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本文在充分肯定我国科学传播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科学传播现在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的“时间”“空间”“内容”“形式”“渠道”“业态”等六个方面的“不到位”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化解科学传播六个“不到位”的六方面对策建议。

关键词：科学传播；不到位；对策建议

一、引言

科学传播是传播学的重要分支，也是科学和科学普及的重要助力和抓手。所谓“科学传播”是指“使用恰当的方法、媒介、活动和对话来引发个人对科学的下述一种或多种反应: 意识、愉悦、兴趣、观点和理解”[1]“没有传播，科学就不算是结束。”[2]在促进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增加全体国民对党和国家宣布实施的重大科技战略的认同感，增强他们对于国家整体科技实力的自豪感，增强他们的幸福指数，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等方面，科学传播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和国家的大力倡导下，在相关领域各个相关行为主体的一致努力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的科学传播事业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之一就是科学传播的“不到位”问题。
为了确保科学传播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必要对科学传播“不到位”问题的诸种表现加以扫描，找出其原因，并寻找化解这些“不到位”的相关对策建议。

二、科学传播“不到位”的诸种表现整体扫描

科学传播“不到位”有很多种表现，总体来看，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时间上的不到位，二是空间上的不到位，三是内容上的不到位，四是形式上的不到位，五是渠道上的不到位，六是业态上的不到位。下面分别展开加以扫描并指出其原因。

（一）时间上的不到位

所谓“时间上的不到位”说得直白一点就是科学传播工作的时效性差、不及时。我们知道，科学传播是一种“一手托两家”式的传播活动，一方面它要服务于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工作者，一方面它要服务于社会各界，在开展传播的时候，科学传播一方面要从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工作者那里寻找可供自己传播的素材，另一方面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些素材经过一定的加工之后以社会各界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出去，形成传播的一个“闭环”。这是一种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活动，这中间如果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有可能导致传播时间上的不到位。比如，当相关科技工作者经过艰苦的努力，在某个科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或重大进展的时候，如果科学传播的从业者没有敏锐地注意到这些重大突破或重大进展，就有可能出现科学传播在时间上不到位的情况；而社会各界也就是科学传播的受众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科技突破在内的科技信息的需求非常强烈，而且这种需求有越来越强烈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事关他们的重大关切的时候。当科学传播的从业人员没有对这些需求及时予以满足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出现科学传播时间上的不到位情况。

（二）空间上的不到位

所谓“空间上的不到位”实质上是指科学传播应该覆盖的空间和其所实际覆盖的空间存在着不对称，实际覆盖的空间小于理论上应该覆盖的空间。任何媒体，在进行传播活动的时候都有其“覆盖范围”，这种“覆盖范围”有理论上的和实际上的之分。比如，纸质媒体，无论是报纸，还是杂志、图书，衡量其“覆盖范围”一般都有以下几个指标：一是印刷数，二是发行量，三是阅读量，而电波媒体，无论是广播，还是电视，衡量其“覆盖范围”一般也有几个指标，这几个指标分别是理论覆盖户数、实际入户户数、收听率、收视率、满意度等。由于包括但不限于传统文化“报喜不报忧”等方面的原因，很多大众传媒经常将理论上的覆盖范围当成实际上的覆盖范围——至少在向上级报告或向社会各界宣推自己的时候是如此！所以，经常出现把纸质媒体的印刷数当成实际发行量甚至读者的实际阅读数，把广播电视媒体的理论上的覆盖率当成实际上的实际入户户数、收听率、收视率，甚至满意度的情况。这是从科学传播所依附或借助的大众传媒的角度所做的考量，属于某种意义上的“客观原因”。科学传播空间上的不到位还有科学传播工作者自身的原因。科学传播是需要“两头满意”的，这里所说的“两头”，一头是指科学传播所依附或借助的大众传媒平台，一头是指科学传播的受众。由于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科学传播所依附或所借助的大众传媒平台对于在本平台上所传播的内容越来越挑剔，当科学传播工作者所提供的相关内容不能够满足相关媒体平台的相关要求的时候，许多媒体平台宁可将相关版面或频道、频率资源拿出来供其他内容（如娱乐内容）进行传播，而不一定非得给科学传播留下宝贵的急需空间，这就从平台保障方面对科学传播进行了制约；而科学传播的另外一头也就是受众也早已过了“瓜菜代”的阶段，对于优质科学传播内容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当科学传播工作者不能够满足受众越来越“刁”的“胃口”时，科学传播实际覆盖的空间肯定会远远小于其理论上的覆盖空间。

（三）传播内容上的不到位

这里所说的“内容”一类是科学传播工作者所传播的内容，另外一种是社会各界需要的科学传播的内容，二者之间有相同之处，但也有比较大的不同之处。仅以社会各界需要的内容而论，站在社会各界也就是科学传播受众的角度我们发现可以对其所需要的内容做进一步的分类，从重大科技事件或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与受众之间的关系视角加以考量，我们不难发现，受众最需要的内容即是“后向”的又是“前向”的。所谓“后向”具体一点说就是受众最需要的科学传播内容是对已经发生的重大科技事件或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与社会各界之间的关系进行有针对性的总结并从中寻找到可以作为当下生活借鉴的内容，对于科学传播的受众来说，“回望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活在当下；所谓“前向”具体一点说就是受众除了需要对既往的相关事件做必要的总结之外，往往还需要科学传播工作者对有可能发生的重大科技事件或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进行必要的前瞻性预测，“展望未来”也是为了更好地活好当下。如果从每一个个体受众的角度加以考量，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受众虽然所从事的职业、受过的教育、各自的经历等等都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完全不同，但他们对于科学传播内容的某些需求却是有相同之处的，这些相同之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这些：首先是“功利性”，在信息丰富得近乎泛滥的时代，在同时存有无数种选择的情况下，最能够打动受众的内容往往都是与其自身的功利性需求有关的内容，其次是“易得性”内容，如果科学传播工作者所提供的内容不容易获得，在存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受众会用手甚至脚去“投票”的！非常遗憾的是，现有的许多科学传播在内容方面“大量无用虚假的信息掺杂其中，干扰公众的判断，各种纷繁复杂，自相矛盾的信息，让人们难辨是非，阻碍了人们获得真正的科学知识”，[3]“无法向公众正确传达核心观念。”[4]因此，还不能满足广大受众的上述需求，造成了科学传播内容上的不到位。

（四）形式上的不到位

这里所说的“形式”指的是科学传播工作者在进行科学传播的时候各种作品所呈现出的风格。按照进行传播的时候所借助的介质的不同，我们可以把科学传播工作者所进行的科学传播分为“纸质传播”和“图像传播”两大类。在过去，新闻传播学界曾经有“新华体”与“中新体”之分，意在区别纸质传播时的两种不同的传播风格。上个世纪90年代，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先后开办了包括但不限于《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在内的一系列新的电视栏目或节目，在当时的中国电视界掀起了一轮电视传播改革的高潮，造就了一大批“现象级”的电视作品，在中国本土电视传播历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当时的央视电视新闻改革的实际操作者，后来的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孙玉胜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专门撰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其实，岂止是电视新闻传播的改革需要从“语态”开始，科学传播的改革也离不开“语态”的改革以及“语体”的改革。在这些方面，无论是借助“纸质传播”的平面媒体开展的科学传播，还是借助“图像传播”的广播电视媒体开展的科学传播在“语态”“语体”方面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形式不到位的问题。“语言表达公式化，严肃有余、活泼不足”[5]“繁文冗杂、严肃正统的传播内容对公众的吸引力不高，如何让真相重现化解公众的负面情绪值得思考。”[6]

（五）传播渠道上的不到位

科学传播是需要借助一定渠道进行的，无论是在纸质传播时代还是电波传播时代，抑或是赛博传播时代，莫不如此。这里所说的“传播渠道不到位”至少有两种语义指向，一种指的是科学传播工作者建设属于自己的传播渠道方面的不到位，另外一种是指科学传播工作者在借助或利用外部传播渠道方面的不到位。随着基于数字化的新媒体、新技术的层出不穷，传播的渠道早已由以往的相对比较单一变成了丰富多彩。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许多体制外的新媒体在传播渠道建设方面不惜重金，而体制内的媒体，尤其是体制内的传统媒体在渠道建设方面却不是找不准方向，就是跟不上节奏，因而，总给人以一种不到位的感觉。仅有的资金或设备往往也更愿意向其他传播领域倾斜，而在科学传播领域的渠道建设方面却往往有心无力甚至有力无心，“传统媒体的科学传播是通过指向性渠道传达到特定的受众群体，信息流向单一，受众无法真正参与到科学传播的过程中来”。[7]在借助外部传播渠道方面也有很多不到位的情况，没有很好地照顾到所上传的科学传播内容与其所借助的外部传播渠道之间的匹配性，结果就好像骑着普通自行车却上了高速公路一样，总给人“不搭界”的“违和感”。

（六）传播业态上的不到位。

历史地看，人类的传播就是不断应用新技术弥补以往旧“缺陷”，从而使得自身的传播活动相比于从前更快更好的过程。这种“用新技术弥补以往旧‘缺陷’”的进程有越来越快之态势：从结绳记事传播到文字传播出现时间上间隔了几万年，从文字传播到电波图像传播出现时间上间隔了几千年，而从电波传播到赛博介质传播出现时间上间隔了仅仅不到一百年的时间。这种传播业态的迭代累积越往后越呈现出“加速度”的发展态势，在这种“加速度”面前，很多科学传播工作者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所以，不但不能“领先一步”应用新业态，有的时候还往往在新业态面前束手束脚，“如果科学家和科学传播者不能充分意识到新媒体对科学传播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并且采取措施促进科学传播‘与狼共舞’的话，那么在让科学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的道路上就有可能举步维艰。”[8]（文章选摘自《教育传媒研究》2020年第6期 ，作者系北京教育新闻中心策划编辑、中国数据新闻大赛组委会副秘书长张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