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韩进在“中国大自然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一文中，分别从大自然文学的现实意义、大自然文学的地域特征、大自然文学的人类主题、大自然文学的民族性，以及大自然文学的自然母题五个方面展开论述。韩进认为，大自然文学的现实意义在于，它是“关乎每个人生活与幸福的文学，关乎整个人类命运与前途的文学，关乎这个星球及其所有生命存亡与兴衰的文学”。他指出，“人类复兴”的伟大实践是大自然文学最重要的题材，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学主题。韩进强调，中国大自然文学，应该以中国哲学为学理基础，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质。这在今天我们强调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背景下更具现实意义。在该篇论文的最后，韩进明确指出：大自然文学扎根于自然母题，“我们倡导的大自然文学，不是游山玩水的休闲文学，它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社会责任；不是作家可以杜撰的幻想文学，它来自作家的自然行走和对生命哲理的思考；不是将自然与人分割两个世界的环境保护文学，它努力描绘将人还原到自然中并给人类在自然界中应有位置的美妙前景；不是关注生态失衡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批评文学，它重点呼唤建立科学的自然观和生态道德；不是只写给儿童看的科普文学，它特别注重科学的自然观从孩子养成又强调其面向全人类的文化启蒙”。
三、大自然文学的“安徽现象”
韩进认为，中国大自然文学发端于新时期安徽作家刘先平的大自然探险文学创作，形成于新世纪安徽文学界对大自然文学的倡导，到新时代已经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华景象；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刘先平的大自然文学业已成为安徽的一张文化名片。关于大自然文学的“安徽现象”，韩进早在2014年就先后发表了《中国大自然文学安徽独树一帜》《文学皖军扛旗：中国大自然文学与世界同步》两篇文章，韩进指出，安徽倡导中国大自然文学，不仅有深厚的文学基础，更是安徽文化强省的重要内容，得到省委、省政府的大力帮助与支持；韩进还在《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创作研究》一书最后一章专题论述了中国大自然文学的“安徽现象”。尽管中国大自然文学“文学皖军”这一提法尚未取得广泛的共识，但在国内批评界，韩进首次对中国大自然文学的“安徽现象”历史脉络与未来发展在学理层面进行了梳理。与此同时，韩进也注意到大自然文学在安徽发展存在的问题：一是安徽作家刘先平作为中国大自然文学的开拓者、安徽作为中国大自然文学的发源地，大自然文学发展还不充分，“大自然文学创作队伍后继乏人，大自然文学精品力作寥若晨星”；二是安徽大自然文学创作没有与安徽丰富的自然资源结合好，对安徽自然资源的文学开发和利用不充分。
安徽省政府与安徽高校在助力安徽大自然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工作方面也做了很多建设性的工作。2010年10月，“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工作室”由安徽省政府批准并授牌成立；2015年10月，“大自然文学”协同创新中心在安徽大学挂牌成立，其宗旨是将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有机结合起来，在繁荣大自然文学创作的同时，致力于相关大自然文学创作主题的产业开发，进而繁荣生态文化、培养生态道德。2019年3月，我国首个“大自然文学作家班”在安徽大学开班，该班由“大自然文学”协同创新中心、“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工作室”与有关出版机构共同创立，旨在培养我国大自然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新人；目前该班已经成功培养了两届学员。经过多年的努力，“安徽作为中国大自然文学创作的发源地和中国大自然文学现象的策源地”，已经发展成为“有全国影响力和国际名望的大自然文学重镇”。
四、余论
程虹是从形式与内容两个层面去定义美国自然文学的，她认为自然文学属于非虚构的散文文学，主要形式有散文、日记、自传及书信，以第一人称为主是其最典型的表达方式；其内容主要思索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写实的方式来描述写作者由文明世界走进自然环境那种身体和精神的体验。美国的自然文学、生态文学或环境文学，其影响已超越文学艺术界，在政坛、公共社会以及环境保护领域都有深远的影响。亨利· 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约翰·缪尔（John Muir）等人敬畏荒野的思想直接推动了美国国家公园的建立；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 和她的《寂静的春天》更是“在美国和整个世界掀起了一个永不消退的环保意识浪潮”。美国前副总统艾伯特·戈尔（Albert Gore）称蕾切尔·卡森“使我们回归在现代文明中丧失到令人震惊地步的一个基本概念：人类与自然环境要相互融合”。
刘先平曾指出，除呼唤生态道德外，大自然文学的另一鲜明特点是，在重建人与自然关系时，大自然文学重点不在于对自然破坏的批判，而是在于歌颂、展示大自然的美和生命之美，接通人与自然相连的血脉。从中不难看出，刘先平倡导的中国大自然文学与西方生态文学、环境文学的重心不同。韩进也称，“中国大自然文学发展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同步，形成有别于欧美自然文学的中国特色”。韩进曾将刘先平的生态道德与美国环境史学家罗德里克·纳什（Roderick Nash）的生态系统理论结合起来，并引用纳什的观点，称生态道德处于人类进入地球村时代的生态系统阶段。韩进还注意到了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创作中的生态整体观下的环保意识，认为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创作以生态整体观为指导，以生态审美聚焦人与自然的关系，描绘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这些作品具有生态维度的本真美、自然美、知性美、和谐美、崇高美。
韩进上述所言固然是事实，但中国的大自然文学与美国的自然文学还是有很多相通之处。在过去几十年间，西方的环境美学思想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国外很多学者已就自然景观的审美、环境保护、生态伦理等进行了大量实践与理论探索。如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大地伦理、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的积极美学、齐藤百合子（Yuriko Saito）的非美自然、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的参与美学、希拉·林托特（Sheila Lintott）的环保美学、玛西娅· 米尔德· 伊顿（Marcia Muelder Eaton）的生态美学、琼·艾弗森·纳苏尔（Joan IversonNassauer）的关怀美学、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III）的环境伦理（学）等。利奥波德主张像山那样思考，他毕生都致力于观察自然、研究自然、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卡尔松认为，要正确地欣赏自然，我们必须利用科学知识来发掘并感受它积极的美学价值；齐藤百合子强调从自然本身欣赏自然，她倡导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欣赏、非美自然的美学观；伯林特认识到了人类对景观体验以及景观知识的贡献，环境不是孤立分离的，离开了人类的参与，所谓的景观美就会变得空洞且毫无意义；林托特的环保美学考察了审美欣赏中可能出现的难题，她指出信念与偏见会诱导我们去欣赏审美上令人愉悦的，或是忽略审美上无吸引力的各种实体与环境，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将审美欣赏与科学知识相结合；玛西娅·伊顿着眼于美学与生态学的联系，主张在环境中理解和体现能够维持群体审美关注和兴趣的事物，旨在了解审美经验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并致力于生态的合理实践；琼·纳苏尔在风景美学和关怀美学方面都看到了生态美的潜力，她关心的是如何利用美学的力量造福环境，主张利用文化可持续性帮助美学与生态健康保持一致的方式来改进风景美学与关怀美学；罗尔斯顿发现，对自然审美的客观、参与性和科学知识的理解揭示了美学对环境伦理学的重要性，他以生态整体主义为基础建构了生态伦理体系，其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对我国学界的生态批评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综上所述，西方环境美学思想与中国大自然文学学科理论有很多共通之处。环境美学的思想为中国大自然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他者”之镜，中国大自然文学创作实践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与拓展环境美学的相关理论。
虽然刘先平大自然文学的部分作品先后被译成英文、法文、波兰文、克罗地亚文等多语种文字在海外出版，也有部分中国大自然文学评论在海外发表，但这与我们国内学界大量绍介国外的自然文学、生态文学、环境文学的作家作品以及相关批评理论相比还远远不够。笔者认为，我们在发展大自然文学、建构大自然文学学科理论的同时，还应进一步了解并持续关注西方自然文学、环境文学与环境美学等领域的最新发展，参与到国际（大）自然文学的学术共同体中，为全球（大）自然文学的研究与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生态道德建设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笔者建议有更多的大自然文学的评论用英文在海外期刊上发表；鼓励海外学者加强对刘先平大自然文学的研究与传播，共同推进中国大自然文学的海外传播与持续发展。笔者真诚地期待身兼作家、批评家的韩进有更多的大自然文学批评作品问世；同时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研究以刘先平作品为代表的中国大自然文学，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中国大自然文学界与批评界能够与西方自然文学、环境文学作家展开对话，与西方环境美学的思想家们进行交流。（文章选摘自《科普创作评论》2023年第1期，作者系李新德，温州大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环境美学、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