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本文指出了中国本土科学传播界存在的包括“自我认知”“立场”“观点”“所用工具”等四个方面的“越位”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包括厘清“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传播什么”等在内的解决思路，以期为科学传播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的参考。

关键词：科学传播；越位；解决思路

一、引言

科学传播过程中既存在着“不到位”现象，也存在着“越位”现象。所谓“越位”(Offside) 原本是一个足球术语，其意是指足球运动员逾越了他应处的位置，而进入到其他人位置的这样一种行为，[1]后来又用来借指在生活中人们超越自己的职位或地位的行为。

刘建在2009年第6期的《新闻传播》杂志，何国勇在2002年第5期的《视听纵横》杂志，李云雅、郭东在2015年第10期的《视听》杂志都曾经先后撰文探讨过新闻传播过程中的“越位”问题。[2]但是，对于科学传播过程中的“越位”问题目前却关注甚少，笔者在“中国知网”键入“科学传播越位”进行关键词检索，没有找到任何检索结果。而科学传播过程中又的确存在着“越位”的问题。所以，像研究科学传播的“不到位”问题一样，研究科学传播过程中的“越位”问题，也同样既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笔者拟结合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对这一问题开展相关研究。

二、科学传播过程中的“越位”问题

在科学传播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越位”情况，这些“越位”情况有很多不同的表现，根据观察，笔者将其分为以下几种：

（一）科学传播的相关行为主体自我认知的“越位”

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西格蒙德（Freud Sigmund）曾经将“我”一分为三，分成“本我”“自我”与超我。[3]仿照弗洛伊德的这种理论，我们可以将科学传播过程中的“我”也分成三种，分别是“真实的我”“自我感觉中的我”[4]与“别人眼中的我”。“真实的我”是一种“客观存在”，而“自我感觉中的我”与“别人眼中的我”则都是一种“镜像”，都是主观对客体的一种反映和折射，都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二者的区别是前者的“主观色彩”可能更多一些。正像人如果不借助一定的外物有可能一辈子都看不到自己的后脑勺一样，“自我感觉中的我”如果不借助一定的“外物”，在反映“真实的我”的过程中也极有可能会出现“走偏”或“视觉偏移”情况。正是基于这种现象，所以古人才有所谓“人之患，在不自知”的说法。在科学传播过程中，相关行为主体自我认知的“越位”主要体现在，对其所传播身份的“越位”和对其所传播的服务对象的“越位”。所谓“对其所传播身份的‘越位’”是指科学传播的相关行为主体虽然自身应该具有科学和技术精神，但是他们本身在进行科学传播的时候也应该进行身份和角色的转换，不能也不应将自己“越位”成为一个科学家。即使是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工作，那么，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也一定应该暂时“忘记”自己的“科学家”身份，不能也不应站在纯粹的“科学家”角度来思考问题，而忽略了“科学传播”与“科学研究”之间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这一事实。我们知道，科学研究“一般是指利用科研手段和装备，为了认识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而进行的调查研究、实验、试制等一系列的活动，为创造发明新产品和新技术提供理论依据”，[5]讲究的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深奥的运算来验证或者证明一些原理或定理，而科学传播讲究的则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雅俗共赏。前者是“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后者则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如果搞不清二者之间的区别，就有可能会出现“荒了自己的地，强耕别人的田”的情况，结果可能会影响到科学传播的效果，达不到有关各方的预期；所谓“对科学传播的服务对象的‘越位’”是指科学传播的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科学传播的时候，对于其服务对象的所思、所感的一种简单想象或者粗暴代替。毋庸置疑，在科学传播过程中，相关行为主体作为传播者，可以感同身受地想象自己是受众，但是绝不能去迫使受众去做什么。

（二）科学传播立场的“越位”

所谓“立场”，原本是指看问题时所处的位置和所持的态度。这里主要是指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科学传播时所持的态度。如果说前面所提及的科学传播中自我认知的“越位”指的是相关行为主体没有搞清楚“我是谁”的话，那么科学传播中立场的“越位”强调的则是相关行为主体在开展科学传播的过程中没有搞清楚“为了谁”。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科学传播的过程中所持的立场从理论上说至少可以有一下三个语义指向，一是不持任何立场，二是为了少数人少数行为主体服务，三是为了全体公众的利益服务。[6]在现实生活中。第一种指向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科学传播也是传播，不可能有不持任何立场、不为任何人服务的科学传播；第三种情况从理论上说是每个人都不反对的，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有些相关行为主体往往秉持的却是第二种立场，也就是为了个别人或者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而进行相关科学传播，比如说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有些行为主体在进行相关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就往往秉持了第二种立场，他们表面上好像是所持的是第三种立场，也就是为了全体公众的利益，而在实际开展相关科学传播的过程中，暗地里却在为少数人或者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服务，比如说，在涉及到某一种药物是否对于治疗新冠肺炎有效的时候，就往往抛弃了应该秉持的客观公正的立场，转而去为某些还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的药物去“鼓与呼”，这样做实质上就构成了我们这里所说的立场态度的“越位”，其结果不仅损害了公众的利益，而且严重影响了相关行为主体所在的媒体机构媒体平台的公信力，当然对相关行为主体自身的危害也是相当大的！

（三）相关行为主体进行科学传播过程中观点的“越位”

所谓“观点”是指“从一定的立场或角度出发，对事物或问题所持的看法”[7]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科学传播的过程中所持的观点从理论上说至少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观点，一种是错误的观点，还有一种是似是而非的观点。坚持传播正确的观点，坚决反对错误的观点应该成为每一个科学传播工作者的基本追求，但这话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还是由一定的难度的。尤其是在遇到其他非常强大的传播主体传播错误观点的时候，能不能守住初心，如何守住初心，就成了摆在每一位科学传播工作者面前的一道无法回避、必须直面的问题。比这个更难以应付的是某些非常强大的传播主体所传播的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的时候，从事科学传播工作的相关行为主体究竟应该怎么办，这就成了一道难题。比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身为世界上最大发达国家“掌门人”的美国总统曾经先后就采用什么样的药物治疗新冠肺炎发表过很多“高见”：有一次，他提到可以采取服用消毒水的办法治疗新冠肺炎，[8]还有一次，他提出可以采取服用氯喹的方式治疗新冠肺炎。[9]对于前者，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科学传播时可以直接无视，但对于后一种说法，如果相关行为主体守不住初心并将其传播出去，就会形成观点上的“越位”，这种“越位”的可怕性在于它具有相当大的欺骗性，因为它其中可能似乎包含着一些看起来很科学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正是由于它以所谓的科学进行包装或伪装，所以，对于社会各界，尤其是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具有相当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采纳这种观点进行相关科学传播，不仅会危害到自身，而且会严重影响社会生活和秩序。伤害的不仅是受众，肯定也包括科学传播工作者自己。

（四）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科学传播时所借助的工具或者手段的“越位”

这种“越位”实际上也就是“依靠谁”的“越位”。由于改革开放的逐步走向深入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科学传播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新手段或者新工具，在面对这些新手段或者新工具的时候，相关行为主体至少有以下三种选项：一是一概排斥，二是照单全收，三是有选择地使用。第一种情况在一切都“求新求变”的语境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从实际和理论相结合的角度加以考量，第三种选项才是最理想的选项——这种选项就是要批判性地使用或者叫有选择性地使用新手段或者新工具，但第二种情况反倒成了一种时尚，很多行为主体在进行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往往是对于新兴的工具或者手段不加批判、不加选择地照单全收，拿来就用，这样的结果往往就造成了科学传播过程中“依靠谁”的“越位”。比如，近年来，“可视化”成为科学传播中一种新的手段或者工具，“可视化”的好处是可以给人提供一种立体化的视觉感受，但是“可视化”往往也可能“牺牲”掉某些以往我们司空见惯的东西。[10]西方有句格言叫做“1000个人心中有1001个哈姆雷特”，中国也有一种说法，说“100个人里有101种林黛玉的形象”。而一旦将哈姆雷特或者林黛玉的形象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出来之后，往往只是给人们提供了一种选项，而牺牲掉了人们头脑中其他1000种或者100种的抽象选项，这种情况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也程度不同的存在，如果不加选择地对包括但不限于“可视化”在内的相关新工具进行使用，就有可能会影响科学传播应有的效果，影响科学传播的精准性、可靠性和公信力。（文章选摘自《教育传媒研究》2021年第1期 ，作者系北京教育新闻中心策划编辑、中国数据新闻大赛组委会副秘书长张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