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从大众传播学等方面的视角探讨了科学传播过程中的“站位”问题，指出了科学传播过程中“站位”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且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科学传播；站位；问题；对策

引言

“站位”这个词原本是体育比赛用语，用来代指在体育比赛过程中运动员所占的位置，一般多用于羽毛球比赛。其实，岂止是体育比赛中存在着“站位”问题，科学传播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站位”问题。“站位”得当，可能其所传播的作品不仅能够风靡一时，而且还能够影响长远，而“站位”失当，则不仅有可能一时受挫，而且还有可能抱憾终生。所以，我们完全有必要对科学传播过程中的“站位”问题进行多视域、多角度的研究。

科学传播过程中“站位”方面存在的问题

由于种种原因，科学传播过程中肯定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站位”问题。这些问题可以从各种角度加以观察与扫描。本文拟从“态度”“能度”“高度”“准度”等四个维度来对这些问题加以扫描。

“态度”问题

这里所说的“态度”是指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对于是否主动站位的一种心理状态。由于种种原因，某些科学传播的相关行为主体往往认为科学传播就是科学传播，他们的任务就是“为了科学传播而科学传播”，自以为科学传播可以在一个非常纯粹的“真空状态”中进行，对于涉及到其他领域的“站位”问题态度暧昧。在“大是大非”面前往往迷失了方向，不仅自误而且还有可能误人！这里所说的“大是大非”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涉及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大是大非，二是涉及到社会和谐稳定方面的大是大非，三是涉及到全民族乃至全世界都应共同遵守的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大是大非。在涉及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方面，有些科学传播的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科学传播时，往往对自身的传播有可能危及到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漠然置之。比如说有一篇谈论中国国土地理的科学传播文章，在引用中国地图的时候，就将没有标注“南海九段线”的地图错误地引用并放到网上进行传播，结果被国外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别有用心地加以利用，给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安全造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伤害；所谓涉及到社会和谐稳定的大是大非，指的是有些行为主体在开展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并没有想到自己所进行的科学传播，如果搞得不好，有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比如说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爆发期间，有些相关行为主体在开展相关药物治疗新冠肺炎病毒的科学传播过程中，贸然发布了某些没有经过“科学共同体”验证的信息，导致相关药品被抢购一空，给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危害；所谓涉及到全民族乃至全世界都应共同遵守的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大是大非指的是科学传播不能违背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乃至全世界都应共同遵守的具有普世价值的伦理道德。比如说前几年有一种所谓的新的“基因编辑”技术问世，当时有一些科学传播工作者不假思索地写成文章对这种所谓的新技术加以传播甚至赞扬，结果招致了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弹！反弹者认为，这种不加辨别地对基因编辑婴儿性别的所谓科学进行传播的“科学传播”，实在是有害于公序良俗和伦理道德。

“力度”问题

这里所说的“力度”的“力”原本是指“力量”的“力”，但是本处特指“能力”的“力”。科学传播过程中的“站位”确实涉及到“能力”的问题。“能力”有很多语义指向，这里主要包括但不限于政治能力、政策能力、文化能力、社会能力等等。所谓“政治能力”是指科学传播工作者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除了应具备应有的传播能力外，还应该具备政治眼光、政治意识、政治思维、政治观察、政治敏感等等能力；所谓“政策能力”，是指科学传播工作者在进行科学传播的过程中除了应该具有政治能力之外，还应具备把握作为政治的当下化、具象化呈现的政策的能力，对于政治的当下化、具象化呈现的政策要随时关注，敏锐感知，精准把握；所谓“文化能力”是指要对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比如说制度文化、器物文化、饮食文化等有敏锐的感知与精准的把握的能力；所谓“社会能力”，是指要具备能够随时随地融入到社会生活中的能力，[1]这种能力有助于科学传播工作者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敏锐地把握到社会的需求，做到喜社会之所喜，怒社会之所怒，这样才能使得自己的科学传播行稳致远，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也能够同时确保科学传播过程中的“站位”准确。电视体育比赛解说员可以视为是某种意义上的借助电波介质来开展科学传播工作的科学传播工作者，中国曾经有一位非常出色的体育节目解说员或者叫主持人，此人名叫黄健翔，当时在中国电视界。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主持人，但是这位主持人在2006年却黯然离场，黯然离场的原因，就是他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意大利对阵澳大利亚世界杯的体育比赛解说或者也可以叫做科学传播的过程中不讲政治，对于场比赛场上意大利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选边站，对于其中的意大利高呼万岁，结果差一点引发了一次政治外交风波。没有办法，他只能选择离开中央电视台。黄健翔的这个所谓的“解说门”事件从一个侧面说明科学传播必须讲政治，不讲政治就会出现“站位”错误。2020年11月2日，中国资本市场突然传出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此前似乎被许多人看好的一家巨无霸企业蚂蚁金服在上市前夕被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内的4大监管机构监管约谈，[2]蚂蚁金服之所以被监管约谈，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可能与他的创始人马云先生口无遮拦地进行所谓的“科学传播”有关。可能是因为阿里集团的成功，所以，除了运营企业之外，马云更愿意扮演一个“启蒙者”的角色，不分时间、地点、场合到处兜售他的所谓思想或观点。前些年任何一位中国旅客假如乘坐中国航班在中国各大机场的连锁书店内可能都能看到或听到马云先生的各种各样的“高见”！古人云：“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可能在马云先生的心目中，他是一个科学传播工作者，他所进行的都是非常神圣的具有启蒙性质的科学传播工作。于是乎，就有些忘乎所以，对于中国的资本市场发表了自己的“科学观点”。本来中国的资本市场管理层乃至中国高层都非常强调一个概念，叫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三令五申的提出要想方设法避免或者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而这位马云先生却在他自以为的“科学传播”讲演中对中国大陆的金融是不是有系统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大陆的金融根本就没有系统，何来系统性风险？！甚至非常刻薄的说，中国根本没有银行，有的只是当铺等等！[3]这样的言论自然引发了管理层的震怒。不仅蚂蚁金服上市遥遥无期，而且阿里公司在海外的股票市场也急剧缩水，据说一天之间就缩水了近千亿美元！[4]上述事件，其实给我们提了一个醒，科学传播过程中，一定要对国家的相关政策有非常透彻的了解和发自内心的敬畏，不能也不应以一己之力来挑战整个国家和体制，那样的结果只能是鸡蛋撞石头，自身被撞得粉身碎骨。

“高度”问题

这里所说的“高度”是指科学传播工作者进行科学传播时所站的位置。科学传播工作也是需要站在一定位置进行传播的。出现“高度”方面的问题，其原因无非有两点，一是相关行为主体“有心无力”，二是相关行为主体“有力无心”。“心”就是相关行为主体的态度和意愿，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此处不赘述。这里所说的“力”当然是指“能力”。这种“能力”有很多语义指向，既包括“政治能力”，也包括“学术能力”。[5]无论是“政治能力”还是“学术能力”，往往都取决于相关行为主体的视野、眼光和胸怀。而相关行为主体的视野、眼光和胸怀，往往取决其头脑中是否有更宽广的空间意识和更长时间的时间意识。换言之，就是是否具备从更宽广的视野去看待自己的科学传播。有些传播从局部上看没有任何问题（至少相关行为主体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放到更加宏大的政治时空或者学术时空来加以考量，就会出现问题，这一点，应当说，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有很多惨痛教训。有一位专家曾经罗列了科技类图书容易出现的九点政治性错误，分别是：所传播的内容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不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引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时不准确不完整、涉及到的人名地名国家名称不准确、有损于我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宣扬伪科学、以所谓“科学”名义传播淫秽色情信息、泄露国家地质矿藏机密、违反我国的民族政策等。[6]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家出版社在出版一本百科全书式的杂志的时候曾经刊载了一篇如何做好猪肉菜肴的文章，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科学传播作品，文章文笔还是不错的。但是负责这篇文章编辑工作的责任编辑和该杂志的主编却因为刊登这篇文章而受到了查处。之所以受到查处原因在于，他们错误地将这篇文章与一篇介绍伊斯兰教的文章放在了同一个版面，结果被一些有心人解读之后，认为这是对忌食猪肉的伊斯兰教信徒的一种不敬乃至亵渎，结果遭到了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群众的抗议，最后有关方面不得不从讲政治的高度对文章的责任编辑及主编进行了组织处理。应该说，教训还是非常深刻的！而2017年国家工商总局对上海一家机构开出的100万元罚单则是因为这家机构在发布类似于科普作品的广告时“使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未将国界线完整、准确的表示，损害了国家尊严及利益。且当事人在以后的相关广告设计中，在已知其广告地图绘制错误的情况下，仍未将我国领土表示完整、准确，客观上持续了违法行为，放任了危害后果的继续发生”，[7]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

准度问题

所谓“准度”是指科学传播过程中对于需要把握的相关核心要素把握得不够，从而导致的科学传播的“站位”出现问题，进而导致其科学传播内容的不准确等问题。[8]这里所说的“科学传播过程中对于需要把握的相关核心要素把握得不够”中的“核心要素”有多种语义指向，包括但不限于政治要素、科学要素、文化要素、经济要素、历史要素等。这些要素是需要“吃透”的。所谓“吃透”就是要下一番“由浅入深、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功夫。笔者注意到，2017年12月8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召开“科学传播工作会议”，该院负责人在讲话中一再强调“科学传播工作人员应切实加强学习与调查研究，吃透中央精神、地方政策和中科院相关要求，并与自身工作实际相结合，以学习推动工作，以工作促进学习。”[9]以往，由于没有吃透相关精神，所以，有些科学传播的行为主体可能会出现“站位”不准的问题，出现一些“低级红、高级黑”之类的作品。比如说，扶贫是一项由国家大力倡导的德政工程，全国上下无数人都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有的人却对于扶贫工作的精神实质缺乏精准的把握，于是乎就出现了“扶贫干部与女贫困户结婚”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文章，[10]这样的文章虽然不是科学传播作品，但却并不意味着科学传播过程中不存在此类的问题，比如，为了提升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有些地方开展了“煤改气”工作，由于时间比较紧，在“煤改气”之初冬天出现天然气气荒，百姓挨冻了，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写了一篇谈“煤改气”的科普文章，文章中有这样的话“虽然暖气暂时供应不上，但国家的政策是温暖的”，[11]结果遭致一片嘘声。

（文章选摘自《教育传媒研究》2021年第2期 ，作者系北京教育新闻中心策划编辑、中国数据新闻大赛组委会副秘书长张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