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白话”科学话语及其优势与局限
高行健的创作中呈现出的传统与现代话语交织的特征，正与顾颉刚对理想读者的考量以及对“旧瓶装新酒”创作理念的推崇相呼应。在《通俗读物的历史使命与创作方法》中，顾颉刚开篇就指出1919年以来的多种文学潮流中的共通之处——文字通俗化。然而，城市中追求大众化的刊物，虽然以简明易读为目标，但“乡村的旧知识分子，半新知识分子，半知识分子的人们，依然看不懂，看不惯，拿起来念不成句”[16]1。由此，顾颉刚提倡“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手法，“其用意在于适应民众的低级鉴赏力，以改变他们的低级趣味”[16]8。
“旧瓶装新酒”这一创作理念，往往被放置在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形式”论争这一框架下讨论，而高行健的作品则从科学知识传播的角度，为我们分析这种创作方式的得失提供了具体的文本范例。总的来看，《科学世界》杂志中之所以会出现高行健创作的这类“旧瓶装新酒”的科普科幻作品，与其对读者的定位有关，如上文所述，它既面向中小学理工科教师，又面向普通大众传播科学知识。这两个层次的读者需要的作品在“通俗”的程度上肯定是不同的，也就促使作者如高行健实践两种类型的创作，一是现代的、科学的、西式的文章，二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生动有趣的作品。
为了更好地理解以高行健的创作为代表的通俗科学话语和“旧瓶装新酒”的创作理念，笔者希望引入“白话”（vernacular）一词作为一个新的描述科学话语的概念。这一术语最初来自米莲姆·布拉图·汉森（Miriam Bratu Hansen）所提出的“白话现代主义”。她指出，经典好莱坞电影率先提供了一种全球性的“白话”，而20世纪20到30年代的上海电影融合了中国传统与外来模式，正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白话现代主义。她所言的“白话”一词，其实是大众/通俗（popular）之意，但她认为“白话”既指涉了日常性和混杂性，又避免了后者在意识形态上的武断，因为大众/通俗往往与精英相对应[17]。基于汉森的论述，黄丁如将《科学世界》本身视为一次“杂糅了全球性历史、跨语境媒体与知识生产、本土经验与文学传统”的战时“白话现代主义”实践[18]。
而笔者更侧重于“白话现代主义”中的“白话”一词，并借此描述一种非西方范式的科学话语。实际上，在汉森的基础上，她的学生张真已经发展了“白话现代主义”的概念。张真指出，中国早期电影实践实际上贡献了一种上海洋泾浜式的“白话现代主义”，这些电影改变了人们“感知和体验世界的方式、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和现代主体性的构成”[19]。她所说的“白话”已经不仅仅是指语言，而应被理解为一种特定的知识型（episteme）和历史修辞。也就是说，从汉森到张真，语言意义上的白话已经开始转向一种隐喻，来指涉大众化的现代性传播机制，这正是笔者所讨论的“白话”科学的白话之意。
因此，在笔者看来，杂糅了传统与现代的民国科学话语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关于科学知识的“白话”。这一概念允许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超越“通俗”在不同语境下变动的内涵，不局限于现代白话文与文言的对立、专业与业余等不同层面上的“通俗”之面向，来容纳更多元的文学实践。高行健的科普科幻创作，就像是上海洋泾浜话和早期中国电影，混杂了本土的历史文化经验与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古典的诗词歌赋与欧化的现代白话文，以“旧瓶装新酒”的形式书写了一种大众化的科学话语，正是如此，笔者将之称为“白话”科学。
先以1914年《东方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言科学小说《元素大会》与高行健的《微乎其微词》相对照，来具体说明“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式及其优势。端生的《元素大会》仿照了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写法，小说通过介绍洞中“与会者”的性格脾气等特质来讲解各种元素的化学性质[20]。以铁元素为例，《元素大会》写为“一黑面大汉，持身严重，举止笃实，知为铁氏，氏之能力，举世罕有其大，小之刀剑斧斤，大之枪炮船舰，无不赖之以成”[20]10。高行健的《微乎其微词》延续了这种文言诗文的传统语言形式，但同时也加入了白话文的对照解释，比如《微乎其微词——铁》（1938）[21]：
六丑
问轩辕何处，破妖雾搜来灵石？
女娲化工，飞星烧五色，补了西北；
记得炉神事，莫邪聘去，犀鞘寒栗；
鼓风直矗三千尺！……
把有铁血换那无血铁，伤心何极！
任涪水流传消息；
奈罗西新法烧红黝，依然偷蚀。
铁
黄帝发明南指车；神话以陨石为天赐之铁，
女娲石事，想即为熔融陨石以铸铁器而已！
莫邪跃入炉（见吴地记），或云仅投其爪发（见吴越春秋），窃意确有其事，要皆使人体碳化以炼铁也。
……
血中有铁，
墨水以绿矾（FeSO4·7H2O）为主要原料，RussiaIron为防锈之法，即将铁表面烧黑色氧化铁者。
这些文言诗文对于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旧知识分子来说，朗朗上口且更具趣味性。但缺点也非常明显，文言文用词较为晦涩，很多化学公式、科学术语无法介绍。所以高行健既采用文言诗文，又以白话文介绍，将科学新词以及化学公式等一并呈现，既能引起旧式知识分子的兴趣，又能兼顾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各类读者。
再举一例，《自从腾云驾雾说到爱因斯坦》这篇文章中，高行健介绍了势能、牛顿（Isaac Newton）的万有引力以及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对于万有引力的修正，中间还穿插了其他科学理论。文章甚为规范，甚至标注了人名和术语的英语原文以及该文所取材的文本，避免造成混淆。虽然文章的主要内容是这些，但是高行健却以“腾云驾雾说”为引子，并先在开头引用了两篇古文。一是魏晋诗人阮籍的《大人先生歌》：“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二是明代唐寅的《戏题列仙传》：“但闻白日升天去，不见青天走下来。有朝一日天破了，人家都叫阿癐癐。”[22]阮籍诗中表达出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的，唐寅之诗更是戏谑了神仙一番。高行健用旧知识分子容易阅读和理解的诗作为开头，以古人对神仙的不信态度引出现代科学知识，再介绍各位西方科学家的理论发现，颇为巧妙，使熟悉古典文化而未闻现代科学的旧知识分子不至于一看到牛顿、爱因斯坦就望而生畏。
尽管丰富了科学语言的表达形式，高行健的创作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仍然是以文字为主，且寄希望于乡村知识分子，而非直接与民众接轨。正是如此，他的作品与下层民众丰富的传统文艺样式如大鼓词、歌谣以及连环画等仍有较大差距。相比之下，同样实践了“旧瓶装新酒”创作理念的作家老舍在1938年就指出：“我以为通俗文艺应以能读白话报的人为读众，那大字不识的应另有口头的文艺，用各处土语作成，为歌，为曲，为鼓书，口传……”[23]不过，无论是这些民间文艺样式，还是高行健的科普诗词，都可以被视为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白话”，见证了知识分子在接触民间过程中的自我更新和实践。
四、科学启蒙与战争经验
如果说摩登上海的咖啡厅、舞厅、公园、百货公司等提供了一种愉悦的现代性体验，那么20世纪30年代频繁的战争，则是另一种沾满了泪与血的中国现代性经验。前者对于现代主体的形塑固然重要，后者扮演的角色也不应该因其负面和暴力而被遗忘。洋枪大炮在晚清的战争中就已经大量使用，但是民国时期的战争模式与前代已大有不同，众多高科技武器的应用，使得战争的破坏性极强，比如轰炸机和毒气弹的使用。普通人对于这些现代化的高科技武器是极为陌生和恐惧的。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科学话语怎样建构战争想象并疏解恐惧？本节将以高行健的科普科幻创作为例，分析他如何向当时的读者介绍战争和武器，以及如何疏解战争想象带来的焦虑。
高行健的《冰尸冷梦记》（1935）、《杞人呓语记》（1936）、《无声飞机》（1938）和《未来空袭记》（1938），都与战时的空袭经验有关。《冰尸冷梦记》中写道，为了躲避空袭，22世纪的时候整个国家都已经搬到了地底下，来避免毒气和枪弹的威胁[24]。高行健指出，写这一篇科学小说是因为料想到不久的将来，南京一定会遭到空袭，因此要将一切都搬到地下去。他希望通过这篇小说，促使读者的注意力放在空袭和防空这些事情上[8]102。小说暗示了战争可能将持续很长时间，却也使读者在生动的冰尸复活和未来科技想象中舒缓对战争的焦虑与恐惧。他还以反讽的笔法写了《杞人呓语记》：在一片科学救国的声浪中，一班疑神疑鬼的空谈“科学家”聚集起来开会，各自用些科学话语讲述救国的方法，实际上是一派胡言。最后空袭真的来了，他们却在地窖中吓得不轻[25]。这篇小说亦是在提醒读者警惕空谈科学，注意对现实中的空袭的防范。
抗日战争爆发后，空袭发生的频率倍增。因此，1938年高行健从南京撤退到四川后，再次写了一篇科普小说来介绍空袭中使用的飞机。在当时的条件下，防空仪器是基于轰炸机发出的声音来预测航程，普通人也通过这些飞机发出的噪声知晓即将发生的空袭。如果没有声音，无论是侦察部队还是平民百姓，都将无法防范空袭。在这种恐惧和焦虑中，“无声飞机”的说法传播开来，在报纸上广为讨论，透露出人们的恐惧。其实这种说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已经出现，但在20世纪20到30年代尤甚。比如1928年的中央日报就刊登了《新发明“幽灵飞机说”》，将之形容为“绿色无声，难见不闻”的杀人利器。报道中指出，英国已经发明了无声发动机和一种特殊的纯绿色染料，将之应用于飞机，能够使飞机既无声又隐形，就像幽灵一般，悄悄地投下毒气和炸弹[26]。
针对这一传言，高行健以《无声飞机》一文来回应，并用说书人的口吻介绍了无声飞机的技术原理。他以一首吴地民歌“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引入，先介绍民众广为熟悉的南宋的国难历史，然后话锋一转移到1918年的一场德法战争中，带出无声飞机的说法来。他通过原理分析指出，无声飞机实际上尚未发明，目前只是谣言。对应无声飞机促成的无声空袭，他再次以说书般的口吻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伦敦采用的无声防空：“测音机闲挂着贴耳朵，照空灯紧闭着黑眼眶，婴儿不敢哭，猫狗不咪汪，恶姻缘噤口停打骂，好夫妻变做哑鸳鸯，汽车喇叭在真空里，火车轨道是软郎当，喏大的英都伦敦，好比那唐朝北邙。”[9]12这些形象的视觉和听觉语言描绘了防空袭的禁声情景，在幽默风趣中教导民众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空袭。这篇小说既用科学话语建构了对于新技术的理解和想象，也澄清了当时关于无声飞机的传言，排解了人们对于无声空袭的恐惧。这些“白话”科学话语建构了读者对于现代化战争的想象，也在普及科学知识和辟谣中疏解了读者对未知的焦虑。
总的来说，高行健的作品呈现了民国科普科幻创作的另一面貌，即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与西方现代科学话语的结合。他所设想的理想读者群体，不再是单一的都市知识分子，而是将科学素养不高的乡村知识分子群体也涵盖进来，以他们更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基本的科学知识。这不仅仅只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新与旧交织的时期，更与战时状况有关。高行健通过“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将本土传统与西方科学相结合，面向新的读者群体，建构了一套“白话”科学话语，尽管有其局限性，但仍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科学普及的可能性。这也提醒我们，民国科普科幻创作或许仍有诸多可以挖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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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于《科普创作评论》2022年第3期，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候选人朱梦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