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咧，走咧，走远咧，越走就越远咧，眼泪的花儿飘满咧……”“我们见过这山原来的样子，我们知道有什么不同。山川焕颜，水土重生！未来真滴来咧，闽宁镇越来越好咧”。今年年初，扶贫剧《山海情》成功出圈，这部讲述宁夏脱贫故事的电视剧火遍大江南北，剧中展现了20世纪90年代宁夏西海固地区人民易地搬迁、艰苦开拓的奋斗史，折射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达40多年的反贫困壮举。2020 年底，我国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无论是脱贫力度，还是脱贫速度和效度，都堪称首屈一指的世界壮举。我国为何能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成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了解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反贫困发展历程，总结我党百年来反贫困的实践探索逻辑，领会“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伟大脱贫攻坚精神，对继承党的优良传统，继续书写好勤劳致富的新篇章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扶贫开发道路的实践发展
电视剧《山海情》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誉为“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在党和国家扶贫政策的引导下，在福建的对口帮扶下，在无数扶贫干部的共同努力下，从吊庄移民到劳务输出，从土地开垦到产业振兴，西海固人民辛勤劳动、不懈探索脱贫致富的路径，终于摆脱贫穷、过上了美好生活。涌泉村脱贫致富的故事只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脱贫攻坚道路上的一个缩影。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立足基本国情，积极探索脱贫道路，终于在2020年底彻底消除绝对贫困。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减贫实践经历了前30年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对多维贫困的探索、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大规模减贫、分区域瞄准的农村扶贫开发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施策进而到2020年底消除绝对贫困。
(一)1949－1978年: 探索多维度消除贫困的社会主义建设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积贫积弱，百废待兴。用世界银行每天1美元的标准，中国有90%以上的人民生活在水平线以下，因此，在当时，摆脱贫困几乎成为了所有中国人的梦想。改革开放之前，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我国努力恢复国民经济，稳定物价，制止通货膨胀，完成土地改革制度，这为之后摆脱饥饿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1952年，农业合作化政策的提出，将小农经济改造为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土地平均分配，农业合作化以自愿为主，大大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热情，农业生产率得到了显著提高，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
1957—1977年，在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发现，以计划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为主的经济制度难以持续，消除饥饿和应对饥荒成为中国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即使国民经济没有得到明显的好转，但在改革开放之前，至少在这四方面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减贫奠定了重要基础。一是农村集体经济时期，广大农民积极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兴修水利。以至于改革开放20年之后，农地依然可以得到有效灌溉，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二是普及小学教育，开办农村夜校扫除文盲，通过最基本的教育知识的提供，可以为改革开放后制造业产业提供合格劳动力。三是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最基本的医疗保障，通过村医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有效结合，不仅延长了国人的平均寿命，更为改革开放之后劳动力的身体素质提供了重要保证。四是提出“五保”政策，即保吃、保穿、保医、保住及保葬，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农村供养制度的雏形。
根据多维贫困理论，即使计划经济时代农民在收入/消费贫困方面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但在教育和医疗方面成效显著，为改革开放后劳动力的提供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1978－1985年:开创益贫性增长带动减贫的经济体制改革
一是益贫性的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的提出，大大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显著提高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二是益贫性农产品价格改革。改革开放前，国家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给，即统购统销政策。改革开放之后，国家调整了粮食收购策略，即议购议销政策。不仅在收购价格上有所提高，同时给予了市场更大的灵活度，粮食初级市场、批发市场应运而生。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统购统销政策到改革开放后的议购议销，逐步推进了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劳动生产状态，为农村消除贫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1986－2010年: 深化益贫性增长并建立制度化的开发式扶贫体制机制
1985年，农业生产停滞不前，连续几年粮食产量都停留在4000亿公斤左右，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国家积极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实施农业综合开发治理。对一系列山水田林进行治理，通过对中低产田的改造，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及综合生产能力。二是农业现代化技术的应用。在牲畜养殖、屠宰加工、设施农业以及选种培育等方面加大科技投入力度，用先进的生产方式增加农业生产效率。三是农业税减免政策。为了鼓励农民进行土地耕种，国家不断减免农业税并于2006年取消农业税。同时提出了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农资综合直补等 “四补贴”，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四是充分利用城乡发展差异及地区发展差异，实现大规模转移就业，不少家庭转移就业收入已经成为家庭总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1986年开始，国家开始建立制度化的开发式扶贫机制，尽管农村经历了土地改革制度和农产品市场改革制度后，农民的生产能力得到了增强，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任然存在一些农民无法摆脱贫困。因此国家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及《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 年)》。分阶段布置减贫目标和任务，设立了贫困区域、贫困县、贫困村。提出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农村居民基本生活需要。至此，农村基本形成了涵盖开发式扶贫、救灾救济、“五保”制度和“低保”制度在内的比较完备的反贫困政策体系。
（四）2011－2020年，建立多维度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机制
2011年国家制定并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年)》，划分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扶贫开发的主战场。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针对脱贫攻坚面临的“扶持谁”“怎么扶”“谁来扶”“如何退”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总书记指出：要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主线，分类施策，真抓实干，吹糠见米，确保贫困人口如期实现脱贫。要把发展生产扶贫作为主攻方向，努力做到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要把易地搬迁扶贫作为重要补充，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要把生态补偿扶贫作为双赢之策，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实现生态就业，既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又增加贫困人口就业收入；要把发展教育扶贫作为治本之计，确保贫困人口子女都能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具备就业创业能力，切断贫困代际传递；要把社会保障兜底扶贫作为基本防线，加大重点人群救助力度，用社会保障兜住失去劳动能力人口的基本生活。
为了做到“六个精准”，从2014年起，对每村贫困户进行建档立卡，精准识别贫困人口，且每年动态调整。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会议提出了“两不愁，三保障”的多维脱贫目标，同时增设扶贫领导小组，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实施“五个一批”工程，从多角度全方位为打通脱贫“最后一公里”开出破题药方。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将“国土增绿”与“农民增收”相结合，提出“生态扶持脱贫”先进理念。对难以实现就地脱贫的人口采取异地扶贫搬迁政策，按规划、分年度、有计划组织实施，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在教育扶贫方面，总书记提出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因此国家教育经费有针对性向贫困地区倾斜、向基础教育倾斜、向职业教育倾斜。如果说之前的扶贫政策是以开发式扶贫为主，脱贫攻坚期间的扶贫则是从多维度出发，不仅在衣食住行方面，同时兼顾到教育、医疗和生态环境等各个领域，真正实现了集经济、社会和环境一体的综合式精准扶贫。
二、中国农村扶贫制度变迁的优化与创新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救助式道义扶贫，到改革开放以来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发式扶贫，再到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成功实践，中国脱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这与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分不开的。我国在各个历史阶段有针对性出台相关政策，包括贫困区域判定、贫困对象识别、扶持资金来源、社会保障政策以及扶贫模式思路的演进等，通过对扶贫制度不断地优化与创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得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彰显。
（一）贫困区域判定的演变
扶贫区域判定总体经历了贫困区域、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的变化过程，扶贫工作逐渐细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农村居民普遍处于贫困状态，重点扶贫对象为受自然灾害影响严重的区域，由政府给予道义性救助扶贫。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劳动力实现生产自由，但东西部差距逐渐增大，因此国家开始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并将扶贫工作上升至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地位。
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将因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等因素限制而未能跟上社会经济改革发展步伐的地区作为国家体制扶贫的重点对象，对于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边远地区的贫困问题成为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重点。
1986年，随着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的成立，贫困区域范围得以明确，“国家确定的贫困县”数量为273个；1988年加入了牧区县、“三西”项目县；1994年按照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400元的标准，确定592个“国家级重点扶持县”；2001年将贫困地区概念调整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西藏自治区整体享受同等待遇，但不占用“贫困县”名额指标；2011年又确定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在贫困县基础上的范围扩大和概念补充。
（二）贫困对象识别的优化
贫困对象的识别是农村扶贫工作的重要一环，直接影响着扶贫工作效率和扶贫质量。我国在对贫困对象的识别过程中，经历了以绝对贫困人口为核心到低收入群体与绝对贫困人口同等重视再到如今多维度判断贫困人口，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调整贫困对象的识别标准。
1986年，国家统计局以解决绝对贫困人口基本生存需求为标准制定了农村贫困对象识别标准，并结合物价水平浮动做出了相应的调整。1995年开始使用国际通用的贫困测算标准“马丁法”，根据“食品消费线”制定“消费贫困线”确定贫困识别标准。1998年运用恩格尔系数作为低收入标准，但仍然沿用绝对贫困识别标准。从2008年起，我国取消绝对贫困识别标准，改用低收入标准作为贫困的识别标准并一直沿用至今。在大幅提高贫困人口收入识别标准的同时，将低收入人群全部纳入扶贫对象。
将低收入群体全部纳入扶贫对象，是我国扶贫制度贫困对象识别体系的开创性成果。在实现救济和保障绝对贫困群体的同时，也能让低收入群体充分感受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感受我国政策的优越性，增强社会融入感，缩小贫富差距。
（三）资金注入方式的拓展
在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起步阶段，扶贫目标主要是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政府主要采取直接发放救助金或实物等方式保证农村居民基本生活。专项扶贫制度建立后，中央财政划分专项基金来支持贫困地区脱贫。除了资金的专项补贴外，还提供了一系列金融扶贫措施，例如信贷资金转移调控、扶贫贴息贷款、企业专项贷款、贫困户扶贫小额信贷、公益彩票事业支持、扩大农业保险等，通过资金的多种注入方式，增加了农村居民的劳动热情，提高了资金的使用灵活度，充分发挥了金融机制对扶贫减贫的积极作用。
（四）社会保障政策的补充
社会保障政策的演变同样贯穿了中国农村扶贫制度变迁的主要脉络，主要涉及社会救助、最低生活保障、新农村医疗合作、养老保障制度、义务教育入学保障、卫生保健制度、计划生育政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制度保障，成为扶贫减贫的制度基础，为消灭农村绝对贫困、改善民生、提升贫困地区人口综合素质、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扶贫模式思路的创新
2016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指出: “摆脱贫困首要并不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也就是说不仅要重视居民的物质贫困，更应该注重精神层面的扶贫。在原有以单一物质扶贫的基础上，还要以智力帮扶为补充，注重科教方面的建设，加大教育方面的投入力度，积极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农村居民整体的文化水平，调动贫困人口的主观能动性，改变贫困人口的思想观念，进而帮助贫困地区实现自我积累与发展。
建党100周年来，农村扶贫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丰富内容、改革创新，党和政府始终把农村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精准扶贫、精准施策的中国特色农村扶贫道路上步履铿锵，实现了贫困治理体系的持续完善和不断创新，先后带领数亿中国人民走上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道路，对世界反贫困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为全球反贫困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目前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意味着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接受住了人民和历史的检验，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彻底画上句号。
《山海情》里老支书的话“有奔头那就不算苦，没奔头那才叫真的苦”让我为之动容，如今的闽宁镇，凭借当地电商扶贫产业的发展，“水花”们直播带货忙；双孢菇工厂化栽培，产量蒸蒸日上；凭借北纬38度的地理优势，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成为了黄金线上的独特佳酿。扶贫干部吴月娟的愿望实现了，“戈壁滩变成绿色，我们闽宁村要什么有什么，我们有医院，我们有学校，我们有公园，我们有商店，老百姓在这里安居乐业过着富足的生活。到那一天，我就把这杯茶换成酒，换成我们福建的老酒，还是我们三个人，还是吃菌汤锅，我们一起来干一杯庆功酒。”
（本文系典赞·2021宁夏科普作品创作与传播大赛文章类入围作品，作者系“明信之光”科普宣传团队孟莹、马少娟、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