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是国际公认的科学传播学英文权威期刊。通过对该期刊自创刊来所载文献进行定性分析，试图概括科学传播的概念内涵、主要议题和传播模式。研究发现，科学传播本质是为了实现特定目的、借由一定途径、 在不同群体间进行的与科学相关的信息交流与传递活动。在科学传播中，科学家是主体传播者，对传播的信息起决定作用; 媒介是传播的桥梁， 同时建构了新的科学以及科学家与公众关系; 公众作为受众，在互联网时代已成为新的能动主体参与科学传播实践中。其传播模式多元，以缺失模式、民主模式和语境模式为主要呈现形式。

关键词：科学传播; 海外传播; 传播模式; 科学家

01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科技进步推动新媒体技术发展，使之逐渐成为公众了解科技信息的主要平台。媒体变革塑造了新的传播环境，促使科学传播更为活跃，参与主体更加多元。但这同时又为非专业科学人员生产或传播虚假科学信息提供了“捷径” ，影响公众对科学的正确认知与理解。在我国大力建设科技强国之际，如何通过有效的科学传播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 提升公众科学素养已成为科学传播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科学传播理念发源于欧美，并首先在发达国家得到发展与运用。因此，分析研究海外科学传播对我国科学传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国内不少学者围绕海外科学传播理论做了大量分析讨论。翟杰全等对国外“科学传播” 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并对其中存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厘定科学传播概念的基础上溯本求源，确定了孕育科技传播学发展的三大源头。在传播学领域下，科学传播既包括科学共同体内的传播，也包含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近年来学者多以后者为切入点，对国外科学公共传播学研究中的传播主体及媒介进行整理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 构 建 出 科 学 传 播 实 证 研 究 的 基 本 框 架 和 范式③。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需借以一定的模式，所以国内学者也致力于对西方科学传播模式的引介，在对基本模式介绍的基础上反思其不足，并结合我国实际讨论不同模式的现实意义。

我国学者对海外科学传播的研究多从某一方面切入细究，不同于此，本文以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自创刊来所载文章为个案，从概念、 议题及传播模式出发对科学传播进行定性分析，以期丰富已有研究。选择该期刊的原因在于，“在新时代，期刊是话语体系建设的主要途径，是国际话语传播的关键媒介” ，具体到单个学科，“学科领域的核心期刊是该学科建设的重要载体” ⑤，而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正是科学传播学建设的重要载体以及科学传播学领域成果展示的重要窗口。它是由世界第五大学术出版——美国塞奇出版社( SAGE Publications Ltd) 于 1992 年创建的国际同行评议期刊，涵盖科学( 包括技术与医学) 与公众相互关系的各方面内容，主要议题包括公民科学、 科学普及史、公民参与科技、科学与媒介、虚构作品中的科学等。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18 年影响因子为2.754，在国 际传播学核心期刊中最新排名为13 /88，是国际公认的科学传播学领域的 SSCI 期刊。

基于对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论文的研究，本文致力于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科学传播的内涵与所指为何? 借此期刊呈现出的国际上科学传播研究的主要议题与传播模式有哪些? 其对新时代中国科学传播以及科学传播研究有何启示?

02科学传播的本质: 科学信息交流与传递

科学传播研究现虽已相对成熟，但目前为止，国外学术界在“科学传播” 一些相关问题上却尚未达成一致。就术语而言，学界普遍使用“science communication”“science communicating” 或“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来指代“科学传播” ，同时，“科学传播” 还经常与“公众理解科学”“科学普及” 等概念相混淆; 就内容而言，一些有关“科学传播” 的研究实质为“科技传播” ;而就概念而言，学界尚未形成统一、 明确定义。即便如此，学者却并未停止探索，而是不断对“科学传播” 进行深入探究。

1939 年，被公认为奠定了科学学、 科学社会学和科学传播学理论基础的《科学的社会功能》 (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Science) 一书面世，其中，贝尔纳( Bernal, J.D. ) 认为，“必须严肃考虑科学传播这一整体问题，这不仅是科学家之间交流的问题，也包括面向公众交流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分为提供专业信息和一般资料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涉及科学出版物的功能以及科学家之间个人联系的其他方法; 第二个部分涉及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 。贝尔纳将科学传播视为通过科学出版物、 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等途径实现的科学家之间、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交流。半个多世纪后，在综合分析科学传播历史、 厘定相关术语的基础上，伯恩斯(Burns, T.W.) 等在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上为“科学传播” 给出了一个“当代定义” ，即“使用恰当的方法、媒介、活动和对话来引发个人对科学的下述一种或多种反应: 意识、愉悦、兴趣、观点和理解” 。贝尔纳的定义明确了科学传播途径以及科学家作为科学传播主体的中心地位，而伯恩斯等人提出的“当代定义” 在丰富科学传播途径的基础上，还为科学传播预设了传播目的，并将重心从科学家移至公众，肯定了公众在科学传播中的个体主观能动性。

基于对科学传播内涵的基本认识，国外学术界对科学传播的定义有了明显转向，即从类型学( typology)角度出发探讨科学传播。2001年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刊登了由英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与惠康基金会共同发布的《科学与公众: 对英国科学传播与公众对科学态度的回顾》。在报告中，科学传播被划分为以下群体间的传播: (1) 科学共同体内群体的传播，包括学术界与产业界的群体; (2) 科学共同体与媒体之间的传播; (3) 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4)科学共同体与政府或其他权威部门之间的传播; (5) 科学共同体与政府或其他影响政策制定的部门之间的传播; (6) 科学产业界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7) 媒体(包括博物馆和科技中心) 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8) 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传播。但这种类型划分并非直接为科学传播下定义，只是扩大了科学传播的外延。在这种划分下，科学传播不仅涉及科学家和普通公众，还涵盖了政府、产业界、 媒体等参与主体，这表明科学传播受到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科学传播研究也会涉及政治、伦理等议题。此外，帕尔默( Palmer) 等人在调查科研资助机构所支持的科学传播概念时，也提出了科学传播的四种类型: 专业科学传播、 缺失科学传播、 顾问科学传播以及协商科学传播。其中，专业科学传播指科学家之间的知识交流，涉及专业的科学实践。缺失科学传播则以“从科学家流向公众” 这一信息流向为特征。顾问科学传播与协商科学传播本质都强调公众的参与，但顾问科学传播偏向科学家与普通公众之间的双向交流，协商科学传播则更加强调科学传播中参与主体地位的平等，同时也注重对地方知识的尊重。这种划分虽然也细化了科学传播的类型，但实则更多涉及科学传播的模式以及科学传播中科学家与公众的关系问题，而并非科学传播本身的定义。

究其内涵与外延，科学传播实则是为了实现特定目的、 借由一定途径、 在不同群体间进行的与科学相关的信息交流与传递活动。其中，“特定目的” 既包括伯恩斯等人所提的引起个人兴趣、 爱好，也包括促进公众理解、 获得公众对科学事业的支持等; “途径” 则涵盖贝尔纳所说的科学期刊的出版、科学教育、科学普及，以及专业会议、演讲、大众传媒及新媒体的运用等; 不同群体间进行的“与科学相关的交流与传递” 不仅包括科学新闻、科学知识，还涉及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交流，这种“交流与传递” 既可能是单向的信息流，也可能是双向或者民主式的协商交流。

03科学传播的主要议题: 科学家、媒体与公众

在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期刊数据库中，通过对标题以及关键词的整理统计( 研究中对该期刊数据最后检索时间为 2019 年7月25日) ，发现科学传播研究所涉议题广泛，但从整体上看多沿袭传播学研究传统，关注传播者、媒介及受众等要素。但科学传播有其独特性，在科学传播中，科学家是主体传播者，对科学传播的内容起决定作用; 媒介是科学得以传播的途径，但同时又塑造着科学以及科学家与公众之关系;公众作为传统受众，在新媒体赋权下主体性得以发挥，成为科学传播的另一实践主体。

专业科学家: 科学传播的“发球员”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运用模糊了传受者界限，而技术赋权促使媒体与大众在互联网时代转变为行为主体，直接参与科学传播。但作为科学知识的生产者、科学传播的信息源，科学家的主体地位并未被削弱。在科学传播中，科学家始终是“第一发球员” ，对科学传播过程中内容生产与传播效果始终起决定作用。

作为传播者，科学家在科学传播中首先必 须有“物” 可传。这个“物” 就是科学家所生产的科学知识。科学知识本身是中立、非政治性的，但通过具体语境下与公众的交流互动，科学知识由纯知识体系逐渐演变为专业知识，用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科学家也因此被纳入政治、 经济领域，担任决策顾问一职，为政策制定者提高决策质量与效率服务。

在政治、经济领域影响下，科学家的专业知识能否继续保持中立、提供的信息是否客观真实，这一疑虑引出了科学家的可信度问题。信任使信息传递更为有效，并能影响公众对科学事务的认知。因此，要实现有效的科学传播，公众首先要信任科学家，才能进一步理解与接受科学家所传递的知识。虽然较之于其他专家，科学家被认为具有更高的可信度，但在这个知识不确定时代，公众不再对科学家无条件信任。尤其在科学家为一定政治、 经济组织服务后，公众不再认为科学家仅是客观知识的承载体，而是将其视为为某一利益集团服务的集团成员。在涉及争议性话题时，如资源开采、 环境保护、转基因食品、气候变化等，科学家的可信度便会受到质疑，进而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

科学传播要获得可持续的信息源保障，就需要重视科学家的参与动机研究。对科学进行传播一直被视为科学家的责任或义务，而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科学家参与传播的积极性、主动性又受动机因素影响。一项针对马德里科学节的研究表明，科学家参与科学公共传播、与公众建立直接联系与互动，主要动机源于科学家提升公众科学兴趣、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的意愿，而不同年龄层次的科学家在动机因素上又有所差异。资深科学家更多由自身责任感所驱使，青年科学家则更关心在科学传播过程中个人满足感、愉悦感的获得。

科学家受动机驱动参与科学公共传播，借助报纸、杂志、电视以及新媒体报道，曝光率不断攀升，一大批名人科学家( celebrity scientists) 也孕育而生，并成为科学传播的重要研究对象。名人科学家是连接科学与大众文化的重要桥梁。在公共领域，名人科学家已经上升为整个科学共同体的代表，对涉及科学领域的对话有着更大的话语影响力。作为科学共同体的代表，在科学传播过程中，名人科学家不应在意个人利益之获得，而应更多聚焦于推广科学本身; 他们不仅要推动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同时也应走向公众，增进自身对公众的了解。而在媒体对名人科学家的塑造中，女性却一直处于弱话语态势。从媒体对科学名人的报道来看，女性名人科学家在媒体报道中近乎“隐形” ，曝光率远低于男性名人科学家; 而在有限的报道中，受性别刻板印象观念影响，对女性的报道多聚焦于外表、 妆容等方面，而非其在科学领域的实际成就。

新媒体:“科学知识” 的重构者

媒介是传播行为得以实现的物质手段，科学也需依赖于一定的媒介得以传播。就传统媒体而言，电视、广播中的科学栏目，报纸、杂志上的科学版块，都为科学信息的扩散提供了可能。从内容来看，传统媒体对科学知识的传播更多集中在医学、健康等方面，科学新闻、科学栏目的整体数量相对较少。就模式而言，传媒对科学的传播多以单向信息传递为主，媒介只作为沟通传授者的桥梁而不具主体性。

技术与媒体的联姻，既延续了用户引领产品的势态，也扩张了人们生产、消费信息的欲望。互联网平台则弥补了传统媒体单向传播的不足。在互联网时代，媒介不仅是连接传受双方的纽带，而且被赋予了人类主动性，成为科学传播的建构者。

首先，新媒体重构了科学传播中科学家与公众之关系。在传统媒介下，科学家依据自身判断，自主选择传递信息，而公众只能作为受众被动接受该信息。但新的媒体技术打破了传统媒介下科学家与公众所处的传播者—受众这一关系网，构建了一种新型互动式交流网络。借助新媒体平台，公众能更深入地参与科学事件讨论，与科学家直接交流、 平等协商。此时，公众不再只是受众，而是作为用户根据自身需求自主进行科学信息检索与咨询，科学家反之又针对用户需求来提供而非灌输相关知识。

其次，新媒体还能建构新的“科学知识”。从信息交流与社会表达的角度看，互联网让人人都是信息的接受者和使用者，也让人人都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表达者，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传播网络，带来纷繁复杂的信息内容，形成日益开放的言论空间。互联网的使用为用户获取信息提供了新渠道，但强大的互动性和开放性又对科学本身提出了挑战。新媒体降低了用户生产信息的技术成本，借助新媒体平台，用户能发布大量自创信息。而鉴于普通用户科学素养较专家低，这类自创信息几经扩散却未经证实，最终形成“伪科学”。用户通过科学信息的发布与获取，直接实现科学教育的目的，与此同时，科学传播的娱乐性也应得到重视。电影是大众娱乐的重要消费项目，将科学与电影相结合，既能弥补单方面科学教育的枯燥乏味，又能寓教于乐，实现科学的传播。但电影媒介在传播科学的同时也在塑造着科学。电影中的“科学” 既可以是“事实科学” ，即在现实中已被科学家证实过的信息，也可以是编剧虚构的“虚拟科学” 。所以，新媒体不仅能传播真正的科学信息，也能建构并扩散“伪科学” 和“虚拟科学”。在信息过载的互联网环境下，公众受信息处理能力所限，无法辨别科学信息真伪，也就难以形成对科学的正确认知。

公民科学家: 科学公共传播的行为主体

科学传播不仅包含科学共同体间的内部交流，也包括面向大众的科学公共传播。公众作为科学发展的资源提供者( 科学发展的主要经济来源为国家税收) 以及科技成果的最后使用者，在科学传播中的主体地位日渐突出，直接影响着科学知识的生产、 传播与接受。

传统的科学传播基于“缺失模式” 进行社会实践。在这一模式下，公众被视为科学知识的接受者，受目的驱使而理解科学。20 世纪后半叶英国的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及美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是公众作为受众的典型代表。前者基于定量调查，探讨公民科学素养的掌握之于公众对科学态度的影响，后者则侧重对科学传播效果，即公民科学素养的调查。两者虽有异，但都体现出科学家对公众的偏见，认为科学知识的生产只在于科学家，公众只能作为受众被动接受科学知识的普及。

政治民主精神的贯彻推动了科学传播民主模型的诞生和发展，科学传播也由最初的“公众理解科学” 逐渐演变为“公众参与科学” ，公众的主体地位逐渐凸显，直接影响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公民科学” 这一概念便是对科学传播中公众主体地位的诠释。公民科学指公民作为主体参与到科学研究中，与科学家合作实现数据的搜集与分析，此时，公民不再是科学事业的“围观者” ，而是作为“公民科学家” 这一主体直接参与科学传播。作为“公民科学家” ，公众既能作为调查对象，为科学研究提供样本数据，又能同专家合作，参与实验数据的收集与分析，从而直接影响科学研究的最终结果，但这要求公民必须具备一定科学素养、 熟悉科研操作流程。互联网技术虽然提升了人们在各种信息之间建立连接的能力，却使人们所拥有的知识推理和解释能力不断下降。因此，只有加强公民科学教育，才能保证公民有效参与科学生产与传播。同时，公民科学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公民对科学以及科研流程的了解，增强公众对科学研究多样性的认识。但公民科学也具有一定局限性，现有参与者多为高级知识分子，且男性居多。公众对科学的既有态度也会影响公民参与科学的热情与程度。同时，公众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群体，在科学信息的辨别能力上具有个体差异，不能严格区分“科学” 与“伪科学”。因此，公众作为主体参与科学传播很可能对公众于科学的理解产生负面影响。（文章选摘自《现代传播》2020年第8期，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王炎龙，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吴艺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