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进一步讨论
基于以上对于“独乡”一个特定的“家”在过去20年所发生的变化的描述，我们想再度回到前文所说的“家”作为一种传播研究视角做进一步的讨论。这样的讨论，将从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展开。
（一）理论层面
如前所述，“家”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家”是亲人的集合，“家”是房屋，“家”也是“地方”，同时，“家”还是一种“心安之所”，这还仅仅是拓宽了对于“家”的理解。在前文的论述中，我们也从既往传播研究中对于“家”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简要综述。在此基础上，企图打通这两类理论话语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拓展“家”作为一种传播研究视角可能的“问题空间”。
从传播研究的角度来看，在既往相关研究中，或是把“家”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或是把“家”作为一种特定的传播空间，或是对电子媒介对于包括“家”在内的传播空间的拓展等方面进行过讨论。所有这些讨论，均是从实体意义上的“家”来展开的。这样的讨论当然具有意义，但仅仅停留在“家”的实体意义上的讨论未能实现“家”与“传播”两类理论话语之间的全面对接。正如彼得斯正确地指出的——“复数的交流（communications），即传播技术可以解决那些在单数的交流（communication）中出现的问题；用更好的连线可以驱除魔鬼。我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并且这样一种实体意义上的“家”往往也会成为“传播的传递观”得以实践的节点或场所，并最终导致“交流的无奈”。
彼得斯在阐明他对于“传播理论”的理解时，这样写道：“它是关于人类境况的一种视野，这种视野认为人在某种根本意义上就是‘交流性的’（communicative），正如希腊字‘逻各斯’所具有的含义一样。”彼得斯把“传播”上升到“逻各斯”的意义层面，与本文把“家”作为一种“心安之所”进行讨论在思路上完全是一致的。作为一种“心安之所”的“家”，虽然不能完全脱离于实体意义上的“家”，但是由于它暂时摆脱了实体对象的限制，除了彰显“家”更为丰富的意义内涵之外，同时与“逻各斯”层面的“传播”实现了较好地结合，从而具有了人类“交流的无奈”的庇护所的隐喻。
正因如此，以“家”作为视角来对传播问题进行讨论，使得既往传播研究中的相关问题实现了统一，诸如个体与群体、公共性与私人性、行动与结构、时间与空间、实体与精神、“传递观”与“仪式观”、效果研究及意义阐释，等等。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家门”具有十分凸显的“阈限”的意涵，进入“家门”，意味着进入某个私人世界，走出“家门”则意味着进入公共生活。这均是当我们以“家”作为一种传播研究的视角，或是以“家”作为一个传播研究的分析概念可能获得的一些理论上的优势。
除此以外，作为一种“心安之所”的“家”，或许还能够给传播研究带来更大的启发。既往传播研究，强调的是“参与”、“融入”，或是“敞开”，但是作为一种“心安之所”意义上的“家”，它还具有“悬置”、“隔离”、“关闭”（或发“放下”）的意义。这一点，或许是既往传播研究中很少涉及的方面。在既往的所有传播研究中，无论是“传播的传递观”还是“传播的仪式观”，其均强调“参与”，作为一种“心安之所”或是“交流的无奈”的庇护所的“家”，不再一味强调“参与”，而是与他人、与外界的暂时的“隔离”。在这个意义上，在我们看来，对于“交流的无奈”的规避，还不能仅仅停留在彼得斯所说的“他者特性”与“参与”，同时还需要暂时的“隔离”或是“放下”。这里所说的“放下”，虽然也可能包含在彼得斯所说的对“他者特性”接纳的宽容之中，但是在我们看来，此处有单独提出来讲的必要。这种“放下”，套用彼得斯的表述方式，也可以说成是“交流的悬置”，尤其在当下几乎完全被网络所覆盖的信息社会中，暂时关闭所有的与外界的“连接”，获得某种内心的宁静，这或许是精神意义上的“家”之于传播而言更为重要的意义，也是传播的一种“理想状态”。这一点，是以“家”作为一种传播研究的视角给我们带来的又一个十分重要的启发。
（二）现实层面
上述“独乡”的案例虽然只是其中的一个点，但是透过这个点，我们既看到了“家”在空间构成、人员构成等方面的“巨变”，也感知到了当地人对于“家”的心理感知方面的变化。所有这些变化，又发生在“独乡”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穷”走向“富裕”、从“落后”走向“发展”、从“荒凉”走向“美丽”这样一个高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之下。
在前文中，我们从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对“独乡”某个特定的“家”进行了较为详细地说明。在前后二十年间，无论是实体意义上的“家”，还是精神意义上的“家”，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前所述，实体意义上的“家”的变化，必然会使得传播方式等发生变化，但是所有这些变化，还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变化，最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心安之所”的“家”的营造。“独乡”，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当地人如何告别“传统”、走向“现代”的极佳的案例。
前文对“独乡”迪村一个家庭过去20年的成员变化进行了说明，这样的变故当然不能完全归因于上述外在的“家”的变化，或者是传统的“断裂”。但是在上述变化的同时，我们的确也感知到了当地人在实体意义上的“家”的变化的同时其精神意义上的“家”也在发生变化。这样一种心理上的变化，并非纯粹是我们作为“局外人”的感受，也有当地人的自我表达为证。
前文讲到的作者在“独乡”的房东的大儿子，在中专毕业回村后曾作为云南某大学当独龙族研究基地的村民日志记录员，撰写了10余万字的村民日志，这些文字在他去世后被整理出版。在他所写的日志中，多次提到了他对“家道没落”的伤感。比如在2015年2月10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今年过年，如果不发低保，恐怕是什么年货也买不起了，这也是村里很多人担心的问题，因为有些人一年挖药材所赚的钱，基本上到了第二年冬季就所剩无几了。就比如我家，在父亲去世前，是村里家境最殷实的一家。父亲去世得早，按照他的临终遗言，我只顾读书。……父亲在世时会从乡里用马驮物资到村里，销售给当地村民。父亲去世后，母亲独自经营着我们家的小卖部，物是人非，家里的顶梁柱没有，他一个女人在偏僻的深山里要供3个孩子读书。……我回到村子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干，谋生技能根本追不上别人。那几年我的家就像蜡烛一样燃尽，我们两兄弟娶媳妇时，也没有给彩礼。目前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我才知道什么是“人情冷暖”。曾经那些对我们家恭恭敬敬的人，也逐渐变得冷漠。
后来他又经历了母亲病故，以及自己的孩子患病求医终不得治，最后自己选择了自杀。在他所写的日志里，也记录了多起本村自杀的案例。至少在那段时间前后，当地自杀的问题十分严重。
由此可见，虽然包括迪村在内的整个“独乡”的“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若从前文所说的“家”作为一种“心安之所”的意义上来看，生活在“独乡”的很多人，目前仍然处于不断地适应过程中，甚至也还处于某种“交流的无奈”之中。
急迫面临发展的“独乡”，在“他者特性”和“参与”两方面可能均有忽略，行政的方式和组织行为有时的确能产生极高的“效率”，但是这样的“效率”本身也还需要做更为全面的评估。同时，除了上述两个方面，在未来乡村振兴过程中，是否也可以更多地关注“家”作为一种“心安之所”的另外一层意义——“放下”，虽然这一层意义更多地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讲的，但是个体是否能够“放下”，同样与来自环境的压力直接相关。只有包含“放下”，“家”的意义才是完整的，乡村不仅仅是“美丽”的，同时也才有“家”的归属感。这方面问题，在未来的乡村传播研究中也值得继续去关注。
“独乡”近20年来“家”的变化，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它也是广大中国农村“脱贫”过程中的一个具体案例。同时，摆脱贫困的“独乡”也将随中国广大农村一起逐步迈向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的轨道。因此，“独乡”的案例，无论对于过去还是未来，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再有，虽然本文是基于一个乡村案例所做的讨论，但是，对于“城市化”进行中的都市，是否也面临同类的问题？
在结束本文之前，还需要做三点说明：第一，我们承认“独乡”的案例（也包括迪村的“家”）具有特殊性，还需要通过更多的经验研究、提供更多的案例来进行检验；第二，“独乡”这样一个特殊的案例与前文所做的一般意义上的理论讨论之间或许存在张力，这有待进一步推敲；第三，本文对于“家”的理解，尤其是“家”作为一种“心安之所”，这或许只是作者的一种“偏见”，或是一种天使般的“梦想”。因此，本文希望抛砖引玉，求教于各位。
（本文选摘自《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11期，作者系郭建斌、王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