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的高度，对于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作出的重要部署。科技赋能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是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以科技力量释放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增进优秀文化可获得性、高认可度、强凝聚力，全力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昌盛，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在国际治理中掌握重要话语权和影响力，为人类共同发展和繁荣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也是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
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是科技强国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战略传播是指政府或组织为实现特定战略利益，动员协调各种资源，向特定目标受众传递信息、施加影响的过程。相比一般意义上的媒体传播行为，战略传播更具宏观性、系统性和目标性。国家战略传播体系是应对当前宣传思想工作与意识形态斗争新形势的系统化、制度化设计。建立国家战略传播体系是对现代传播体系具有政治价值和战略价值的积极回应，也是应对国际安全形势的迫切需要，更是建设全方位国家安全系统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国际传播局面愈加复杂，新科技革命成为影响新一轮媒体生态变革和舆论格局重塑的重要力量
以移动互联网、5G、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演进，正在推动国际传播向社交化、可视化、移动化、数据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人们正在通过5G+8K、XR、AI、IoT等技术，推动寻求构建实体世界与数字世界的无感切换、无缝衔接的沉浸式物联网融合体验。在全球范围内，各种思潮加剧激荡、交锋碰撞，如何利用新一代信息通信等先进技术，在国际舆情风浪中提升报道能力和构建话语权，是亟须深入研究的课题。
全球媒体信息高速流动的现实世界，与全球公众开展深度对话并取得广泛共识是必经之路。根据现代传播尤其是网络传播的特点和规律，抓住数字技术对文化创新和共享发展带来的新机遇，筑牢科技创新与科技传播的接驳“码头”，在传播资源建设、内容创制供给等方面持续发力；激活科技传播的“源头”，探索网络时代传播工作的新范式；勇立科技传播的“潮头”，围绕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促进优质资源共建共享，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不断探索新技术应用、新机理和新传播模式，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和全球叙事主导权，从而保障国家利益不被侵害、国家主张不被误读、价值观念不被侵蚀。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对外传播”上升为“战略传播”，对科技支撑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对外传播工作，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效的对外传播工作为党的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2013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在2019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和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是发挥中国作为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重要作用的必然要求。但世界对话方式仍不平等，发出中国声音、树立中国形象需要强劲的国际传播实力和科技实力做支撑。
（三）我国国际传播体系存在能力短板，需要加大科技赋能力度
美西方在国际舆论战中对中国等广大非西方国家设置话语陷阱，打造一套话语和叙事上的“规锁”（利用规则主导权优势对他国进行规范、锁定、控制），进而限制其他国家发声和参与全球治理的空间。美西方已经对我国国际舆论筑起了“高墙”，并与金融资本、科技资本、信息资本、法律法规等结合，构成了绵密的防范体系和进攻武器。例如，欧洲议会通过的“外来势力干预欧盟民主程序”决议，指责中国大陆对欧盟进行“信息战”，意图对中国实施“舆论管控”，封锁中国在国际上的声音。一旦欧美国家对中国“舆论战”升级，就能凭此将中国的声音污蔑成“认知战”并予以否定。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近年来，我国对外传播的规模、渠道、技术、影响都取得了跨越式进步，但传播理念、传播技巧、话语体系、技术手段等与大国地位和国际水准、现实需要和时代要求相比，仍存在严重的滞后和不适。过去我国与美国和西方的一些舆论交锋，也凸显出我们在国际传播和全球叙事主导权方面的能力短板。我国在新技术应用于传播领域方面，尚未取得与自身国际地位和传播能力相称的主导权，尚未形成对美西方的战略制衡能力。
二、国际重大事件舆论战对我国战略传播体系建设的借鉴与启示
2022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展现了不同层面的战争场景，信息舆论战超越物理层面的搏杀而愈演愈烈，对我国新时期战略传播体系建设提供了警示和借鉴。
（一）现代战争更加凸显信息维度乃至认知维度上的较量，现代传媒赋予了战场更多的变化和不确定性
社交媒体平台的社区性、开放性和参与性正在对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领域产生革命性影响。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社交网络让无处不在的信息更加复杂，线上斗争更加激烈且难以防范。社交网络极大缩短了信息传播时间，战争以“直播”的方式向受众公开；互联网“自由”加持下的现代战争让民众与作战人员的身份更为模糊，战争模式也更加多样。为此，许多国家政府将社交平台视为新的宣传媒介，军队则利用网络媒体创新作战手段，努力弥补现有网络信息战能力的不足，以及防范敌方可能发动的网络攻击。
（二）舆论战是新科技革命下大国战略博弈的重要场域，要努力突破美西方“媒体霸权”和舆论“规锁”掣肘
舆论战又被称为心理战、媒体战、宣传战等。1990年代，互联网开始在舆论战中崭露头角，网络舆论战也随之兴起。乌克兰危机让网络空间正式成为认知对抗的主战场，“媒体传播+AI多态信息处理”模式正在成为认知控制战的主要模式。深度伪造、通信能力、平台塑造的话语权等网络空间能力成为决定舆论走向的关键力量。在舆论战场上，美西方通过“媒体霸权”占领舆论风口和控制全球话语权，对舆论的操控展现得淋漓尽致。
（三）欧美科技巨头的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一场平行信息舆论战的主战场，数据和服务成为冲突中的关键环节
除了CNN、BBC、路透社、法新社这些国际媒体，一批欧美科技巨头的互联网平台在乌克兰危机中也已经成为信息舆论战的主战场。战争伊始，美西方官员敦促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封锁“俄罗斯国有媒体”和宣传。Twitter、Meta、谷歌、YouTube等科技公司已经做出针对俄罗斯的多项制裁举措，包括删除俄罗斯方面的“虚假信息”、禁止展示“俄罗斯国有媒体”广告、限制访问等。Facebook和Twitter等封锁了俄罗斯新闻，关于俄罗斯想要传递到西方世界的诸多消息都被标记成“假新闻”，也包括俄罗斯方面的正当控诉。
鉴于舆论是谋求国际支持、维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手段，网络空间战和舆论战或将从特殊化转向常态化，既能在战时集中进行，也能在平时潜移默化。未来，空天地一体化网络将成为国家竞争的新疆域，通过科技赋能战略传播体系和能力已势在必行。
三、科技赋能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建设的思路与主要任务
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特征。要把科技创新作为最核心、最关键、最可持续的力量，全方位支撑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
（一）建设思路
聚焦科技赋能，依托全球最大的信息产品市场、最有活力的信息服务市场、最为丰富且增长最快的数据资源和场景应用，加大科技在文化发掘、识别、传播、塑造等领域的应用，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提高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牢牢掌握国际传播的主动权、话语权、主导权。努力实现以创新驱动发展为核心的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得到大多数国家的高度认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富民强国之路提供榜样，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世界更美好未来指明方向。在体系建设中：
一要突出体系能力一体化设计。站在内外统筹的战略高度，强化多主体协同、多要素融合、多路径推进，以完善优化体系和增强能力为核心，加强国际传播的战略性部署，构建外交、传播、科技、信息、金融等资源紧密融合、产学研宣协同创新的战略传播力量，形成平战结合顺畅的响应机制，打造技术与传播紧密融合的创新体系。二要守正笃实久久为功，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守住意识形态防线，长抓传播内容导向，促进各类创新资源汇聚，突破美西方“媒体霸权”和“规锁”。三要突出非对称赶超。发挥在资源、体制、机构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在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驱动、促进智能化媒体融合等“新赛道”“新场景”方面的速度和能力。四是突出国际科技人文交流合作。要加大科技传播国际合作交流力度，多措并举推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进一步提升我国科技传播国际影响力。
（二）主要任务
一是科技助力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和以我为主的正面叙事框架，推动国际传播从“阐释中国”走向“中国阐释”阶段。把握技术力量驱动下国际传播的新规律，理顺全球话语体系构建的新逻辑，顺应媒体移动化、社交化、智能化趋势，以更加开放、多元、交互、精准的形态不断夯实战略传播的内容基础。在把握“云”与“智”的技术演进方向中加快推动深度融合发展，发力移动化和视频化产品，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二是依靠现代科技提升精准传播能力。截至2021年1月，在全球近50亿互联网用户中，2012年之前注册的是“前25亿”，2012到2020年之间是“后25亿”，年轻化、多元化、多极化是其重要特征。“前25亿”是“有影响力的人”，主要是各国的中产阶级和精英人士，主要分布在西方国家；而“后25亿”则主要分布在西方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以草根和青年网民为主，容易被发动，形成“群聚效应”，是舆论场上的“战略性受众群”。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客观分析国际社会对新时代中国理论的理解状况，准确把握问题实质、精准施策，不断探索国际精准传播的新路径。
三是支撑建设内外联动的全媒体传播矩阵，优化战略传播的渠道平台。国际传播能力是媒体自身传播力、影响力在国际领域的延伸。通过信息化手段，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形成政府、媒体、企业（尤其是科技领军企业）、社会（公众）多维一体的多元国际传播主体格局。把握好移动化、社交化、智能化的融合传播大趋势，统筹处理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的关系，加强同海外媒体协调合作，积极开发和利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不断拓展丰富战略传播的渠道平台。
四是充分发挥各类智库的国际传播作用，扩大新时代中国理论、中国声音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美西方智库已经完成在国际新媒体平台布局工作，并建立起符合各自需求的新媒体智库矩阵以迎合时代变化，用其“软实力”在国际舆论场中对中国国际形象建设造成巨大压力。中国智库需要主动承担责任，在竞争性传播里，逐步提高国际舆论影响力，帮助世界各国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国以及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担当和付出。
四、对策建议
01一是聚焦国际传播平台建设，着力打造国际传播技术支撑体系。
通过技术手段不断创新媒体与非媒体（包括各种国际文化交流会议、体育赛事、旅游观光活动和公共外交事务等活动）传播渠道，构建以我为主安全完备的国际传播新媒体矩阵（指能够触达目标群体的多种新媒体渠道组合），形成与我国战略传播思想、战略传播力量相匹配的技术支撑体系。
02二是探索颠覆性技术引领传播体系变革新趋势、新机制和新产品，着力丰富和完善新场景下融通中外、以我为主的叙事框架和议题。
积极探索Web3技术、大数据与区块链技术在传播领域的嵌入式应用，打造自主可控的智能生产平台，为用户打造全场景、沉浸式的传媒体验。
03三是加强网络空间战和舆论战战略预警研究和安全部署，着力建立重大传播应急处理机制和预案。
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和算力中心等基础设施，形成强大的技术支撑能力，积极提升在关键时候能够最大程度地进行社会动员和形成社会共识的“积极防御能力”，营造有助于形成“统一战线”的国际舆论环境。（参考文献略，文章内容来源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作息系丁明磊、曹静、秦铮、刘仁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