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基于新近发现的20世纪上半叶喜马拉雅地区五份藏文报刊的内容分析，发现喜马拉雅地区的藏文报刊发轫于传教士报刊，《拉达克新闻报》启其端，之后布道纸与新闻纸别分异路。喜马拉雅地区东西两翼的藏文报刊在内容上有较强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并创新了巴扎传播、客栈传播、马帮传播等诸多发行方式。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的创办和传播显示：现代西方传教士报刊对华渗透并非仅从东南沿海向内地单向开展，而是从中国东西两侧双向进入；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是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对中国西藏进行宗教、政治、文化渗透的工具，同时也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内地向中国西藏进行信息传播最主要的大众传播中介；在朝贡体系与殖民体系的博弈格局下，喜马拉雅地区早期藏文报刊因宗教冲突与地缘政治而呈现出较强冲突性与对抗性。
关键词：喜马拉雅地区 藏文报刊 传播 对抗
正文
西藏新闻报刊史是我国地方新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近现代新闻史研究，由于缺乏新材料的发现，被认为“几乎陷入僵局”。相关研究仅限于联豫和张荫棠在拉萨创办的《西藏白话报》（1907年）、北洋政府时期蒙藏事务局出版的《藏文白话报》（1913年）以及后来南京国民政府蒙藏事务委员会创办的《蒙藏周报》（1929年）等。囿于材料稀缺，有关20世纪早期藏文报刊发展的研究存在诸多空白和待解之问。方汉奇先生曾发问：“我看到在一些历史时期，藏文报刊出现了惊人的空白，它的原因何在？”进而提出希望：“将来有无可能通过文献发现其中隐藏的藏文报刊，从而改变藏文报刊的历史记录？”无独有偶，民族新闻史学者白润生也有类似的疑惑：“如果时间再上溯到1907年以前，我们同样没有发现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有藏文报刊的身影。”并表示：“我们对这些研究领域保持着高度期待。”
笔者近年来在研究中陆续发现，20世纪上半叶，喜马拉雅地区早期藏文报刊并非仅只《西藏白话报》一家。在德国赫恩哈特摩拉维亚教会档案馆、德国柏林图书馆东方部、英国摩拉维亚教会伦敦资料室、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尚存多份西方传教士及相关人士创办的早期藏文报刊。笔者于2016年开始在英、德等国展开相关资料搜集。基于对这些报刊的系统研读和梳理，试图回答以下问题：除《西藏白话报》之外，20世纪上半叶喜马拉雅地区曾出现过其他哪些藏文报刊？其创办背景、基本内容、发展脉络怎样？与中国的内地传教活动和中国西藏有何关联？采取了哪些创新性传播与发行手段？其传播影响如何？本文将基于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所言的微观历史（micro history）考察，在对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纸文本解读和发展脉络梳理的基础上，尝试探析其发展背后的历史和文化逻辑，回应上述方汉奇之“问”与白润生之“惑”。
一、布道纸与新闻纸：20世纪上半叶喜马拉雅地区五份藏文报刊撮要
喜马拉雅地区在地理上被认为穿过至少７个国家，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中国、印度、尼泊尔、不丹和缅甸，被称为“多重国家边缘”地区，即多个国家边界相遇与重叠的空间。该地区文化多样性丰富，一方面是文化的断层线，另一方面又是文化的融合区。从西喜马拉雅的巴尔蒂斯坦、拉达克、喜马偕尔、木斯塘、锡金、阿萨姆到不丹和缅甸东北部地区，存在着一个藏-喜马拉雅语群(Bodish-Himalayish)，其中包括藏语群600万人。按照文化地理学伯克利学派的观点，这些地区文化相似、语言接近，属于宗教文化上同宗同源的文化地理区。在喜马拉雅山南侧斜面的诸部落被谢国安（多吉卓巴）统称为“闷域”（Mon-yul)。詹姆斯·费舍尔（James Fisher）在其《社会学和人类学导引》中指出：喜马拉雅区域虽然被描述为“边缘区域”和“非驴非马的不伦不类地区”，但事实上并非一个边界、边缘或缓冲区，而是作为拉链将两个纹理密集的文化织物缝合起来。在这一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所言的“接触地带”或莱特胡特（Lightfoot）等所称的“文化界面区”，贸易沟通、文化交流频繁。虽然由于现代边境的固化而形成了“喜马拉雅僵局”（himalayan stalemate），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该地区的传播与交往不断，特别是通过山体之间的沟谷、廊道、小径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形成了特色各异的朝圣之路、丝绸之路、茶马之路、麝香之路和盐之路。美国新闻史学者埃默里（Emery）父子认为，报业发展与商业发展有共生关系：“所有早期的报纸都是在商业中心问世的。”这种判断同样适用于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的兴起及其媒介环境。
关于喜马拉雅地区的藏文报刊，仅有1907年驻藏大臣联豫在拉萨创办的《西藏白话报》为人熟知。但实际上从1904年开始至上世纪中叶，在喜马拉雅山脉西侧和南侧曾先后出版过五份藏文报刊，分别为《拉达克新闻报》（1904-1907年）、《拉达克信使报（A）》（1908-1910年）、《吉朗新闻报》（1927-1935年）、《拉达克信使报（B）》（1937-1947年）、《各地新闻明鉴》（1925-1963年）。其中前四份报纸主要在西喜马拉雅地区的列城（Leh）和吉朗（Kyelang）发行，后一份报纸则在东喜马拉雅地区噶伦堡创办。这些藏文报纸的缘起并非本土办报，而是源自基督教扩张及世俗政治推动。
《拉达克新闻报》系已知史上首份藏文报刊，由传教士赫尔曼·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于1904年1月创办，1907年5月停刊，共发行41期。该报以当地藏文白话书写，月刊四开小报。内容包括各地消息、故事和谚语三大版块，另有“书信”和“圣言”两个非常设栏目，偶尔间杂科普常识。从内容构成看，该报头版、二版是新闻报道。其新闻部分类似清末《万国公报》，以国别、地区为标题，以接近性为编排原则，依次为本地、周边、藏地、各国消息。前期以时政、重大新闻为主，之后本地新闻、社会新闻、灾害新闻、趣闻、市场新闻渐增，“5W”要素齐备，新闻纸特征较明显。该报对同时期英军侵藏、班禅访印、日俄战争等有较为详细的连续报道。其“谚语”部分实为以基督教义来阐释本土谚语。总体上看，该报具备信息、娱乐和教育三大特征，前期主要报道国际、藏地新闻，后期注重本地消息。
《拉达克信使报（A）》创建于1908年3月，由传教士欧内斯特·肖(Ernest Shawe)和弗里德里希·彼得(Friedrich Peter)接手弗兰克承办。该报保持了《拉达克新闻报》的版式和内容结构，信息量增加，教义劝服减少。内容渐趋世俗化，取消谚语和直白布道，而是大量报道“目的论新闻”（即把传教嵌入新闻报道中），其作为布道纸的功能下降，新闻纸特征益显。笔者所据9期《拉达克信使报》均来自德国赫伦胡特的摩拉维亚档案馆。该报内容多由藏人改宗者约瑟夫·格尔根（Joseph Gergan）完成，终刊于1910年。
一战爆发后，摩拉维亚教派德籍传教士在英印传教活动由其伦敦分部接管。英籍牧师沃尔特·阿斯博（Walter Asboe）于1926年来到毗邻西藏阿里的吉朗（Kyelang）传教点，并于1927年创办另一份报纸《吉朗新闻报》。该报也是月刊、四版，发行量仅40份，但发行面广且有国际影响。该报与前两份报纸略异，系用印刷体而非手写行书刻本。该报在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中颇多创新：一是在头版加入插图；二是首次采用通讯员供稿；三是除了圣言教语，也摘录部分佛教思想来吸引读者。该报现存31期，与之后的《拉达克信使报B》相比，在报道面、开放性、世俗化、可视化方面具有明显过渡性特点。
1935年，阿斯博从吉朗回到列城，随即关停了《吉朗新闻报》，并于1937年重新出版了一份新的《拉达克信使报(B)》。该报沿袭《吉朗新闻报》的版面设计，每期头版插图为手绘拉达克日常生活场景，涉及与民族、季节相关的服饰、手工、农牧业劳作等。间杂时事性国际新闻插图。从信源上看，除了本地信息、印度报纸摘录，还通过收音机获取国际新闻。1947年，阿斯博因印巴冲突爆发离开拉达克，该报停刊。
《各地新闻明鉴》是喜马拉雅地区发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藏文报刊。该报于1925年10月1日在印度噶伦堡出版，1963年11月1日停刊，共出版311期。其创办人多杰·塔钦巴布(Dorje Tharchin Babu)在毗邻中国西藏的印度斯皮蒂(Spiti)摩拉维亚教会受洗受教，于1917年移居噶伦堡加入苏格兰教会。该报于1948年9月增加了《西藏镜报》的英文标题，并曾于1954年9月到1955年1月期间试办为周刊。内容包括时政新闻、技术发明、名人故事、宗教故事、谚语、谜语、漫画、游记、文学、地图、广告等，并为藏商提供实用市场信息。发行量从最初的50份增加到1947年的近2000份。该报版式设计、内容结构和布局深受早期摩拉维亚报纸影响，也是唯一被国内学者零星提及的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但疏漏和错谬甚多。该报除了在西藏有一定影响外，还发行到中国内地及四川、青海的藏民区。
虽然这五份藏文报刊特色各异，但新闻报道、宗教布道、道德说教、社会教育、知识启蒙、广告信息始终为其主体，尤其新闻是重心。《拉达克新闻报》发刊词称旨在报道“当地或当今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情”；《各地新闻明鉴》第一期声称要“刊载其他国家的所有新闻”；弗兰克在拉达克列城附近的读者调查中也发现新闻版块是“读者中最受欢迎的”。从新闻报道所占比重来看，在《拉达克新闻》中约占60%，《拉达克信使报(A)》上升到约70%，《吉朗新闻报》则有大幅下降，为35%，《拉达克信使报(B)》恢复到50%左右，《各地新闻明鉴》则长期保持在66%左右。
喜马拉雅地区五份藏文报刊的特点在于其宗教性和世俗化并非此消彼长，而是并行不悖。《拉达克新闻报》基于强烈的受众取向和劝服动机，创刊时即埋下了宗教化与世俗化的双重基因：一方面设立专门的“谚语”版块，借藏族谚语进行基督教布道；另一方面在新闻和故事版块又富有浓郁生活气息和世俗特色。其世俗化是起点，宗教劝服是归宿。《拉达克新闻报》通过强化各类新闻报道、贴近本土兴趣，用大量世俗内容来实现宗教劝服目的，这是弗兰克进行内容编排的基本出发点。
在《拉达克新闻报》休刊后，1920年代之后的三份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在此基础上各执一端，渐行渐远：一条路径是由英国摩拉维亚教会掌控、传教士阿斯博等主编的《吉朗新闻报》和《拉达克信使报（B）》，更偏向保守的福音主义，其宗教色彩和布道纸特点愈发明显，新闻比重大降，布道内容、栏目渐增；另一条路径则是由塔钦巴布创办的《各地新闻明鉴》，将新闻、谚语与布道分开，增加了文学、漫画、信息和大幅广告，逐渐由一家教会报纸向政治性世俗报纸过渡，走向机构世俗化、内容世俗化、报道专业化与宗教多元化，进而“在藏文印刷文化中创造了一个世俗空间”。
在新闻报道方式上，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也经历了一个从宗教化到专业化的过程。最早《拉达克新闻报》常从宗教视角解读新闻报道，如1905年第12期，在报道意大利火山爆发、法国矿难、日本大饥荒之后，编发了一段时评：“要问这三个地方为何遭受如此的苦难呢？主要是那些地方没有想念上帝而只关心自己所造成的。”这种将灾变与宗教信仰进行关联，源于基督教的“天意教义”（doctrine of divine providence），即认为“神圣天意”是“历史的、自然的和看似不自然的事件的‘第一原因’”。用美国报人和波士顿清教徒伊利克斯·马瑟（Increase Mather，1676）的话说，就是“上帝的意志可以从自然和历史中阅读出来”。这在早期基督教报纸中被称为“目的论新闻”（teleological news）——从当地时事开始，阐述其对公共生活的意义，进而从中读出“上帝的信息”。这是早期宗教报纸的一个典型特点。1920年代之后，《吉朗新闻报》、《拉达克信使报（B）》继续保留了“目的论新闻”的特色，沿用类似的“自然事件布道”（natural event sermon），如：“假如某个山沟，天气很好，这是托神圣的上帝之福报！”（《吉朗新闻报》1927年9月）“英、意两国能达成和解协议，是在上帝的莫大关怀下取得的。”（《拉达克信使报（B）》1938年6月）而在《各地新闻明鉴》中则较为明显地去掉了新闻中的宗教关联，将观点和事实分开，至多进行道德关联，呈现较为鲜明的现代新闻纸特点。（本文摘编自《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7期，作者系韩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