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卫市 海原县第一中学 2021级 刘欣怡 省级一等奖

指导教师：白雪洋

人类的发展大约经历了两三百万年，其中99%的时间里，人们几乎完全依赖于自然而生存，或栖身洞穴，或构木为巢，或逐水草而居（“有巢氏”时代）。自然界一切可食之动植物都是人类的食物，所谓“生吞活剥”、“茹毛饮血”，反映的就是这种生存状态。

后来人们因烈日干燥、火山爆发等自然起火而吃到了烧熟或烤熟的食物，发现它们更加美味，也更便于消化。他们尝试保留火种，进而发明了“钻木取火”的生存技能，人类饮食文化进入熟食阶段， 即传说中的“燧人氏”时代。火的利用是人类饮食文化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人类最早的一些发明创造，大多与食物加工利用相关，如陶罐、烤架。

可以说，在人类生存的几百万年中，与其他高等动物一样，主要通过采集植物和狩猎动物维持生存。 由于生态环境和季节的因素，其食物来源很不稳定，加之生活游移不定，文明因素难以积累。这一切在农耕畜牧发明之后才有了改变。

为了获得更稳定的动物食品来源，先人开始尝试圈养动物，地上跑的“野兽”驯化成“家畜”，天上飞的“野禽”驯化成“家禽”（传说中的“伏羲氏”时代）。“家”字“屋”中有“豕”（猪），反映了野猪向家猪驯化的历史过程。因季节变化所致的动植物资源的不均衡及人口增加的因素，驯养动物之外，人们也开始尝试播种植物。这就开启了以农耕文明为特征的神农时代。《白虎通》就谈到“古之人，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江西仙人洞、湖南玉蟾岩等众多考古遗址发掘的实物证明，一万年以前人类就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从野生植物的利用到尝试种植的活动持续了很长时间，也涉及多种植物。《书·舜典》记载：“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通过对作物产量、品位以及环境适应性的反复观察和知识积累，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几种作物的种植。商周时期，人们只有“百谷”的概念（《诗经》《尚书》有“百谷”，而无“五谷”）。“五谷”之说最早见于《论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实际反映了古代粮食作物生产从“百谷”到“五谷” 的历史变迁， “五谷”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食物来源。“五谷”所指为何？ 有两种说法，一曰粟、黍、菽、麦、稻，一曰粟、黍、菽、麦、麻。

中国是世界稻作起源地，然而，晋代以前，中国南方一直地广人稀。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兵燹连年，大量北人南迁，尤其是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此时稻米不仅为南方主食，也供养北方的城市和军队。古时虽有邗沟，但并未通接南北。但到隋朝，京杭大运河正式贯通。如果说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邗沟主要出于军事目的，那么隋朝贯通大运河则更多基于经济和政治的考虑。有了这条畅通南北的运河，漕运经济兴起，南粮北运成为常态。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官方漕运粮食每年约600万石。到北宋元丰三年（1080），南方人口达5600余万，已占到全国总人口的69%，南北经济和社会格局发生根本性改变。

这一重要变化与南方稻作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饭稻羹鱼”到“鱼米之乡”，虽然生产、生活方式看似没什么变化， 但南方稻作经济在国家经济和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反映了南方稻作经济日渐扩展的发展趋势。唐韩愈就称“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 《天工开物》也记载，明末粮食供给，大米约占70%。

地理学上著名的“胡焕庸线”是东北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的一条线，此线东南半壁占中国国土面积的36%，而人口占96%；西北半壁占国土面积的64%，而人口只占4%。这一条线实际也是中国稻作生产线，可知稻米生产与中国人口变化的密切关系。因为中国古代以小农经济为特色，因此很多人常常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农民不思进取，自我封闭。 这实际上是以今天的标准看待既往的世界。我们今天吃的西瓜不是来自西方，而是原产非洲；南瓜也非来自南方，而是原产美洲； 辣椒成为四川、湖南人的美食只是最近几百年的事。中国“三大粮食作物”中有两种（小麦和玉米）来自域外，“五大油料作物”中有三种（花生、芝麻、向日葵）来自域外。诸多历史事实表明，中华农业文明是一个多元交汇的文明，中国农民不仅乐于接受新事物，而且善于改良和创新。

因为现在农业的发展，我们拥有了更好的生产能力，有了更多的食物选择，但我们仍追求食物的选择与健康。食物的变迁告诉我们，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自然而生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