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战乱不断，五四运动以来的热潮也逐渐衰退。如李泽厚所说，救亡压倒了启蒙，许多知识分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但另一部分则继续通过科学、文化、教育等工作开展启蒙事业，而后者也往往淹没在革命的众声喧哗之中[1]。化学家高行健（1900—1985）就是其中一位，他致力于科学启蒙，发表了许多科普科幻作品。
或许是因为民国的科幻创作既没有晚清的前人之作那样充满奇绝的现代性想象，又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科幻受政治的影响而呈现出跌宕起伏的发展，因此显得有些平淡枯燥，研究者往往更青睐晚清、20世纪80年代前后以及90年代以来这些发生了重大变革的时间节点。目前已有的民国科幻研究多提到这些作品科学性的提高，或是强调民国时期的作品从晚清时期乐观的乌托邦未来想象逐渐过渡到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乌托邦想象。这些论断描述了民国时期科普科幻作品的总体风貌，但是对于具体的作家作品的挖掘和分析仍有待深入。
高行健的创作虽然与民国其他科普科幻作品有一定的共性，但仍别具一格，呈现出中国本土传统与西方现代科学话语交织的独特风貌。从这个角度上看，他的科普科幻书写也是20世纪30年代各种话语体系的综合表征，包括科学话语与日常生活、白话与文言、民间与精英等。这种风格形式的出现与这一时期的战争背景有关，有必要放置在战时的语境中去考察。紧张的战争局势促使知识分子大规模西迁，也就是从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迁移到中西部地区，这样的轨迹促使许多作家从面向城市读者到面向知识文化水平更低的乡村读者，在当时也引起了关于“民族形式”的争论。这样的迁移轨迹和文学争论是否也曾影响到科学话语的表述？在20世纪30年代的战乱中，科普科幻创作又怎样建构战争想象并疏解人们对于战争科技的恐惧？
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期间，高行健发表在《科学世界》（1932—1949）上的文章为例，分析他的科普科幻创作的特色来考察当时的西方科学本土化的两种不同形式，并从变动的“通俗”含义、所面向的读者群体，以及他的作品与“旧瓶装新酒”创作理念的关联这三个角度展开。本文题中所用的“白话”一词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它不是指向白话文本身，而是试图借用“白话现代主义”（vernacular modernism）这一概念中的“白话”之意来涵盖更丰富多元的通俗化创作实践。笔者将在第三节中作详细分析。另外，以高行健的科普科幻创作为例，本文也尝试展现战时的科普科幻作品如何重新建构战争想象并疏解对于战争科技的恐惧。
一、化学家的文学创作：高行健（筱竹）及其科普科幻作品
目前已有的研究较少关注民国时期科普科幻作家高行健的创作，比如王泉根主编的《现代中国科幻文学主潮》中，对民国科幻的介绍仅提及了顾均正一人[2]。日本学者武田雅哉和林久之在《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史》中介绍了多部民国时期的作品，但也忽略了高行健的创作[3]。董仁威与高彪泷在《中国科幻作家群体断代初探》一文中提到高行健，并将之归为中国原生代（1900—1949）科幻八仙之一，但文章中表明高行健的生卒年为不详，且只提及他的一部作品《冰尸冷梦记》[4]。虽然任冬梅在2019年发表的《民国“科学小说”初探》一文中已经关注到了高行健的一些创作，但是对他的作品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与传统戏曲的关系上，没有把作品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特别是战时状态结合起来[5]。通过以上概述可以看到，学界对于民国科幻作家及其创作的研究还较为薄弱，虽已有学者注意到高行健的创作，但是目前的研究对于高行健的生平、创作理念及其作品风格特征的认识还很有限。正是如此，民国科学小说研究往往忽视了科学化、公式化之外的另一面向，即如何“科学”地（而非像晚清科学小说的幻想那样）把现代知识话语与中国传统结合起来。在笔者看来，高行健的创作提供了一些典型的案例。
高行健的创作与其生平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笔者通过相关史料搜集，在《无锡名人辞典》中找到了高行健的生平介绍：江苏无锡西漳乡陈家桥人，祖父为清末举人，其父为秀才。高生于1900年，1985年因病去世。他在1922年毕业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1932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化学系，曾担任国立编译馆编译、重庆编译馆编译。1941年起历任重庆大学讲师，以及云南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的教授。高行健致力于化学教育工作，曾在1934年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化学命名原则》，也曾任《科学世界》月刊总编辑。同时，他对古典文学颇有研究，业余喜欢画竹，因此自号为筱竹[6]。同样的介绍也出现在《百年无锡名人谱》中[7]。从他的生平经历可见，高行健的古典文学修养大概启蒙自他的家庭环境，而日后的化学学习研究经历又为他积累了大量现代科学知识。
1932年起，高行健开始在《科学世界》上发表科普科幻文章。1934年起，他也以“筱竹”为署名发表作品。在科学小说《未来空袭记》的第一段中，高行健指出《冰尸冷梦记》这篇小说是他以“筱竹”为署名发表，这与《无锡名人辞典》的介绍一致，同时他还提到曾以“梵竹”为笔名发表了《无声飞机》[8]，而后者的作者署名正是高梵竹[9]。通过以上资料可以确定“筱竹”“梵竹”“高梵竹”等皆为高行健的笔名。
总的来说，高行健在《科学世界》上发表的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五类：数学游戏、科学戏法、科学灯谜、科学小说、科普曲词。1937年6月因抗战爆发，《科学世界》停刊，并于1938年5月在重庆复刊并发行第七卷。也正是由1937年起，高行健大量运用通俗化的词曲来写科普文章，从1937年到1939年，共发表了37篇关于化学元素的诗词及其白话释义。也就是说，这些通俗词曲的科普作品主要是在抗战时期所写，笔者认为这并非偶然。而且，《南京百年城市史1912—2012》第七卷中介绍了中华自然科学社和《科学世界》，其中提到：1937年《科学世界》的首任主编朱炳海因为担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无暇顾及《科学世界》的编辑工作，所以由高行健接任主编一职[10]。他作为主编，有了更大的选稿自由度，可以更多地按照自己的创作理念发表文章。
二、变动的“通俗”与高行健作品的理想读者群
在民国时期的科普科幻创作中，高行健的一些作品显得有些另类。一方面，他以现代白话文、英文以及数理公式等书写科普文章和科学小说；另一方面也用文言和诗词进行创作。作为一位接受西式高等教育的理工科知识分子，用现代白话文兼英文术语介绍现代科学知识，是当时大多数人的做法，毕竟许多术语在中文语境中尚未有对应。而且，早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等知识分子就已经阐明了用白话代替文言的种种优势，放在科学领域，文言与诗词的作品更具局限性。那么，高行健为什么要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用这种非常传统的方式去书写最现代的科学知识呢？这是科普科幻创作的倒退，还是新的进步呢？这些用传统形式书写的现代科学普及作品针对的合适读者群体又是哪些人？本文将通过分析《科学世界》杂志中体现的“通俗”概念的变动以及高行健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在该刊上的文章，尝试回答以上问题。
《科学世界》是中华自然科学社出版的刊物，其概况中指出，要使该刊成为“一部平民化的通俗杂志”。其发刊词中更具体地指出：“发行本刊的使命，在供给中小学理科教师的参考材料，和增进国人的科学常识，使明白科学的应用。”[11]也就是说，《科学世界》面向的读者群体大致是理科教师与普通民众。然而在当时，理科教师与普通民众，这两者很难称得上是同一个群体。他们甚至可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层次的群体，一个是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另一个则是教育程度和科学素养都不高的普通人。
面向这两类读者群体的“通俗化”定位其实涉及“通俗”的三个面向：语言、内容以及表达方式。就语言形式而言，在文言与白话的对立中，通俗的一方自然是基于口语的白话文；五四运动所提倡的语言，正是通俗的白话文，以此代替佶屈聱牙的文言文。尽管现代白话文是由口语而来，它在现代知识分子的书写实践中也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书面语言，与日常所用的口语已有所区别。而且，五四知识分子在创作中本身也有欧化的自觉[12]。因此，对于接受过新式教育的人而言，白话文或许是通俗的，但是对于当时教育水平很低的普通大众而言，五四新文学的白话文作品仍是陌生和难懂的。由此，不仅是语言，在内容和表达形式上，传统的文艺内容及形式，包括唱本、戏剧、词曲等，反而是广大的乡村民众以及经历传统教育的乡村知识分子易于接受的。换而言之，在这样的语境下，传统的唱本、戏剧、词曲等，可能更接近于通俗化的定位。
不仅如此，“通俗”与“专业”这一重对立关系也随着科学的发展而逐渐突出。通俗的作品一般少用或不用专业术语，采取容易理解或富有一定趣味性的形式，但这不意味着内容上的“通俗”。这里的通俗之意，是与“专业”的概念相对，“专业”意味着内容上的深度和表达上的精准，比如专业的医学知识具有一定难度，表达方式力求准确，主要面向医学院的师生，通俗的医学知识则是相反。以刊登在《科学世界》上的“通俗”一栏下的文章《通俗医药：实用医药卫生常识（三）》为例，该文介绍了急救者要注意的事项、创伤、创伤的救治等急救知识[13]。虽然其名为“通俗”，但其内容却不是当时的普通人容易接触和理解的，作者尽量表达得浅显易懂，但它仍然算不上大众读物，更可能是面向非医学专业但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
就高行健的创作而言，他在1935年发表的《数理婚团记》以现代白话文写成，小说中的主人公皆为数学、物理和化学中的概念，通过这些“新婚夫妻”的“婚礼演讲”，作者介绍了数理化的学科知识[14]。相比于理工科的教科书、专业资料等，该小说确实算得上通俗，并且拟人化的形式增加了读者的阅读趣味。它具有典型的民国科学小说的特征，充斥着大量的化学与数学公式、科学原理、图形图表以及推导过程。尽管这是通俗的科普作品，但其中涉及的科学知识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仍是专业的、艰深的内容，从它的表达形式也可以看出它的理想读者可能是理工科学生、肄业生或者非专业但仍具有一定数理知识的人。
高行健的另一类作品则采取了传统与现代科学话语交织的写作策略。他在1935年所发表的科学小说《钟阳恋化记》和1937年到1939年所创作的37篇介绍元素的《微乎其微词》，并呈文言与白话、现代小说形式与旧式诗词文体。虽然以传统的词曲和诗文融合科学知识来写科普文章，看似保守，却比充斥着大量数学方程式和化学公式的作品，更有趣味性，使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人也能够理解。比如《钟阳恋化记》的形式与内容，用现代白话文讲述故事整体，以舞台表演为背景展开，但同时也融合了传统的诗文、词曲，趣味纷呈[15]。在语言、内容以及表达方式上，都尽可能地让科学知识薄弱的读者也得以欣赏。
任冬梅视这篇小说中现代科学与传统戏曲的结合为“中西与新旧之间的过渡性质”，包括作者自身对于传统文学的兴趣和部分读者的接受倾向[5]286。如她所言，这种颇具科学性的小说与传统戏曲的组合是民国时期科学小说的一大特色，但笔者认为，因为民国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所以出现了这种过渡性质的作品，这样的解释似乎理所当然，却也因此遮蔽了更具体的实际情况。笔者更倾向于将这种新旧结合落实在当时的读者群体上。也就是说，高行健创作的这些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作品，其理想读者更偏向于广大乡村知识分子，包括能识文断字但总体文化水平和科学素养不高的旧式乡村知识分子，以及接受过一定程度民国新式教育的乡村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传播新文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顾颉刚提到，“这些乡村的各种知识分子，除了一部分土豪劣绅之外，大多数都是民众日常生活上的导师，他们的思想和言论足以影响并支配下层民众，他们的行为足以为下层民众的表率……”[16]2他的说法虽略有夸张之嫌，却提醒我们，或许通过这些乡村知识分子的理解与创造性转化，现代科学话语及知识才更可能普及到识字率不高的乡村民众。（文章摘自于《科普创作评论》2022年第3期，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候选人朱梦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