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于永生的向往是人类的共性，也是文学作品的经典母题。进入21世纪后，高科技为创作进一步提供助力，特别是成为科幻作家想象未来的翅膀。其中，克隆、数字化和低温休眠技术尤其受到青睐，成为虚构世界中科学实验的聚焦对象，扮演着“推开永生之门的钥匙”的重要角色。然而，科技的深度介入带来的是对传统伦理体系的僭越，特别是对人性的挑战。对于生物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等不同层面的人的再思考，成为这一类科幻作品的现实观照。

18世纪初，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在代表作《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中，通过塑造斯特勒尔布勒格这个“变种”（variant），在时值拓荒阶段的英语小说世界中率先推开了神秘的永生之门。不过，在这位讽刺大师笔下，这一族群表面的光鲜很快就被消解，让小说叙述者由艳羡转向鄙夷和恐惧：“当他们活到80岁，也就是这个国度通常认为的寿命极限，他们不仅有其他老年人身上所有的愚蠢和脆弱，而且由不死这个可怕的预期衍生出更多的（丑恶）。”斯威夫特嘲讽的是人类虚妄的永生之梦，证明对于死亡的敬畏之心是人性不可抛除的一部分。个体对“人类”这个共同体的想象，很大程度上依赖死亡——若能有法子不死，则非我族类。

斯威夫特不缺乏文坛后继者。不过，和斯式小说朴素的乌托邦建构不同，现当代作家再次聚焦人类古往今来的永生之梦时，已经为自己的想象力插上了科学的翅膀。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认识到科学与文学并不属于两种文化，而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在这样的学科语境下，小说家“一本正经”地尝试科学实验，无疑为文学赋予了新的现实功能，又丰富了科学的内涵，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学科之间建立起一条新的纽带。其中，若聚焦21世纪英美文学中的科学实验叙事，有三类高科技备受瞩目，分别是克隆、数字化和低温休眠。它们在严肃小说家笔下得到表征，同时通过流行文化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不断开拓并挑战着我们对于物种演化和生命本质的认知

一、生命置换：从《别让我走》到《逃出克隆岛》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别让我走》聚焦的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克隆人。但小说叙事的一个不寻常之处在于，在文本内部的故事世界中，尽管叙述者主要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回顾视角，但她并没有对关键的情节予以“预叙”（prolepsis）；相反，在其回顾的三段人生中，转为第一人称体验视角的“我”和其他两位主要小说人物起初对自己的特殊身份并不自知，因而经历了曲折的身份探索与发现之旅。相应地，在文本外部，读者也经历了复杂的推理过程——这让该小说可以归入“侦探小说”的类别，因为一直要到小说结尾悬念才会被揭晓，这些人物身上种种的不寻常才会得到解释。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促成了这样的“延迟满足”：读者没有办法跳脱凯西的有限视角以提前揭晓谜底；读者始终需要更多的信息才能对看似平淡无奇、实则蕴含着巨大玄机的小说开篇作出“解码”——主人公的姓氏为什么会是一个字母H？“护工”（carer）与“捐赠者”（donor）隶属什么样的产业，为什么会出自同一所“学校”呢？事实上，直到谜底揭晓，读者才会将这本小说和“科幻”联系起来。正如有批评家指出的那样，“作者用冷静客观的零度叙述摒弃生物克隆小说的一切科幻因素，强化女性克隆人丰富的感性生命，同时将读者置入一种克隆生命的体验之中”。

《别让我走》成书于21世纪初，距离世纪之交人类科学史上一件大事的发生——克隆羊多莉的诞生——不足10年的时间。可以说，以虚构叙事来表征当时的这股“克隆热”，表明作为小说家的石黑一雄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事件对于学术界之外的重大意义——就像现代人深知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一经出版，引发的不只是生物学或自然科学界的一场认知革命，而是整个维多利亚社会都感受到了“地震波”。

人类生命体的运转和延续的最大挑战来自器官随衰老或病变而来的衰竭。如果说现代生理医学依然无法阻挡衰老的进程，且对某些疾病依然束手无策的话，那么，不如就像维护一台机器一样，索性更换掉出现老化或故障的零件。长期以来，这个策略的掣肘在于人体器官的稀缺性，尤其是一些重要器官对于个体而言的不可再生性。克隆技术的出现在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难题：既然器官来源于人，那么就“生产”一批人作为“库存”，需要的时候从母体摘取器官即可。这种新的实践，听上去既因为满足人类的共同需求而具有广阔的市场，又有现代科技的进步作为支撑保障。这样，人类的永生之梦再一次被送上了实验台。

石黑一雄在小说中建立了一个以克隆技术为核心、以推开人类的永生之门为己任的国际科学共同体。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次实验关乎人类命运，因而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克隆技术的发明，让实验具备必要的理论支撑，可在前人的基础上走得更远；研究得到多国政府支持，资金充足、配套完善；诸如黑尔舍姆（Hailsham）这样软硬件一流的学校提供了先进的实验设备；跨国资本运作之下，其实验成果一旦投放市场，可精准匹配用户。以科研项目的评估标准而论，这无疑是一次完美的实验设计。

然而，科学共同体“具有区别于一般社会群体的特定规范和气质”，除追寻科技进步外，“应当承担的很重要的社会责任是倡导并践行负责任的科学行为，如科学伦理问题”。批评家也指出，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评判《别让我走》的科学性”，一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小说创作年代的科学高度，二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伦理规约。《别让我走》中的这一次科学实验引发的最大伦理争议在于，究竟该不该将包括主人公在内的这个克隆人群体视作“人类”？如果是，那么是否该让他们享有基本的生命权？如果不是，那么他们与人的区别在哪里？

与其说石黑一雄直面科技进步与科学伦理的冲突，毋宁说他拷问的是“人类”这个地球上最大的共同体存在的根基是什么，即人性的真谛为何。正如有批评家指出的那样：“石黑一雄的生命叙事不是平面化、模式化的受害者叙事，也不是常见的以痛苦或苦难为主基调的创伤叙事（尽管小说也有对露西‘捐献’后凄惨而死的描写）。总体上看，这是一种宁静幽远、意味深长的回忆叙事，是一种反抗遗忘的见证叙事。”在石黑一雄标志性的细腻的笔触下，读者见证的是三个富有情感的个体的成长史。读者需要辩证看待他们不同寻常的身份。在谜底揭晓之前，凯西、露丝、汤米三人之间微妙的情感关系以及在不同时期的权力结构，与人类族群的共同体验并无丝毫差异——甚至，舍弃小说的结尾，这部小说可以被轻易地改写成一部校园情感小说。正如小说中黑尔舍姆的创始人谈到的这所学校的意义：“最重要的是，我们向全世界表明，如果学生能在人道、文明的环境下长大，他们就有可能变得情感细腻、智力出众，不输给任何一个普通人。”另一方面，正因为考虑到他们的特殊身份、考虑到始终有一柄利剑悬在他们头顶上方，才会愈发让人体会到这段友情、爱情、手足情的弥足珍贵——尤其是当他们发现了自己的“非人”身份之后，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依然守卫着彼此间真挚的感情。

克隆题材影片的发展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其早期代表作品是《扎卡里·惠勒的复活》（The Resurrection of Zachary Wheeler）和《来自巴西的男孩》（The Boys from Brazil）；不过，此类影片真正引发全民关注，可能离不开阿诺·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的《第六日》（The 6th Day）的影响。此外，《别让我走》出版的当年，美国梦工场（Dream Works Pictures）出品了一部重量级的科幻电影——《逃出克隆岛》（The Island）。和石黑一雄的情节设定一样，这部电影中虚构了一个神秘的科学组织，批量生产克隆人；当这些克隆人被选中前往梦想中的神秘岛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收割”他们的器官、移植给他们的“原型”之时。除了科学创意上的趋同，两部作品更重要的相通之处在于将情感视为定义人性的根基。电影的男女主角在对自己的特殊身份尚不自知的时候即萌发出懵懂的爱情，而在一起出逃到陌生的大世界后更是经历了感情的不断升华。无论是小说作者，还是电影导演，都用这样的叙事方式让读者对克隆人产生情感上的认同，消解人与非人/工具人之间的界限。人类通往永生之门在现代科技的作用下被短暂推开，但在迎面而来的一阵血雨腥风后悄然关上。（文章内容来源于科普创作评论，作者系安帅，中国科学院大学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叙事学、科学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