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宗教劝服与政治博弈：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中的冲突性与对抗性
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发展是该地区宗教扩张和地缘政治的反映，一方面是西方基督教与藏传佛教争夺信众的平台，另一方面是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开展对西藏渗透、与中国政府博弈的宣传舆论阵地。边疆学者劳姆（Magdalena Naum）曾言：“不管是殖民扩张的影响还是两个独立政治体之间的缓冲区，在边境的相遇都导致了具有不同文化和社会传统的对抗。”从创办之日起，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之间的内容生产与传播就充满了冲突性和对抗性。
（一）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中的宗教冲突与文化贬抑
19世纪中叶，随着欧洲殖民主义势力向喜马拉雅地区扩张，一个西方基督教文化与藏文化的接触地带逐渐形成。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认为，“接触地带”通常是指“在高度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背景下文化相遇、冲突和争斗的社会空间”。这个空间是“地理和历史上分离的人们相互接触并建立持续关系的空间，通常涉及胁迫、极端不平等和棘手冲突”。藏文报纸的媒介空间亦然。
喜马拉雅地区的藏文报纸被称为“沉默的传教士”（silent missionary）。弗兰克认为，如果藏人习惯了报纸，他们也会习惯并更容易接受基督教思想。故报纸出版本身就是一种传道行为。从办报动机、报道框架和内容分析来看，该地区藏文报刊对藏人、藏文化、藏传佛教充满着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和浓厚东方主义色彩。如《瓦乔维亚·摩拉维亚人》1921年第6期把藏地视作“愚昧和迷信盛行的落后地区”，佛教则是“一种严重堕落的形式”。阿斯博认为当地佛教导致了“无意义的生活，萦绕心头的恐惧，宿命论和迷信”，此乃其所谓拯救“异教徒”的动机所在。故藏文报刊对藏传佛教和藏文化持有较明显的宗教偏见和文化蔑视，对藏传佛教和僧侣多有诋毁。如《拉达克新闻报》1904第8期报道拉达克白土寺活佛瓦固拉侵占附近村民宅基地，抢占里几寺喇嘛的财产，致其居无定所，并谴责道：“从此事看，这位活佛难道不是一位无良心的人吗？”1904年第3期报道：“在一次宴席上，喇嘛为坐上首席而争起来。”随后用耶稣教言来讽刺：“大凡智者都会选末座，大凡愚人个个挑首座。”在传教士报刊中，对喇嘛最直接的诋毁方式是将藏族谚语偷梁换柱，用基督教义重新阐释。如《拉达克新闻报》第一期解释谚语“喇嘛自身难保，岂能救度亡灵”。该谚语本意是强调内在修行，而在报中却阐释为：“若上师的品行恶劣，怎么能够救度死者的亡灵？一位罪恶之人，怎能救助世人？要问谁是无罪纯正的上师呢？那便是救星耶稣基督！”办报者通过穿凿附会的方式从藏族谚语中找到《圣经》是真理或基督教优于藏传佛教的证据，矛头则指向藏传佛教和喇嘛。同样情况在《吉朗新闻报》中也屡见不鲜。大量谚语的改写、篡写和“神学化”诠释，以及带着宗教偏见的报道在《拉达克新闻报》、《拉达克信使报（A）》、《拉达克信使报（B）》中俯拾皆是。
贝斯特达（Rafal Beszterda）认为，基督教传教士在喜马拉雅地区扮演着进攻的角色，“传统土著”表现出防御的姿态，但是当地藏传佛教僧侣和世俗权威并非束手就擒，他们对于传教士及其宣教进行了系统性的抵制。这种带有法侬意义上的抵抗主要有赖于三种资源：宗教资本、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从宗教上看，当地藏传佛教根深蒂固，“潜在的皈依者面临僧侣和俗人的巨大社会压力”，导致“藏人不想要这种文本（报纸和宣传册），他们甚至不得不小心，希望喇嘛在他们的家里找不到这种东西”租住寺庙领地，自然不敢与寺庙僧侣对抗。从社会上看，皈依其他宗教形同自我放逐，面临群体排斥压力。可以说，喜马拉雅地区藏传佛教的统治力不仅限于宗教和政治，还深植于经济、社会中。仅靠基督教报纸仍然难以撼动佛教、寺庙和喇嘛的权威。生存需要影响了村民对传教士的态度，也迟滞了摩拉维亚教派的传教功效。阿斯博称，在80年内，摩拉维亚人总共才改宗了146名藏人。在传教14年之内，他本人只改宗了2名藏人。
也正因为当地藏人的系统性抗拒，我们发现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为了不刺激当地人的宗教感情，后期逐渐减少了攻击性话语而代之以隐性劝导。例如《拉达克信使报（B）》对于编织产业和编织女工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试图用资本主义精神来改变藏传佛教乐天安命的思想。在《吉朗新闻报》、《拉达克信使报（A）》中开辟专门讲道的专栏，也逐渐将新闻报道事实与观点分开，客观报道佛事活动或者宗教新闻，《拉达克信使报（B）》开设单独的宗教布道栏目，如“谚语”、“玛利亚教言真谛”，以及独立的一段教言。在《各地新闻明鉴》中，则进一步把藏传佛教与基督教并置，试图规避民间较为尖锐的宗教冲突，呈现出宗教调和的姿态。
（二）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背后的政治博弈与角力
从19世纪开始，喜马拉雅地区就处于以北京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和以大英帝国为中心的殖民体系冲突的前沿。在英国南亚战略布局中，喜马拉雅地区是拱卫其印度殖民地体系的缓冲地带。藏文报刊则被视作“和平地渗透这个地区的具体建设政策的一部分”。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既是这种博弈与角力的载体，同时也成为政治对抗的表征。
从中国一侧来看，早期藏文报刊的创办即有经略边疆、维护统一、防备外患的初衷。清末国力不彰，面对英帝国主义者觊觎中国西藏，联豫“参访四川旬报及各省官报”创办《西藏白话报》，旨在“爱国尚武开通民智”，“激发其爱国心，进以新知识”。“爱国”当其冲，“启蒙”随其后。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对西藏地方事务鞭长莫及，1914年贡桑诺尔布出任蒙藏事务局总裁后，即告诫袁世凯：“英、俄等国窥伺蒙、藏，均有白话报暗为传布。”（此为《拉达克新闻报》及《拉达克信使报（A）》可能已发行至西藏的旁证）鉴于“文字收功远轶于武力以上”，故筹办《藏文白话报》，以“屏绝外人之煽惑”,“启边氓之信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加强西藏地方与中央的联系成为当务之急，乃有1930年刘曼卿奉使西征、1934年黄慕松赴藏致祭、1940年吴忠信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在宣传上除了在南京创办《蒙藏周刊》外，就是在拉萨重办藏文报。早在1934年，黄慕松就建议：“在拉萨筹办一种汉藏合印定期刊物，以沟通感情，传递消息，介绍内地文化与中央施政方针。”《大公报》也曾发短评《藏胞向我们招手》：“以拉萨的重要,竟无报纸发行,而须靠由印运入的藏文报为报道的工具,只此一点,已值得我们的深省。”但由于抗战延搁，该建议并未落地。1942年，葛赤峰在《创办大规模藏文报之建议》中提出“以政府之力量，在拉萨创办大规模之藏文报纸”的建议，实现“争取藏民内向，团结国内民族”的目的。1945年抗战刚刚胜利，南京国民党政府即着手在西藏办报，“为印刷便利计,曾拟先在印境噶伦堡出版,然后分送西藏境内。”但是由于英帝国主义者百般阻挠，最终“未得印度政府之同意”而告吹。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前，在西藏创办现代报刊，加强西藏与祖国内地联系、维护统一，对抗英印政府分裂图谋，始终在中央政府筹谋之中，惜内力不逮，外加英印阻挠，导致西藏本土办报长时期内“出现惊人空白”。
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英印政府则对中国政府在西藏办报一直心存戒惧之心。1907年《西藏白话报》创办后，伦敦《泰晤士报》8月24日即予以报道。其后《西藏白话报》的一举一动也备受英人关注，对外稍有微词，英方即大为紧张。1909年5月12日印度办事处副国务秘书A加德力致信外交办公室副国务秘书，并“附上印度政府关于拉萨中国安班（驻藏大臣办事处）编辑的藏文报纸刊登反英文章的信件副本”。在该信件副本中摘译的《西藏白话报》建议藏人和尼泊尔人、不丹人“应交好”、“交朋友”，并声称：“在西藏有一些邪恶的外国侵略者”。这里的“外国”显然是指英国。一手创建殖民体系的英印政府自然深知在“藏人中传播此类文章可能导致的后果”，因此莫雷勋爵赞同印度政府建议，“指示北京的英国大臣就安班对英国政府及其贸易市场代理人的不友好态度问题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在英国印度办公室编号为NO.287的爱德华·格雷爵士（E.Gery）于1909年5月24日寄给驻华公使朱尔典（J.N.Joradn）信函档案中，称对印度政府认为“这样的文章的传播可能造成危险后果的观点”表示“赞同”。朱尔典1909年6月17日给庆亲王奕劻的信中提及：“我奉命提请中国政府注意拉萨的中国特使对国王陛下政府和贸易市场上的英国代理人所持的不友好态度。”认为《西藏白话报》“旨在挑起敌意，应立即向中国西藏当局发出指示，要求其停止这些出版物”。迫于压力，1909年7月2日，清政府外务部给朱尔典回复：“已指示有关报纸今后严禁发表所抱怨的大意的文章。我们荣幸地向阁下通报上述情况。”该事件显示，英方对《西藏白话报》在“无知的西藏人中”可能引发的“危险”高度警惕，不惜动用外交手段，迫使朝廷对驻藏大臣施压。英国政府对中方藏文报纸的紧张和敌视可见一斑。
从内容上看，同时期喜马拉雅地区西侧藏文报刊对于清政府的态度也有明显的对抗和贬抑色彩，其中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互为表里。如《拉达克新闻报》1906年第3期报道九世班禅访英印，清政府“十分不满”，“并提出不许与英国人亲密接触”，评论道：“听罢此语，让人感到十分奇怪”，讥讽“看来汉地人也比过去聪明了”，并认为汉地人应该“得到英方的教诲”，“听从英国人的教导”，这样“就不会存在恐惧心理了”。对中国的政治事务指手画脚、冷嘲热讽，可以明显读出其倨傲态度和对清政府的蔑视。在报道日俄战争及他国消息时，该报尚能保持一定的客观性，但一旦涉及英军对藏地的入侵和与清政府的冲突时，便呈现出明显的偏向。其报道话语往往将清政府、西藏地方政府、藏传佛教、僧侣等“他者”化和污名化，通常以贬抑、嘲讽的口吻加以诋毁，而对于英军的胜利则予以正面描写。在此后的《吉朗新闻报》和《拉达克信使报（B）》中，对汉地战争、灾祸、盗匪横行的报道达半数以上，正面报道极少。
英政府一方面抗议中国藏文报纸的反英立场，另一方面英印政府和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西藏的宣传和渗透并未丝毫松懈。殖民体系下的喜马拉雅地区的宗教与政治之间本来就纠缠不清。该地区的摩拉维亚、浸信会和英国圣公会之间更是跨越政治和教派界限展开了一场“跨欧洲合作”（Inter-European Co-operation）。这种基督教组织、政治势力以及宗教组织内部的相互关联也成为藏文报刊在喜马拉雅地区传播的组织基础和文化基础。从报头设计、内容构成、版式特征上看，五张藏文报刊间并无太大差异，也有明显内在承续关系。
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中宗教和政治杂糅最为明显的是《各地新闻明鉴》。N.威洛克（Nicole Willock)认为该报具有深厚的“基督教和殖民主义根源”，是20世纪上半叶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西藏进行宗教渗透、文化侵略和政治操控的典型样本。各方材料显示，塔钦巴布是一个“忠诚的英国臣民”和“英国间谍”。日本间谍木村肥佐生（Hisao Kimura）曾言：“一方面，他（塔钦巴布）公开出售报纸；另一方面，他秘密为情报部门工作。这两项活动相辅相成。”1942年，英印政府对印度报纸实施严格的“控制与鼓励政策”后，《各地新闻明鉴》得到英印政府垂青，不仅资助其恢复出版，还特许使用“政府信息和广播部”的官方照片。作为回报，塔钦巴布向政府保证不发表任何“不利于他们利益”的东西，并给予“印度（英国）政府的观点足够的空间”。1942年5月，英国驻重庆大使馆的约翰·卡尔文(John A. Calvin)在给伦敦英国信息部远东部的一份有关西藏的报告中建议英国“检查那里（西藏）的宣传阵地”，并且“尽一切努力通过补贴在噶伦堡制作的藏文报纸的发行量来增加（影响力）”。英印政府买断了500份《各地新闻明鉴》，除150份在大吉岭、锡金、不丹、克什米尔、列城和西姆拉分发外，其余被送往西藏。1947年，英印政府强制要求所有申请印度与中国西藏贸易许可的人都必须订阅《各地新闻明鉴》，致其订户于1947年3月达到最高1983份。当然，苏格兰教会、英印政府对《各地新闻明鉴》的资助并非乐善好施。对教会来说该报是劝服改宗的工具，对英印政府来说则是一种本土化的宣传喉舌。1940年代，拉萨英国使团的负责人黎吉生（Hugh Richardson）在半官方文件《西藏纪要》（Tibet Precis）中写道:“我们在这一领域的活动，用一个更好的词来说，可称为宣传”。这些“宣传”是“通过传播BBC，通过在噶伦堡出版的一份有少量补贴的藏文报纸以及新闻影片来实现的”。学者恩格哈特（Isrun Engelhardt）曾直言，此举旨在“试图击退中国在（中国）西藏的影响”。由于英印政府对《各地新闻明鉴》的长期支持及塔钦巴布本人的政治态度，西藏和平解放后，分裂分子把“宣传反共、叛国的《西藏镜报》（即《各地新闻明鉴》），不断偷运进藏，到处散发”，与中国政府对抗。1958年7月，中国外交部提出了一份备忘录，抗议利用噶伦堡地区作为进行颠覆分裂活动的基地，其中就提到了《各地新闻明鉴》的反动宣传。尼赫鲁回复称：“事实上我们向这个主编发出了警告”，但“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对它们采取任何法律行动”。为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我国以同在噶伦堡发行的英文报纸《喜马拉雅时报》（Himalayan Times）为阵地，在1956年1月22日刊登著名记者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的《从陆路去拉萨》（From Road to Lhasa），以及1959年3月1日刊载《西藏的进步》（Progress in Tibet）等文章，宣传新西藏的交通变化和欣欣向荣的景象，给予抹黑西藏发展的《各地新闻明鉴》以针锋相对的回击，开启了新中国跨喜马拉雅地区逆向传播的序幕。随着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及边境的关闭，《各地新闻明鉴》由于缺乏市场和各方支持，最终于1963年倒闭。至此，喜马拉雅地区的早期藏文报刊因政治、宗教、经济原因，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
五、结语
中国新闻史研究一般把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视作中国近代汉文报刊之始。中国近代报刊的兴起公认是以境外办报为肇始，从洋人办报到本土办报，从宗教报纸到世俗报刊，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陆逐步推进。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的出现从另一向度改写了我们对于传统中国近现代报刊发展格局的看法。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并非只是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地的逐级推进，而是呈现为从东、西两个向度的双向进入。如果把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放入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闻传播史的历史坐标中，可以发现，这些藏文报刊形成了一个弧形的涉藏传播带，从1904年起即自西向东跨越喜马拉雅山对西藏和四川、青海等涉藏州县进行宗教、政治渗透和信息传播。
从政治传播和传播地理学的视角看，从19世纪中期开始，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和以英国为中心的殖民体系在喜马拉雅地区展开了近一个世纪的博弈。围绕着该地区的宗教与政治、教化与启蒙，中国政府与西方传教士、英殖民主义者及其追随者就以藏文报纸为平台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舆论攻伐和政治角力。喜马拉雅地区的藏文报刊一方面成为宗教皈依和政治渗透的平台，另一方面通过其藏语翻译和传播发行成为祖国内地消息在西藏实现大众传播的信息中介。可以说，近代以来喜马拉雅地区一直是中外涉藏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中国西藏长期面临信息入超的窘境。直到西藏和平解放，随着《西藏日报》的开办和西藏人民广播电台的开播，才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喜马拉雅涉藏地区信息传播不平衡的历史。作为时代之镜，20世纪上半叶喜马拉雅地区的藏文报刊一方面反映了两种体系以及英印与中国政府围绕中国西藏的对抗，另一方面也成为这种对抗的阵地，成为20世纪上半叶喜马拉雅地区近现代历史和涉藏传播研究不可多得的历史记录和珍贵文献。（本文摘编自《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7期，作者系韩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