已经远去。乐观，也许是另一种悲观的人们甚至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不是我们的生活够不够好，而是我们还在“进化”吗？既然过去能将不良基因淘汰的力量正被我们以人道主义的名义瓦解，我们是否将在生物学上定格？甚至，这种定格带来了新的危险？

对于这个问题，回答起来颇为困难。首先是一个关于演化论的误解：演化论强调的是生物对于环境的适应，而我们常常误解为生物演化具有从低级到高级的方向。如果加上方向的“价值判断”，防止生物更快、更强，或者更聪明的那些因素，似乎都成了阻碍演化的绊脚石。但是如果用适应的指标来衡量，那么谁关心你是否像歌里唱的：“进化成更好的人”呢？毕竟更好比不上更适应。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真的在消灭自然选择的力量（倒是没人关心性选择，大概每天我们都在验证它的存在）。例如，那些过去会迅速导致死亡的疾病，如果源自基因，现在是否已经能被治愈并遗传给了后代？那些过去不能适应环境的个体是否因为不那么严苛的环境，而获得了生育的机会？这么推演下去很快就会有一个不那么政治正确的问题呼之欲出。但是等等，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仔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讨论演化的单位不是个体，而是种群。确实，我们暂时扮演一下冷酷的大自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那么我们可以不关心病弱者和强悍者谁将生存，倒是一个种群的存灭才是大尺度上该去考虑的问题。而人类发展的文明，可以看做一种强有力的“适应器”（adaptation），帮助我们这个种群适应了从北极到南太平洋群岛，复杂而多变的自然环境，在过去几万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久，这种适应能力很可能会把我们送到地外行星。站在这个角度，如果我们更多的人没有在青春期前就死于疾病，也就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哦，看我们都站在哪一边去了。

第三个难点是我们很难分析演化对人类种群的影响。当然，对于自然选择是否还在影响着人类的研究，也从来没有止息过。去年五月，由英国、德国和芬兰科学家合作的一项研究发表在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题为：《历史中一夫一妻制人类人口中的自然选择与性选择》（Natural and sexual selection in a monogamous historical human population）。好运的学者发现了从1760年到1849年芬兰几个村庄的人口数据。这些数据包含5924人的初生、婚配和死亡数据，来自于当地教堂的档案。因为记录详细，也因为芬兰严格的基督教信仰反对离婚（所有第二次婚姻都发生在丧偶后），所以这份数据非常好的保存了不同财富的男男女女都有多少后代。科学家们发现有一半的人口死于15岁之前，而即便活过青春期，也有20%的人没能结婚或者没有子女。而死神在这里确实是不分贫富地收割生命，财富的差异并不能让一个人的后代多一点少一点。相反，有吸引力的男士倒是因为续弦容易，而且续弦的妻子往往年轻，所以多了一些后代。这个严酷的图景就出现在不到二百年前。即便是工业革命发生中的欧洲，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的力量还是用自己的巨手剥夺生命，而给那些有吸引力的人多一点繁殖的机会。也许，这种力量依然在生活中起着作用。蔡健雅的歌里唱：“读进化论，我赞成达尔文，没实力的就有淘汰的可能。”在这个例子里，这种实力还主要是健康的基因，而非社会财富。

乐观一点讲，我们的祖先在演化上非常成功，才有了这个人类的世界，悲观一点，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生物都在过去灭绝了。人类在过去十万年做的相当不错。未来，唯一了解它的办法，就是让它发生吧。（文章内容来与源于星空计划，作者系猫狞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