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科学传播的模式探讨: 信息流向与主体图谱

传播模式是科学传播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它能清晰反映传播中知识的流向，揭示参与主体间的关系。科学传播有何种模式? 这些模式如何运用，有何不足?不同模式能否得以共存? 这些问题一直是学者的关注焦点。在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官方数据库中对“模式” 进行归纳整理，结果显示科学传播研究中学者讨论最多、影响深远的三大主要模式为缺失模式、民主模式和语境模式。

缺失模式

在科学传播模式中，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便是“缺失模式” ( deficit model) 。在缺失模式下，公众被认为缺乏科学知识，需要接受科学普及以提升理解科学的能力。以杜兰特( John Durant) 为代表的公众理解科学调查以及以米勒( Miller) 为代表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是“缺失模式” 的典型代表。

缺失模式的提出源于特定的社会背景。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着各国工业革命的发展进程。科学技术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不可控且影响广泛的问题，如环境污染、人体健康受损等。由科技进步引发的社会风险逐渐引起公众的担忧，社会公众开始对科技失去信任并充满忧虑，这直接影响了科学事业的正常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和公民科学素质调查逐渐兴起，由此便产生了科学传播的缺失模式。

在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范式(即缺失模式) 下，科学是准确无误的客观知识集合，而公众则是愚昧无知的知识匮乏者。这种科学知识的缺乏导致公众对科学技术的不理解，进而对其失去信任并充满疑虑乃至敌对，由此阻碍了科学事业的发展。所以，只要公众对科学的理解越多，他们就越支持科学。为了提升公众对科学的理解，需要科学家通过科学普及和科学教育等手段向公众提供科学知识。因此，在缺失模式下，科学家与公众是界限分明的两个主体，科学家之于公众是社会精英与权威之所在。科学传播在这种模式下是一种不对称的单向信息流，由科学家自上而下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与信息。

缺失模式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它认识到在特定环境下，公众可能由于缺乏对科学的理解而疏远甚至敌视科学，并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科学普及与教育。但缺失模式错误地认为科学知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客观知识的集合，科学家是科学传播的权威，公众只是科学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这种以科学和科学家为中心的假设忽略了公众的多样性、 差异性以及主观能动性，因此并不能保证科学传播的有效性。此外，科学传播的失效，并不能仅归咎于公众对科学的不理解，也可能由科学家无法向公众正确传达核心观念所致。尽管缺失模式自提出以来就为学界所诟病，但它却从未被摒弃，而是一直被广泛运用，这一事实背后的原因也引发了学者的思考(如 Simis et al) 。

民主模式

早期科学传播研究学者对缺失模式进行了批评与反思。他们指出，公众不支持科学并非源于科学素养的缺乏，而在于对科学及科学家的不信任，因此需要通过民主对话来重新取得公众的信任。在此基础上，杜兰特 提 出 了 科 学 传 播 的 另 一 模 式——“民 主 模 式”(democratic model) ，这包括学者后来提出的“对话模式” 和“参与模式”。不同于缺失模式以科学家为中心的做法，民主模式意识到公众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逐渐将重心向公众偏移。

在民主模式的框架下，公众与科学的矛盾不在于对科学知识的了解程度，而在于公众是否信任科学。此时，公众不再是愚昧无知的被动接受者，相反，他们主动参与到科学传播进程中，作为实践主体参加到科学发展和应用的决策中，与政府、科学家展开平等对话。所以，在民主模式下，科学传播是一种双向的信息交流。在这种模式下，科学家与公众不再是“泾渭分明” 的两个主体，两者间的界限已经逐渐模糊，地位日趋平等。

但民主模式能否真正实现科学传播的民主化却尚无定论。首先，公民需具备一定科学素养，了解相关协商过程，才能有效参与科学对话和协商，这就需要通过科学教育及其他形式的科学传播来提升公众科学素养; 其次，科学的民主化并非全民民主，而是一种“代表制民主” ，只有少数公民能参与其中。一些被边缘化的群体，如低收入者、 少数民族族裔等往往被排除在外，意愿无法体现; 再次，在民主“对话” 中，发起对话的赞助者，如科研机构、 政治组织，始终居主导地位，公众虽然参与其中但对最终结果能否产生影响、产生何种影响却并无定论; 最后，公民往往对涉及自身利益的事件关注度高。因此，如何调动公众积极性以保证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也是后继学者较多关注的问题。

语境模式

语境模式的提出同样基于对缺失模式的反思。缺失模式认为公众普遍缺乏科学素养，这一结论来源于科学家对公众科学素养的调查。但这种调查本身存在设计缺陷，调查所涉及问题都脱离了具体语境。而公众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中习得科学知识，这就引出了科学传播的语境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无论是科学传播还是公众理解科学，都需要将个人认知语境与社会文化语境考虑在内。布赖恩·温提出的“自省模式”便是语境模式的典型代表。

布赖恩·温( Brian Wynne) 的内省模式源自他对坎布里亚羊事件的分析。在对这一案例进行分析时，温发现公众对科学理解的关键不在于公众对专业知识的理解能力，而在于其对科学家、 科研机构投以的信任程度。科学是一种抽象而笼统的知识集合，与地方知识相比，科学知识在处理一些具体问题时往往具有局限性，但科学家往往不愿承认这一事实。这种自省性的缺乏以及对公众地方性知识的不重视，最终会导致公众对科学的不信任，进而阻碍公众对科学的理解。

语境模式吸收了布赖恩·温在“自省模式” 中对地方性知识的重视以及对当地农民主体性的肯定。在语境模式下，公众不再是等待知识注入的“空瓶子” ，相反，他们会依据自身经验( 即认知语境) 以及社会语境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科学知识并非完全正确无误，而一部分地方知识或个人常识则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经过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在特定条件下比科学知识更有效、 更具权威。所以，科学传播的语境模式将科学知识的传播置于具体的社会语境中，考虑到了公众的个体差异性以及社会因素对科学传播的影响，肯定了公众的主体地位以及地方知识的重要性。在这种模式下，科学家与公众地位平等，科学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相辅相成，相互补充。

宗教信仰是社会文化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人认知以及科学传播影响较大，是科学传播研究不可忽略的重要领域。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宗教信仰会削弱公众对科学的信心及信任，但公众对待科学的态度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却因国家语境的差异而变化。因此，在语境模式下，科学传播在考虑地方性知识外，也要充分考虑当地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平衡好二者关系，以此推动科学传播进程，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为了克服单种模式的不足，学者已逐渐开始探索不同模式的结合。但这些模式仅是理论家对科学应该怎样被传播所作出的设想，具体的实践运作及运用效果还有待研究与验证。

05结论与启示

对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科学家的主体地位、 媒介的建构作用以及公众的民主参与都是海外科学传播领域的研究重点。近年来，学者对女性科学家的研究增多，对新媒体技术( 如推特、 博客等) 在科学传播中的运用，尤其是新媒体如何塑造科学与科学家形象，如何推动公众参与科学传播的研究数量日益攀升。但这些研究多局限于西方语境，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科学议题研究力度还不足。此外，公众参与科学传播的主体性虽得到了肯定，但如何确保公众在科学发展问题上合理行使自己的权利从而保证公众参与科学传播的可行性、有效性，如何根据具体语境正确判断使用传播模式从而保证理论模式与科学实践的高度契合，这些问题还亟待解决。

科学传播如今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仅限于科学方面的传播，而是演变为一个包括科学、健康、环境和风险传播在内的大传播范畴，这对当前我国科学传播的发展与研究提出了挑战。在新时代科学传播实践中，我们首先要重视科学家的主体地位，加强科学家及后备人才科学素质培养，保证科学传播内容的正确性。其次，要利用微信、 微博等新媒体平台提高传 播 的时效性，同时加强网络监管，剔除伪科学信息，保证科学传播内容真实可靠。最后，我们还应重视公民的科学教育，使公民具备较高科学素养以参与科学民主协商。在研究方面，我们在重视自然科学的基础上也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传播研究，关注科学传播的多元主题，从跨学科角度进行相关研究，推动科学传播的发展。（文章选摘自《现代传播》2020年第8期，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王炎龙，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吴艺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