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化解科学传播过程中“越位”问题的相关思考

要化解科学传播过程中的“越位”问题，就要至少厘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进一步厘清“我是谁”，从而有效化解科学传播中相关传播主体自我认知的“越位”问题。

前一段时间网上曾经流行一个段子，叫做“保安三问”，大意是说，每当有一个访客来到小区门口的时候，小区的保安通常都会问新来的访客三个问题：“你是谁？”“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这三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三问”。“保安三问”往往都是提问者问别人，而作为科学传播工作者，为了避免自我认知的“越位”，也有必要问一下自己究竟是谁，也就是“我是谁”，搞清“我是谁”很重要，但是也很困难。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有无数个“我”：在家庭中有作为长辈的“我”也有作为晚辈的“我”，还有作为平辈的“我”；在单位，既有作为上级的“我”，也有作为下级的“我”，还有作为平级的“我”；在学校，既有作为老师的“我”，还有作为学生的“我”，还有作为同学的“我”。回到我们本文所说的科学传播的场域中来，既有作为纯粹的科学传播工作者的“我”，也有将“我”与科学传播过程中涉及到的科学家和技术工作者混同于一体的“我”，还有将自己与受众等同起来的“我”，这些“我”交织在一起，往往给人一种眼花缭乱之感。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厘清哪些“我”是没有办法选择的，哪些“我”是可以改变的。那么，什么“我”是不可以选择的呢，笔者认为，那就是作为人际关系中的“我”，比如说作为长辈的“我”，作为晚辈的“我”，以及平辈的“我”，以及作为上级的“我”，作为下级的“我”和作为同级的“我”，还有作为老师的“我”，作为学生的“我”和作为同学的“我”，这些都是各有其相对的一面，而使其与其相对的一面相辅相成，不可以随意更改的。而科学传播中的相关主体三个不同的“我”却可以通过相关行为主体的积极主动作为而积极改变。这种改变有时候也是很痛苦的，因为有可能要颠覆以往一向习以为常、习焉不察、司空见惯的潜规则和潜意识，但是为了确保科学传播工作不“越位”，真的必须壮士断腕般地抛弃与科学传播“保持初心”相背离的那些自我。

（二）进一步厘清“为了谁”，从而有效化解科学传播中相关传播主体立场的“越位”问题。

要解决“为了谁”的问题，至少应该妥善地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一是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二是一时与长远的关系，三是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妥善地处理好“个体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在处理个人与集体之关系的时候，从理论上说至少有以下三种选项，一是大公无私，二是大私无公，三是大公有私，但不以私害公。所谓“大公无私”，就是在进行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完全不考虑包括传播者在内的个人利益，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所谓“心里装着天下人，唯独没有他自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种选择从理论上说非常正确，但是却有将“最高标准”与“最低标准”混为一谈的“道德绑架”之嫌，所以只能倡导，但不能强求。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圣人；所谓“大私无公”是指在进行科学传播的时候，一点也不考虑社会公众利益，只考虑包括传播者在内的个体利益或者小团体利益，这种选项由于与我们的传统文化、红色文化、革命文化的整体要求相背离，所以，也不可能有可以公开立足的空间；所谓“大公有私，但不以私害公”指的是充分尊重包括传播者在内的相关行为主体的合理诉求，但是相关诉求不能也不应妨害公共利益。比如说允许相关传播主体在媒体上刊发相关科学传播作品时，适当收取一定的知识产权费用，也就是拿稿费，但是这种知识产权费用的收取，绝不能影响它所传播的科学作品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上述三种选项中，第一种虽然好，但是绝大多数人做不到，第二种虽然爽，但是难以让大多数人所接受，唯有第三种才是经济学意义上所说的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坏的，但是最现实的次优选择。所谓“要妥善的处理好一时与长远的关系”，从理论上说至少也有以下三种选项：一是只顾一时，不顾长远，二是只顾长远，不顾一时，三是兼顾一时与长远。所谓只顾一时不顾长远，就是在进行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只考虑到当下的利益和需要，只考虑到是不是有利于相关行为主体当下快速“圈粉”和获取收视率、点击率、收听率等等，而不去关注是否有利于个体的可持续发展，是否有利于相关传播者所在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是否有利于相关传播者所传播的科技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是否有利于社会公众利益的可持续发展等等，所以难以走得很远，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谓“只顾长远，不顾一时”指的是只看到了“诗和远方”，而完全忽略或者无视当下生活中的“无奈与苟且”，这种选项从理论上说非常高大上、伟光正，但是由于完全忽视了相关行为主体的当下诉求和利益，所以也难以做到可持续。理想的选项就是既考虑一时，又兼顾长远，在统筹长远的基础上兼顾一时，古人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谓“妥善地处理好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又可以包括以下几个选项，一是完全的“公器私用”，二是完全的“私器公用”，三是兼顾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我们不妨分别展开略加阐述。这里所说的完全的“公器私用”指的是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科学传播的过程中把其所依托的平台以及它所进行的科学传播工作，完全当成为其个人及其所代表的小团体谋取经济利益的工具，而罔顾公众的社会利益，这种选项肯定难以做到可持续。所谓完全的“私器公用”是指在进行科学传播的过程中，相关组织或机构罔顾相关行为主体的合理诉求，而一味地要求相关行为主体为了社会公众利益可以牺牲掉自己的一切乃至性命，这种选项其实也是难以做到可持续的。真正合理的选择应该是同时兼顾到相关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和他所服务的传播对象，也就是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当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应当选择优先考虑服务于社会的公共利益。做到了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这些，才有可能有效化解科学传播中相关传播主体立场的“越位”问题。

（三）进一步厘清“依靠谁”，从而有效化解科学传播中相关传播主体工具使用的“越位”问题。

所谓“依靠谁”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借助什么样的手段或者工具的问题。要进一步厘清“依靠谁”就要搞清楚“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想要达成一定的“目的”不借助一定的“手段”肯定是不行的，但简单借助相关“手段”又是不够的。还应该而且必须对所要借助的“手段”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里所说的“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想方设法避免“手段”可能带来的“异化”，二是要避免“手段拜物教”的出现。所谓“异化”原本是指在资本主义下，剩余价值被粉饰为经营利润，劳动成为商品，而劳动人民降低为资本家的奴隶、只会劳动的机器的过程。[11]后来被哲学研究工作者借用代指主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变为了外在的异己的力量。早在1818年英国著名小说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就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中借助虚构的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的所作所为向世人展示了科技异化有可能给人类造成的毁灭性后果！《弗兰肯斯坦》虽然只不过是一部科幻小说，但却留给人们许多启示与警示！比尔·盖茨、埃隆·马斯克、斯蒂芬·霍金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人都曾经联合呼吁要“警惕人工智能有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他们还甚至因此而获得了“阻碍科技创新奖”。[12]这些都彰显了对于作为“工具”或“手段”的相关技术所应采取的态度；所谓拜物教（fetishism）原本是宗教信仰的原始形式之一。后来借指相关行为主体对于某种物品的迷信或盲目崇拜，如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出现的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现象。[13]“拜物教”绝非仅仅存在于宗教或经济领域，科学传播领域同样也存在着“拜物教”的现象，这就是对于传播所借助的相关工具的盲目崇拜，正是因为这种盲目崇拜使得很多行为主体的科学传播作品充斥着各种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工具应用，剥离这些应用之后简直令人不忍卒读。也正是因为对于相关工具的“拜物教”式的崇拜，使得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常常出现对于“工具”使用的“越位”情况，对于这种“越位”，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让“工具”回归到它们应处的位置。

（四）进一步厘清“说什么”，从而有效化解科学传播中相关传播主体观点的“越位”问题。

要有效化解科学传播中相关传播主体观点的“越位”问题就要至少做到四个“慎选”，一是慎选相关传播理论，二是慎选信息来源，三是慎选传播平台，四是慎选传播表述方式。下面分别展开略加阐述。所谓“慎选相关传播理论”是指相关行为主体在从事科学传播之前往往都要学习某一种传播理论，参加工作之后则要遵从某一种传播理论，这些理论虽然都叫“传播理论”但却并不一定完全相同有时甚至完全不同。比如，关于什么是“新闻”，中国本土和西方国家就有不同理解。西方传播理论往往认为，“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When a dog bites a man that is not news, but a man bites a dog that is news），这种新闻审美偏好就决定了他们的相关新闻传播的选材往往更偏重于“猎奇”，而中国本土的新闻传播往往更强调“文以载道”（Writings are for conveying truth），[14]讲究庄重审美，一般不去追求稀奇古怪的东西，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流媒体是如此。在思想观念日趋多元的时代，一个在中国本土从事科学传播的行为主体在进行科学传播的时候倘若不想出现观点“越位”的情况就应该而且必须慎选所依从的传播理论；所谓“慎选信息来源”是指在进行科学传播的过程中要对相关信息来源做慎之又慎的验证，具体来说，一般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尽可能选取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信息来源，努力避免单一信息来源，古人所说的“例不十法不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二是尽可能选取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三是尽可能选取经过“科学技术共同体”验证过的信息；所谓“慎选传播平台”是指传播平台往往也是有自己的“调性”的，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仅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相关行为主体要“扎堆取暖”，即使在平常时候不同的传播主体往往也都是采用“同类聚集”的方式“扎堆”进行传播的，这种“扎堆”传播的结果往往会给受众留下“刻板印象”，认为某个平台可能更适合某类内容的传播。[15]举例来说，如果将一篇科学传播的文章发布在专门刊登娱乐搞笑题材的杂志或报纸上，可能会有一定的阅读量，但其公信力却可能会大打折扣。所以，有效化解科学传播中相关传播主体观点的“越位”问题就要慎选传播平台；所谓“慎选传播表述方式”是指应该慎重选择相关表述方式，虽然古人早就说过“法无定发”，现代人也追求“寓教于乐”，但倘若用类似于“脱口秀”的方式去进行科学传播，往往会遭到有关方面和社会各界质疑，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前些年许多人会对某电视台播出的一档由张悟本主讲的“脱口秀”养生节目口诛笔伐的原因之所在。

四、小结

本文在充分肯定以往中国本土科学传播界所取得成绩的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的方法指出科学传播界存在的包括“自我认知”“立场”“观点”“所用工具”等四个方面的“越位”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扫描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包括厘清“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传播什么”等在内的解决思路。

注释：

[1]洪晓彬、黄玲：《足球比赛中越位判罚研究》，《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9期。

[2]详细请分别参见刘建：《当前新闻工作者在舆论监督中的越位》，《新闻传播》2009年第6期；何国勇：《警惕新闻舆论监督中的越位现象》，《视听纵横》2002年第5期；李云雅、郭东：《媒体舆论监督越位的原因探析》，《视听》2015年第10期。

[3]梁向阳、李欣：《本我?自我?超我——从小说人物少平、少安、高加林反观路遥的创作心理》，《榆林学院学报》2019年第9期。

[4]Bem, D. J. (1972) Self-perception theory.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6. pp. 1-6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5]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科学研究”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7%91%E5%AD%A6%E7%A0%94%E7%A9%B6/7477070?fr=aladdin。

[6]Hingston, & W. (1970). The literature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hysics Bulletin, 21(12), 8-559.

[7]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观点”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7%82%E7%82%B9/972684#viewPageContent。

[8]《特朗普建议注射消毒剂治疗新冠》，新浪网，http://video.sina.com.cn/p/finance/2020-04-24/detail-iirczymi8078551.d.html，2020年4月25日。

[9]《特朗普力荐用特效药羟氯喹治疗新冠肺炎：我不是医生，但我有常识》，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385835930_100189359，2020年4月6日。

[10]Sabrina Bresciani；Martin J. Eppler (2008). The Risks of Visualization A Classification of Disadvantages Associated with Graphic Representations of Information. Lugano, Switzerland: ICA Working Paper.

[11]张茜：《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看当代科技异化问题》，《黑河学刊》2016年第1期。

[12]《马斯克和霍金获得“阻碍科技创新奖”》，人民网，http://it.people.com.cn/n1/2016/0120/c1009-28071343.html，2016年1月20日。

[13]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拜物教”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B%9C%E7%89%A9%E6%95%99/745224?fr=aladdin。

[14]Kai-Fa, H. . (2005). Confucian literary views of utilitarianism and "writings are for conveying truth". The Journal of Jiang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15]Alvidrez, S. , Pineiro-Naval, V. , Marcos-Ramos, M. , & Luis Rojas-Solis, J. . (2015). Intergroup contact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the interplay of a stereotype-disconfirming behavior and a lasting group identity on reducing prejudiced perception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52(NOV.), 533-540.

（文章选摘自《教育传媒研究》2021年第1期 ，作者系北京教育新闻中心策划编辑、中国数据新闻大赛组委会副秘书长张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