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解决之道

以上我们罗列了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技术“赋能不足”的种种表现，为了确保科学传播的可持续发展，有必要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针对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和解决方案

（一）“刚柔并济”“内外联动”，妥善地解决好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内容“赋能不足”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刚”，是指“刚性规制”或者“刚性规范”。所谓“刚性规制”或者“刚性规范”至少有两种抓手或者两种载体，这两种抓手或两种载体，一种是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出台的相关法律，以及由各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出台的地方性法规。由于种种原因，当下我们还没有一部专门的以“科学传播”为名称的相关法律法规。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来推进这个工作呢？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积极向前面提到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以及各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提出相关建议，积极争取他们顺时应势，尽早制定出台专门以促进“科学传播”为主要诉求的法律或者法规；“刚性规制”或者“刚性规范”的另外一个载体或者抓手，就是一些虽然并非直接与“科学传播”有关，但是间接与“科学传播”有关的法律法规，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当下还是有一些与科学传播内容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存在的，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促进法》，等等，这些法律法规虽然没有以“科学传播”为名称，但是其中还是有一些内容可以做工作的。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就在明确罗列了11种不得进行传播的内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广告使用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引证内容的，应当真实、准确，并表明出处。引证内容有适用范围和有效期限的，应当明确表示。”[15]那么，有关方面就可以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相关建议，建议在下一步修订完善的过程中，增加诸如广告播出的过程中不得不得打着“科学技术”的旗号制造恐慌。贩卖焦虑等内容。这样，就可以在专门的法律法规没有出台的情况下，为“刚性规制”或者“刚性规范”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法律抓手。这里所说的“刚性规制”或者“刚性规范”的另外一个含义或者抓手是各级党政机关制定出台的各类相关文件，这些文件虽然不像法律法规那样具有绝对的“刚性”，但是，考虑到中国特有的国情，很多情况下这些文件的刚性约束力也是不容小觑的，加上这些文件制定出台的相关主体往往都手握相关的公权力，所以，在很多时候它们的约束力甚至可能会更强一些！前面我们还提到了“柔性规范”，这里所说的“柔性规范”，至少也有几种力量进行驱动，一种是外部的力量，我们不妨称之为“外驱动力”，另外一种是内部力量，我们不妨称之为“内生动力”。所谓“外驱动力”是指借助外部的力量，也就是在前面所提及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增加有关“教化”的内容，要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科学传播过程中应努力避免“挂羊头卖狗肉”或“缺斤短两”的文化氛围。这里所说的“挂羊头卖狗肉”是一种比喻，指的是某些所谓的“科学传播”作品，由于种种原因，其传播者所传播的内容往往是打着“科学”的旗号，实际上传播的却是非科学、假科学，甚至是伪科学的东西。这种情况此前早已经有专家学者注意到了。有一位专家在研究中发现，“一些无良广告仗着与公众的亲近性，完全无视已有的科学定论，它们要么打着科学的旗号从现有的科学知识中为产品寻找理论依据，却东拼西揍，生搬硬套，通过广告的‘剪枝裁叶’，歪曲科学，迷惑公众。要么利用人们长期以来的偏见、习惯，公然地反对科学。”[16]这里所说的“缺斤短两”，指的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某些行为主体在开展所谓的“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其作品中理论上应该提供的科学技术内容和实际上传播的科学技术内容之间并不匹配，换句话说，其实际上给广大受众提供的科学技术内容要远远低于受众的预期。无论是“挂羊头卖狗肉”还是“缺斤短两”，都是与广大受众的合理预期不相符的，有关方面应该想方设法开展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浓厚的“不敢”“不愿”“不想”“不能”“挂羊头卖狗肉”“缺斤短两”的科学传播方面的文化氛围，以便化解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技术内容“赋能不足”的问题。

（二）“供需”联动，优化“土壤”，努力化解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精神“赋能不足”问题

这里所说的“供需”，指的是科学传播的“供给侧”与“需求侧”，“优化土壤”的“土壤”，是一个比喻用法，指的是科学传播工作者所生活的语境或者环境。下面分别展开略加论述。首先，我们来看供给侧如何“优化土壤”，或者说如何优化科学传播工作者的传播环境。从供给侧一方加以考量，“优化土壤”至少可以有两种路径，一种是“自律”，一种是“他律”。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自律”。这里所说的“自律”，顾名思义，就是相关行为主体在从事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对自我所做的自我约束。“自律”又可以通过以下两种路径加以展开，一种是“传统模式展开”，一种是“非传统模式展开”。我们国家已经先后成立了许多与科学传播有关的相关组织，这些组织或者叫做“协会”，或者叫做“学会”，或者叫做“专业委员会”，这些组织在业内还是享有一定威望的，所谓“传统模式展开”就是有关方面应通过种种努力，想方设法让这些相关组织以“业界同仁”的名义，发出各种各样的“自律”倡议，呼吁成为其成员的科学传播工作者，在开展科学传播的工作的过程中，要严格遵循科学精神，坚决不开展违背科学精神的科学传播活动。这里所说的“非传统模式展开”，指的是借助新媒体、新技术建构的同处于某一个新媒体平台上的兴趣、爱好共同体，比如说微信里的“群”或者“朋友圈”等等，这些兴趣、爱好共同体，虽然没有“协会”“学会”“专业委员会”的名头，但是“群”里或者“朋友圈”里的成员却往往拥有共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们相互之间的相互影响，也不容小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政府管理部门就应该想方设法要求“群主”或者“圈主”充分发挥他们的“意见领袖”的影响力，通过各种方式努力呼吁朋友圈或者是群里边的成员在开展科学传播活动的过程中，要努力遵循科学精神，坚决不传播与科学精神行违背的东西。说完了“自律”，我们再来说说“他律”。顾名思义，“他律”，就是来自外部的规制与约束。这些约束既可以是各级立法机关制订的法律、法规，也可以是各级政府部门制订出台的文件。无论是法律、法规还是文件，其实都应该用非常明确的语言表述方式向全社会尤其是科学传播工作者指明在科学传播过程中必须遵守的一些基本准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遵循科学精神！并且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中，还要明确指出开展科学传播的相关行为主体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有承担因为违背科学精神造成的相关后果承担相关责任的心理准备。这一点使得它区别于行业性组织的“自律”，以及群里或朋友圈里的“自律”。说完了“供给侧”，我们再来说说“需求侧”。正像“供给侧”需要进行改革一样，“需求侧”同样也需要改革或者说改变。那么“需求侧”应该如何改革或者改变呢？方法和路径当然有很多，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他教”与“自教”两种路径加以推进。这里所说的“他教”与“自教”都有一个“教”字，这个“教”指的是一种教育，即对相关行为主体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媒介素养的概念是英国学者 F?R?利维斯和丹尼斯?汤姆森在 1933 年共同提出来，用来避免低俗化和肤浅化的媒介环境对学生产生的负面影响。”[17]所谓“媒介素养”，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指相关行为主体正确看待媒体、使用媒体的一种能力或者素养。下面我们分别对“他教”与“自教”略加展开进行阐述。首先，我们来看看“他教”。在阐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与以往相比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套用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话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万物互联、世界皆媒”的时代。在这种“万物互联、世界皆媒”的时代，每一个人每天面对的都不是信息匮乏的苦恼，而是信息丰富的痛苦。那些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信息，在给相关行为主体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选择和使用以及理解方面的困惑。有鉴于此，相关专家学者一直倡导在学校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很多地方也在一些大学乃至中小学开展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门课程还没有成为所有大中小学学生的必修课，这样就往往使得相关的教育存在着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久而久之，必然会影响社会各界，尤其是大中小学学生对于媒介所传达内容的正确理解和正确使用。这种情况下，相关政府部门就应该从“他教”的角度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积极推进将“媒介素养教育”课程纳入到大中小学的必修课范畴，从而给相关行为主体打上一针“免疫针”，不给那些打着“科学传播”的旗号，实际上违背科学精神开展传播的所谓“科学传播”作品提供其朝思暮想的“土壤”。所谓“自教”，就是相关行为主体要充分意识到自我教育、自我完善的必要性，不能也不应以任何理由放纵自己，既不应对于所有的科学传播作品一概信任，也不应对所有的科学传播作品一概不信任。正确的态度是，应该通过相应的媒介素养教育，不断提升自己对于媒介所传达信息的认知能力、分析能力、批判能力，从而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接收相关作品所传播的相关信息，从自我教育的角度自我完善，不给那些“挂羊头卖狗肉”，打着“科学传播”旗号的但却违背科学精神进行传播的所谓“科学传播”作品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土壤”，从而努力化解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精神“赋能不足”的问题。

（三）理性区分“主体”与“客体”，“过去”与“现在”，避免“纳兰性德之叹”，努力化解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方法“赋能不足”问题

这里所说的“主体”与“客体”指的是科学传播的传播者及其所传播的内容。这一对矛盾统一体之间至少存在着以下三种关系：一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一直分离，就是传播者是传播者，传播内容是传播内容；第二种情况是传播者进入到传播内容当中，或者说传播内容融入到传播者的思维和头脑之中；第三种情况是传播者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之后，将传播内容经过消化，最后化作自己的传播作品。这三种情况可以分别用古人的三句话来加以概括。这三句话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三句话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主体”对“客体”从“肯定”（确认客体的存在）到“否定”（认为“客体”并不是想象中的“客体”）到“否定之否定”（“客体”还是“客体”，但已经是融合了“主体”主观感受和想象的“客体”）的这个循环曲折的过程。无论是“肯定”也好，“否定”也罢，抑或是“否定之否定”，作为传播者的传播主体，都要在心里明白自己与所传播的内容之间可以深刻融入，但是却不能完全“代入”，套用一句表演界的行话来说，就是不能“入戏太深”。恰如一副对联所揭示的演艺秘诀“称员外称老爷思功就看成究竟非富贵，呼夫人呼娘子看郎才女貌到底假夫妻”，用比较直白的话说就像戏剧表演界的演员虽然演了领袖人物，但他们本身并不是领袖人物一样，同样的道理，在开展科学传播过程中，相关行为主体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所传播的是科学内容，所以作为传播者的本人也随之而身带光环，“王霸之气”尽显，虎躯一震，便认得各方受众纳头便拜！没有那样的事情！说完了理性区别“主体”与“客体”，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如何理性地区别“过去”与“现在”。众所周知，“过去”与“现在”都是时间的存在形式，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所谓“有联系”，是指二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互文见义的。“现在”是发展了的“过去”，而“过去”则是曾经的“现在”，二者之间是不能随便割裂开来加以对待的。佛教有一部很有名的经典叫做《百喻经》，《百喻经》里边提到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有一个人有一天吃了六张饼，吃饱了之后，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告诉旁边的人，说他有一个新的发现，那就是其实根本不用吃前面的那五张饼，只吃第六张饼就行了。这就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痴汉吃饼”的故事，这个故事非常形象地说明了有些人是如何看待“过去”与“现在”的关系的。这个痴汉固然可笑，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像那个痴汉一样可笑的人，其实往往并不少见，尽管他们并不一定表现得这么明显。这类人对待“过去”的态度用比较学术的话语加以表述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历史虚无主义”。所谓的“有区别”指的是“过去”与“现在”毕竟是时间的不同存在形式，二者之间其实是存在着区别的。这种区别，用古希腊哲人的话说，就是“人的一生中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或者用中国古人的文学语言加以表述，就是“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无论是“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还是“最是人间留不住”，指明的都是时间的一种特征，这种特征就是“一维性”，也就是一去不可复返。这种一去不可复返，就说明必须要注意到“过去”与“现在”的区别。既不能像那个痴汉那样不要过去的历史，对“过去”采取历史虚无主义，也不应躺在过去不思进取，变成“躺平主义”或者“历史依赖主义”！为什么不能“躺平”呢？笔者认为，至少有两点原因使得我们不能躺在过去的历史上一动不动：一是从本体角度也就是从科学传播的本体加以考量，科学传播主体或者科学传播内容，以及科学传播的形式、方法等等，都必须与时俱进才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古人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如果科学传播主体及其所传播的内容，以及所使用的传播方式方法不与时俱进，很可能就会变“腐”变“蠹”，难以永续生存，更谈不上可持续发展；从传播客体也就是传播对象的角度加以考量，作为传播对象的受众往往都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喜新厌旧”。清代著名文学家纳兰性德先生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曾经发出过一个著名的“纳兰性德之叹”。这里所说的“纳兰性德之叹”，指的是这位文学大家在其著名的传世之作《木兰辞》中写过的几句话：“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这四句话其实是用非常形象的文学语言告诉人们要避免“秋风悲画扇”的悲剧出现，那就要与时俱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明白了这些道理，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相关行为主体就必须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过去正确并不一定意味着现在正确，过去受欢迎并不意味着现在受欢迎，更不意味着将来受欢迎！所以，必须在充分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充分地与时俱进，开展方式、方法和传播范式等方面的创新，每时每刻都给广大受众一种与时俱进、耳目一新的感觉，使得自己永远保持青春之活力，永远不会“腐”，不会“蠹”，不会被“秋风悲画扇”，从而有效地化解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方法“赋能不足”的问题。

（四）降低“风险点”，增加“知识点”，优化“性价比”，努力化解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手段“赋能不足”问题

这里所说的降低“风险点”，主要是针对科学传播过程中相关行为主体不愿开展科学手段创新而采取的对策和策略。前面已经提到，相关行为主体在开展科学传播过程中，不愿使用新的科学技术手段，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往往都是围绕着一个关键词展开的，这个关键词就是“风险点”。在这些人看来，不使用新的科学技术手段就不会有任何风险，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或者叫“一动不如一静”，而采用新的科学技术手段，开展科学传播工作，就有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全社会、至少在科学传播界营造一种“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要让那些不愿或者不敢使用科学手段开展科学传播工作的人感受到一种氛围，就是不采用科学技术手段进行科学传播工作，会有更大的风险——就是被别人鄙视为不思进取的风险。而采用新的科学技术手段开展科学传播工作，虽然有可能有失败，但是因为有一种“宽容失败、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所以这种失败与相关行为主体所能获得的收益相比，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所谓增加“知识点”，主要是针对相关行为主体在开展科学传播的过程中，不会使用新的科学技术手段而提出的应对策略或者建议。我们都知道，从事科学传播工作是需要有一定“门槛”的，这里所说的“门槛”是指相关行为主体自身要有一定的相关知识储备。以往的这些知识储备可能更偏重于传统，或者是更偏重于“形而上”的所谓“学”，而在新的时代、新的语境中，由于外部环境发生的剧烈变化，相关行为主体就应该而且必须从原来的“形而上知识储备偏好”，转型为“形而下知识储备偏好”，最终发展到“形而上知识储备偏好与形而下知识储备偏好兼备”，要完成这种转变，需要内外兼修，有关方面应该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把对于新的“形而下技术手段”比如说VR、AR、AI等新媒体、新技术的使用掌握能力作为对每一个相关行为主体进行考核的重要内容，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倒逼这些相关行为主体尽快掌握相关的知识，完善其知识储备，从而避免不会使用新媒体、新技术开展科学传播手段创新状况的出现。所谓优化“性价比”，是针对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技术手段“赋能不足”的客观原因而提出来的应对策略。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影响广大群众对新媒体、新技术等科学技术手段的使用除了主观原因之外，还有一些客观原因。这些客观原因包括但不限于相关的新媒体、新技术获得与使用的价格过高，受众的使用满意度过低，等等。所谓“相关的新媒体、新技术获得与使用的价格过高”是指包括但不限于VR、AR、AI等新媒体、新技术的价格往往超出了一般使用所能够承担的心理预期，所谓“受众的使用满意度过低”指的是由于属于新生事物，广大受众对于包括但不限于VR、AR、AI等新媒体、新技术的使用往往有可能会造成生理上的不适感，比如借助这些新技术设备进行视频观赏时的眩晕感等等，要化解这些问题，除了依靠科学传播界的一致努力之外，社会各界也应该承担起其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比如说，相关的硬件生产厂家，就要通过自己的技术创新和市场运营创新，不断降低相关设备购置的投入成本，不断提高使用者使用这些设备的满意度，在这一“降”一“升”之间，优化相关科学技术手段使用的性价比，从而从客观原因的角度化解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手段“赋能不足”的问题，以确保科学传播的可持续发展。

四、小结

本文在充分肯定了既往我国科学传播界在科学技术赋能方面所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指出了科学传播赋能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分别从“科学技术内容赋能不足”“科学技术精神赋能不足”“科学技术方法赋能不足”“科学技术手段赋能不足”等几个不同的维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别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以期为科学传播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注释：

[1]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赋能”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8B%E8%83%BD.

[2]杜巧梅：《媒介融合时代科技新闻报道创新研究——以“天宫二号”发射报道为例》，《科技传播》2016年第11期。

[3]Guerrero, R.,Piqueras,M.,& Chica,C..(2008). MISUSE OF SCIENCE IN ADVERTISING.

[4]Burlingame,B.,&Fox,A.R..(2015).The Role of Science in Burgeoning Health Litigation:A New Perspective on Food and Beverage False Advertising Claims.

[5]赵立敏：《商业广告对科学争议的不当利用、后果及其应对》，《教育传媒研究》2021年第6期。

[6]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科学精神”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7%91%E5%AD%A6%E7%B2%BE%E7%A5%9E.

[7]Benos,& D.,J..(2009). Ethics and scientific publication.Advances in Physiology Education.24(2),59-74.

[8]白衣山猫：《特朗普力推抗疟药防新冠！最新研究打脸：奎宁提高重症者死亡风险》，新浪网http://k.sina.com.cn/article_2423757750_90779bb601900rjyt.html?from=health，2020年5月23日。

[9]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赋能”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8B%E8%83%BD.

[10]Sharon,A.J.,& Baram-Tsabari,A..(2014). Measuring mumbo jumbo: a preliminary quantification of the use of jargon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 Public Underst,23(5),528-546.

[11]王超：《我国电视科普节目的叙事瓶颈与对策——以〈走近科学〉为例》，《新闻世界》2013年第4期。

[12]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手段”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9%8B%E6%AE%B5/11053605.

[13]Gristock,J..(2000). Systems of innovation are systems of media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critical rol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based development.Spru working paper.

[14]汤清扬、刘茜：《VR+健康：虚拟现实技术在健康领域的应用和前景》，《教育传媒研究》2020年第1期。

[15]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B9%BF%E5%91%8A%E6%B3%95.

[16]赵立敏：《商业广告对科学争议的不当利用、后果及其应对》，《教育传媒研究》2021年第6期。

[17]刘瑜：《略论当前中小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偏差及矫正》，《天津教育》2021年第28期。

（文章选摘自《教育传媒研究》2021年第1期 ，作者系北京教育新闻中心策划编辑、中国数据新闻大赛组委会副秘书长张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