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因素与中国新闻：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的创办缘起与报道重心
历史学者马敏曾倡导对中国近代宗教史和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要具有“世界的眼光和全球的意识”。如果把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放大到东亚、东南亚、南亚关联的视野，可发现喜马拉雅地区东西侧藏文报刊的产生、发展和报道内容上具有较强关联性与互动性。
（一）中国因素：基督教在华扩张与郭士立的欧洲游说
近代西方基督教对中国传教活动的起点在欧洲，但前进基地则在印度加尔各答附近的塞兰坡（Serampore），西方传教士在此翻译印刷相关资料，着手进行进入中国的准备。从历史上看，西方基督教会和教会报刊在中国的传播与南亚有联动关系。早在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东印度公司的翻译）1815年出版中文语法《通用汉言之法》、1823年出版中文《圣经》译本（时译为《神天圣书》）之前，浸礼会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就在塞兰坡完成了历史上首部中文语法《中国言法》（1814年）和中文《圣经》（1822年）的翻译。资料显示，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的缘起与中国的传教活动关联紧密。甚至可以说，该地区藏文报刊实为传教士报刊在中国发展的另一支脉。
1817年6月，英国圣公会差会（CMS）的首批印度传教士戈特黑夫·施罗德（Gotthelf Schroter）就曾在信中称，希望将《圣经》译成藏语进行宗教渗透，“在中华帝国西部地区传播上帝的话语”。而摩拉维亚教会前往拉达克传教，则与首位来华德籍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直接相关。1827年，郭氏到东南亚传教，从1831年起主要在中国活动，并创办中国境内首部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其间郭氏不断著论演说鼓动欧洲对中国的“基督化”，“谓华人求道甚殷，求遣人前来，相助为理”。来华第三年，郭士立撰写《为了中国向基督徒呼吁》（1833年）一文，希望“用基督教教义来教育他们的思想”，以“打开中国福音之路”，“将这个国家置于基督——万物之主的庇护之下”。1842年鸦片战争后，郭士立甚至亲赴欧洲游说，试图“让福音到达（中华）帝国最偏远的角落”。
郭氏的演讲和著作在欧洲影响甚大，马克思即受其影响，其在《伦敦时报》和《纽约论坛报》撰写相关中国文章的材料就来源于郭士立。郭氏在教会影响更大，1844年德国传教士巴特博士创办月刊《华夏黑暗中的曙光》，呼吁关注郭士立的计划。1849年和1850年郭士立最后一次在欧洲巡回宣讲，希望组建传教团体“对各自不同的中国省份担负传教责任”。并希望能将基督福音传至清帝国的“蒙古、西藏等地”。摩拉维亚兄弟会受其感召开展针对蒙古的传教活动，“决定从另一边去中国，把蒙古人基督化”。然而，由于俄罗斯阻挠，传教士威廉·海德（August Wilhelm Heyde）和路易·佩吉尔（Louis Pagell）被迫改道印度加尔各答，试图穿越西藏到达目的地。因三次受阻于中国西藏边境，在拉胡尔（Lahaul）的吉朗苦等无果之后，顺遂天意就地宣讲福音。此后，摩拉维亚教会在吉朗（1856年）和金瑙尔（Kinnaur）的普赫（Pooh，1865年）建立教堂，1885年在离西藏更近的列城和卡拉兹（Khalatse，1899年）建立另两个长期传教点。摩拉维亚教派的宣教模式强调入乡随俗、出版为先，从传道、办学、译经（翻译新旧约藏文版《圣经》）、出版（开办印刷厂）到办报，摩拉维亚教会走过了当初传教士来中国走过的所有道路。不过其与众不同之处是，早期的几名传教士变成了杰出的藏学研究者，并致力于将基督教教义带到藏语世界，由此拉开喜马拉雅地区五份藏文报刊出版的序幕。
（二）中国新闻：喜马拉雅地区五份藏文报刊的报道兴趣和关注重心
喜马拉雅地区五份藏文报刊的创办，其根本目的是跨越喜马拉雅山的地理、政治、宗教阻碍对中国西藏进行宗教和政治渗透。18世纪末、19世纪初浸信会、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协会就在喜马拉雅地区活动。19世纪中期，摩拉维亚教会、浸信会传教会、英国圣公会差会（CMS）、苏格兰教会传教士已抵达毗邻中国西藏的边境地区，分别在科塔加（Kotgarh，1843年）、西姆拉（Simla，1845年）、拉胡尔(1854年)、金瑙尔(1865年)、康拉（Kangra，1854年）、尚巴（Chamba、1863年)和锡尔莫（Sirmaur，1895年)设立传教站，为未来赴藏传教做准备。教士的终极目标就是“努力争取进入中国西藏（Chinese Tibet）这一‘伟大的封闭之地’（great closed land）”。其西藏差会称：“如果（前往西藏的）道路被意外地打开的话，任何在‘伟大封闭之地’边界上工作的传教士，在接到通知五分钟后，几乎都会准备好出发去拉萨。”在喜马拉雅地区的西方传教士看来，藏文报刊是向藏人社区传播渗透的最理想媒介。因为“即便自己不能穿越边境，文字也可以穿越边境”。
从喜马拉雅地区西侧藏文报刊内容分析中可以发现，西藏、汉地以及跨喜马拉雅信息传播和交流成为这五份报刊的关注重心，甚至相互也有联动效应。在《拉达克新闻报》中，藏地报道每期必备，前期以英军侵藏为主，包括英军与驻藏大臣有泰商议西藏开埠及印度至拉萨筑路的报道；后期逐渐扩展到四川甘孜等地区，如1905年第6期报道了清政府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四川巴塘被杀的事件，但由于两地相隔遥远，“事件详情至今尚不知悉”；其他还包括九世班禅访印、斯文·赫定（Sven Hedin）赴藏探险、藏地瘟疫流行的连续报道等。在中国内地方面，对于华北地区地震灾害、江苏官府镇压灾民、民众因美国排华而抵制美货等都有涉及。
在《拉达克信使报（A）》中，对清政府及西藏的报道比重加大，现存的九期报纸总共刊载了63条新闻，其中涉及清政府和西藏报道11条，占1746%。包括十三世达赖抵京并受光绪皇帝接见，“皇上赐予其金策和俸禄，并听命于皇上”；清政府修建从拉萨到江孜的通讯路线；同时报道了西藏地方政府与清廷的矛盾，以及光绪皇帝去世的消息。另一重要发现是，拉萨的《西藏白话报》创办后，喜马拉雅地区东西侧藏文报刊之间已有互动。1908年5月号《拉达克信使报（A）》中，一则题为《藏报》的新闻披露：“听说在拉萨发行了一份藏文报，实属待查。缘由：在该报上写了‘本报是西藏的第一篇藏文白话报’。但本报才是西藏第一篇藏文白话报，且发行达5年。”这条简讯信息量丰富，说明《西藏白话报》的部分内容已经传播到克什米尔地区的拉达克，且该报道早于已知的最早内容译本，即英国贸易代表1909年2月11日从江孜寄至锡金转呈英国政府的《拉萨报纸摘录》。一方面确认了《拉达克新闻报》是第一份藏文报纸的事实，同时也可窥见摩拉维亚传教士和拉达克人的空间和文化认同。这种“想象的地理”，显示拉达克藏人的空间意识和地理归属感，也显示出喜马拉雅地区边界“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流动性”以及贝伦德（Berend)所言的“居民的多重忠诚和身份特征”。
从现存1927-1929年的31期《吉朗新闻报》来看，仍然继承了之前两份藏文报刊对汉地和西藏的关注。每期新闻一般为4-5条，汉地新闻约占20-30%，由于信息量较大而多采取汇编形式。如1927年5月版“汉地见闻”中报道，“汉区发生的各种事情，若要展开讲，并在本报上刊发，则篇幅无法容纳”，因此冠以“汉地见闻”的题目汇编多条汉地消息。1927年第5期，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内地军阀混战、匪患不休的报道（如“汉地的局势仍然严峻，内乱和骚乱不断，导致匪患盛行”），也有对借对汉人的正面嘉许来灌输西方新教伦理（如“汉人是非常聪慧的人。他们学习和懂得法规，他们善于用织布机来缝制大衣和纺织布料，非常擅长制作精美的服装。汉族工人们在异地他乡，服从异地的法规，早出晚归从事劳作，不畏辛劳，为了生存而不停工作”）。《吉朗新闻报》有关西藏的报道则冠以“藏地新闻”的名目，也是采取新闻汇编形式。如报道发电设备运至拉萨的消息。并称：“待了解到具体情况后，定会做详细报道。”同时还分别报道“听说目前在西藏，没有一个汉人钦差大臣”，以及“班禅大师仍逗留在蒙古，还驻扎在汉地自己的行宫中。但具体情况并不清楚”等，四条汇总为一条。
从1925年10月创刊起，《各地新闻明鉴》有关汉地消息几乎每期必备，一般两到三条。从1927年开始明显增加，1927年第5期，开始出现整版西藏、中国汉地新闻（当时该报仅每期四版），此后，相关报道条目和整版报道增加（1930年12月第七期，新闻总条数为14条，其中50%为汉地消息），报道方式也颇多创新，既有消息、通讯、报摘、全文转载，也有专访，特别是对1930年刘曼卿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代表远赴康藏轺征，1934年黄慕松以特派专使身份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活动予以连续和专题报道。其中1930年10月到12月三期连续报道刘曼卿远赴康藏消息，并对其进行首次专访，报道此行藏汉修好的目的，以及刘曼卿与十三世达赖及噶厦高官交流，“与他们探讨三民主义和中央政府的政治布施等”；并记载刘曼卿言：“尼泊尔驻藏代表噶登当时来见我，我对他说西藏也是属中国之下的，如果你们之间发生战争中国也一定会来干涉。”《各地新闻明鉴》对刘曼卿所表达的中央政府维护国家权益的态度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报道。1934年9月9号更是刊发大幅照片，报道黄慕松一行及西藏各界热烈欢迎的盛况。报道他们在拉萨周边发放汉藏文传单，“让五族人民团结一致，相互之间友善”，“愿西藏人民知道只要相信中央就能获得最终的幸福”。南京国民政府释放的五族共和善意在西藏得到正面传播。所以当黄慕松完成使命回程路过噶伦堡时，记载噶伦堡“有藏文报馆一家，系拉达克人夺金巴不（注：即塔钦巴布）所办，对中国言论颇表同情”。这种评价对归顺英印政府之前的《各地新闻明鉴》来说是中肯的。该报另一值得注意之处，是从1930年开始直接转载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周报》、《大公报》、《申报》、香港《新闻周刊》以及新加坡汉文报纸消息，并在文末直接注明。如1930年7月26日3版报道阎锡山和冯玉祥一起觐见南京国民政府，注明是从《蒙藏周报》中节选的34期，4版新闻节选自35期。此后均有大量中国内地新闻从《蒙藏周报》中节选。《蒙藏周报》系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主办的周刊（1930年7月之后一度改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管理），此前仅在内地及四川青海部分涉藏州县发行，极少抵达西藏本地。经过《各地新闻明鉴》的二次转载，《蒙藏周报》“宣传党义，灌输科学知识，传播国内及世界新闻”的初衷最终通过《各地新闻明鉴》而得以在西藏实现部分传播。除此而外，有关中国内地的其他常规报道还包括军阀内战、饥荒、旱涝灾害、匪患、国民党“围剿”红军、红军长征到达四川甘孜地区的消息等。特别是1940年代之后对日本侵华战争、中国抗战形势有正面专版报道（如1944年第13卷第1期）。
从内容统计来看，该报中的本地新闻（噶伦堡、大吉岭、印度其他地区）约为50.9%，中国西藏和其他涉藏州县新闻约占20.5%，世界新闻和其他新闻各占约14.3%。此外在插图中也大量采用中国内地元素，如1930年6月号头版采用了汉地的长寿佛图。1945年第12期头版的新年祝福中，版面中央是庆祝二战结束盟国胜利的V字与佛教吉祥八宝，四角为藏英汉蒙四种文字的圣诞和新年贺词。祝福词为“时间之轮永远在流逝，辞旧迎新，新年祝福”（见图1），应该说也是考虑到中国内地因素和汉族读者。
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以较多版面报道西藏和中国内地消息的原因有二：首先从地理位置看，上述五份报刊主要创办地列城和噶伦堡均位于喜马拉雅地区中印贸易的交通要道上，与中国内地、新疆和西藏商贸往来频繁，因此，这些藏文报纸中含有大量中国新闻，有其客观的地理和历史背景。其次，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创办者鲜明的受众取向也导致其对西藏和中国内地新闻格外关注。弗兰克发现，报纸的头版新闻部分最受读者欢迎。“如果头版有关于西藏的新闻尤其如此”，因此《拉达克新闻报》的内容编排一般把藏地消息放在头版头条，从宗教色彩不明显的新闻报道开始，最后才进行传教。弗兰克的读者调查显示：“他们（读者）希望西藏的报道占很大一部分。”由于清末西藏的诸多重大事件多与清朝政府及驻藏大臣有关，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何西藏及中国内地的消息一直维持较大比例。对《各地新闻明鉴》而言，其自创刊之日起就尝试走市场售卖道路。噶伦堡当地有大量华侨，并且当地还办有一所中文私立小学，对这部分读者塔钦巴布不能不有所兼顾。辛亥革命后，虽然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有一定疏远，但西藏和内地之间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交流不断。一方面蒙藏委员会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与西藏联系，另一方面除了《各地新闻明鉴》外，蒙藏委员会的《蒙藏周报》（后更名为《蒙藏旬报》、《蒙藏半月刊》、《蒙藏月刊》）以及九世班禅西陲宣化使公署宣传处出版的《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是当时屈指可数的藏文报刊，也为《各地新闻明鉴》提供了便捷的藏文消息来源。
清末，清政府和内地消息依托《西藏白话报》初步实现了在西藏的大众传播，但1912年《西藏白话报》停刊后，祖国内地的消息在西藏当地失去了大众媒介依托。1913年北京创办的《藏文白话报》虽曾发行至四川、青海部分地区，但寿命不足两年，在西藏影响微弱。民国期间，南京政府一直筹划在拉萨创办报刊。1948年，“中央现拟于不久出版藏文报纸一种,以沟通西藏之声气,提高文化水平”，但因国民党政权垮台而无果。在1912至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期间，西藏虽也曾有零星英文报纸发行，但总体而言仅为个别高僧、官员贵族和在藏外国人订阅，在藏地产生影响的还是该地区发行的藏文报刊。
对于上述报刊在中国西藏和其他涉藏州县的影响，存世文献不多，但仍有踪迹可寻。《申报》、《大公报》对《各地新闻明鉴》均有报道。刘曼卿云：“藏中贵族,多乐读之。”1939年上海出版的英文《北华捷报》中，有多篇来自四川甘孜署名“藏人”的通讯，报道《各地新闻明鉴》“将藏语新闻带入甘孜的理塘、德格、稻城和其他遍布西康的喇嘛中”。“在打箭炉（今四川甘孜州康定市），我们发现活佛、扎巴和其他人非常热衷于阅读这份藏文报纸，这是他们除了中文报纸，了解在中国和整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唯一来源。”可以认为，从1904年至西藏和平解放之前，内地新闻在西藏的传播除了早期（1907-1912年）由《西藏白话报》承担外，其他时间主要是由《拉达克新闻报》、《吉朗新闻报》和《各地新闻明鉴》等藏文报刊来实现的。如果说在四川康定等地区的藏族读者尚有条件接触汉文报纸的话，在西藏，《各地新闻明鉴》等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则是普通读者“了解在中国和整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唯一的来源”。在《各地新闻明鉴》停刊期间，九世班禅行辕秘书长刘家驹（格桑群觉）谈及：“拉萨无报纸,前有印人所办之藏文报,自印运入,现已停刊,故消息至感滞塞。”综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20世纪上半叶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促进了汉藏地区的信息流动，事实上成为中国内地向西藏进行大众传播的主要载体。（本文摘编自《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7期，作者系韩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