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科学小说①的科学观晚清科学小说作为“小说界革命”的产物，自诞生伊始就承担起传播科学知识、开启民智的重要使命——它可以说是近代启蒙知识分子推动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理想体现。因此，科学小说必然要宣扬科学精神，引导民众相信以实证和经验为基础的现代科学。然而，经过对具体文本的考察会发现，在传达所谓“科学上最精确之学理，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的背后，流露出了某种对科学的怀疑和警惕、想象的违背常理以及对“科学”这一概念的认知偏差。这些含混的书写，使晚清科学小说呈现出了相异的特质。
吴岩认为：“科学观可以是个人价值观朝向科学的一部分，也可以是一段时期整个社会对待科学的共识。”[1]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科学小说显然不只是为宣扬科学革命而存在，不排除作者是出于猎奇心理萌生的创作意图。由于时代原因，无法详细考证每一篇小说的创作初衷，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或多或少也体现出了作者在对待科学上的某些思考。
一、救亡的隐忧与殖民的焦虑
科学小说的社会使命注定了其必须走向信奉科学的立场。其中暗藏着一种共识，那就是对科学之万能的深信不疑、顶礼膜拜。然而，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②却在无意中打破了这一观念。
作为第一部较为完整的科学小说，《新法螺先生谭》的文本中却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在小说开头，“法螺先生”便表达出自己对科学的认识：“科学者仅据矿物界、植物界、动物界种种之现象，种种之考察，以为凡物尽于斯，凡理尽于斯。使果然焉，则世间于科学外，当无所谓学问，不复有发明矣。而实验殊不然，何哉？余本此问题，愈思愈疑，愈疑愈思，既然奋然曰：‘余苟局局于诸家之说，而不能超脱。张其如炬之目光，展其空前之手段，是亦一学界之奴隶而已。余决不为，余决不为。’”[2]在这里，“法螺先生”表现出来的，是对科学的一种轻视，同时也是一种警惕。同样的想法徐念慈在《觉我赘言》中亦有提及：“余读第十六回，言近代科学日益发达，然仅物质上之发明而已。于精神上之发明，尚未能穷其源委。”[3]这里所说的“精神上之发明”与随后“法螺先生”灵肉分离的举措，和当时的“催眠术”一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时人看来，“催眠术”作为一种精神疗法，不仅在治愈现实的病症以及启蒙方面有所成效，还能超越物质科学的局限。
小说后半部分，“法螺先生”发明的“脑电”之术也似乎可以看到“催眠术”的影响。按照“法螺先生”的说法，将大脑改良以后推广，就会使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自然的感应力。这种感应力可以代替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从而建立起一个通过脑电便可联系的网络。也就是说，这种“脑电”更像是人与人大脑之间的一种感应，只不过，这是一种通过科学技术可以达成的精神交流。无独有偶，谭嗣同的《仁学》里也曾提到“脑电”这一技术。栾伟平指出，二者皆受到美国乌特亨利（Henry Wood）《治心免病法》（从其代表作Ideal Suggestion翻译而来）的启发。《治心免病法》虽宣扬利用精神疗法，实则是披着科学外衣的宗教神学[4]。同时，由于《治心免病法》宣扬“治心亦格致”，加上谭嗣同等人的推崇以及随着一大批“心灵之学”书籍的传入，在当时便形成“对物质的研究是科学,对于心灵的研究也是科学,而且还比前者更重要”[4]的思维方式。
但是，“法螺先生”心心念念的“脑电”技术，不但没能如他所希望的发挥作用，反而带来了社会大规模的失业，因此遭到了国民的排斥。这不得不使我们感到矛盾——作为一部科学小说，它所要背负的使命注定了作者要在作品中对科学的力量加以宣扬，并以此给予民众对科学的信心，然而徐念慈却背道而驰，选择了以科技推广失败、遭到民众抵制作为科学的归宿。那么，他对于科学的态度是否存在着矛盾？在这背后所要传达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思维方式？
徐念慈对科学技术的隐忧，与西方科幻小说开篇之作《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的作者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想法存在着某种相似性。在《弗兰肯斯坦》中，作者突破了西方传统的“上帝造人”的思维而创造出了一个人造的怪物，这个依靠科学技术所创造出来的怪物却给人类带来了灾难。玛丽·雪莱想要表达的，是科技的迅猛发展对人类社会的渗透与破坏。《新法螺先生谭》中“法螺先生”发明的“脑电”技术，集发光、传声、生热等功能于一身，看上去似乎是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实则取代了原本制造这些功能的社会劳动力，从而破坏了市场的平衡。徐念慈在小说中设置了这样一个情节，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晚清社会现实的一种映射。
如果说玛丽·雪莱是站在工业革命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思考科技对人类的不良影响，那么徐念慈的质疑更像是部分晚清知识分子的心声。当西方列强的炮火粉碎了“天朝上国”的观念，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的流行瓦解了知识分子心中传统的道德体系时，国人的世界观开始走向混乱和未知。在一众不确定当中寻求确定，似乎成为了潜在的意识。个别知识分子对待科学技术时，难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样一种“舶来品”是否也会带来对原有社会体系的破坏？依靠科学技术来救亡图存是否真的可行？
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保持警惕是东西方的一种共识，但是晚清科学小说中所传达出的隐忧有其特殊的地方：科学技术是作为殖民国家的文明成果传入的，中国对科学技术的接受在初始时期带有被迫色彩。因此，晚清知识分子看待科学技术的眼光，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被殖民”色彩。正如陈平原所言，“被压迫者如何看待‘压迫’，或者说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应该怎样看待‘殖民’”[5]是晚清科学小说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议题。
“救亡”几乎是贯穿在晚清科学小说中永恒的主题，而依靠科学技术手段来挽救国族命运则是其最重要的特征。在关于科学的想象中，对国族命运的想象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国家仍处在危机之中，小说通过主人公的视角反映社会、官场的黑暗，并寻求一条以科学为方案的救亡之路。另一种则是国家已经强大起来，恢复了以往“天朝上国”的霸主地位，他们或模仿以往殖民国家形象，以强者的身份欺凌比他们“弱小”的欧美国家；或以种族来区分政治立场，联合亚洲国家对抗以白种人为代表的欧美国家。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哪怕现实中的中国仍然处于内忧外患的情境，晚清知识分子仍改变不了“天朝上国”的思维方式。更重要的是，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还表现为一种慕强倾向。晚清知识分子固然意识到殖民国家给被殖民地区带来的深重苦难，但出于回到原本以中国为主导的世界框架的迫切愿望，他们将目光停留在强者的征服方式所带来的快感之中。在他们看来，通过殖民或者武力手段所换来的弱者的崇拜才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最佳途径，而科学技术是造就这些有力武器的重要工具。
晚清知识分子科学观的矛盾之处就在这里：对新生与未知的事物，他们抱有警惕，但是出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又不得不借助它来实现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而以徐念慈为代表的部分晚清知识分子对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弊端的警惕和反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或多或少是站在人文主义的角度表达了知识分子对人类在探索科学之路上的命运的终极关怀。虽然小说中也存在着不少想象的局限，且夹杂着旧式民族主义的思维以及被殖民地区的困窘，但正是这样一种怀疑、焦虑的情绪，使《新法螺先生谭》与同时期的科学小说相比，展现出了超前的理性。《新法螺先生谭》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科幻文学中最早思考科技给人类所带来的破坏，以及人与科技二元关系命题的作品。
二、身体的隐喻与急进的启蒙
对高科技武器想象的背后，是一种面临被殖民的焦虑。但前文所述的“催眠术”这类涉及生理学、心理学的想象又与前者有所不同。作为一种与灵魂有关的“科学”，它在科学小说中的书写，实则代表了作者某种启蒙的愿望。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唤醒沉睡的国民的灵魂”既是科学话语，同时也是政治话语。如果说，晚清科学小说中有关“未来中国”的科学想象，更多是聚焦在殖民层面，那么，“催眠术”这类医学层面上的科学想象，则体现出了别样的科学观。不同于对战争、军事武器精确的想象，关于医学的描写，因其充满了离奇与玄幻色彩，成为科学小说中最突兀的部分。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在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中，哈老为龙孟华“洗心”的情节：“也并不用线缝合，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用棉花蘸了小瓶的药水，一手合着，一手便拿药水揩着，揩到完了，那胸膛便平平坦坦，并没一点刀割的痕迹。”[6]这样的描写已经超出了医学的范畴，更像是神怪小说常常出现的神力方术。
荒江钓叟设置“洗心”这一情节，原是为了批判“八股”对国人的荼毒，但在具体的书写中，却暴露了他对医学认知的局限。这种借助解剖、药水等方法进行治疗的情节，在其他科学小说中也常常能见到。例如《女娲石》里白十字社开设的“洗脑院”，企图通过“洗脑”的方式祛除国民的劣根：“俺用药品，种类不一，实则尽从化学得来。譬如脑筋为利禄所熏坏者，俺用绿气将他漂白，顷刻之间再复原质。又如我国人民想望金银，其脑因感，遂定坚质。俺用黄水将他溶解，再用燐质将他洗濯……”[7]然而这种离奇的情节却不仅仅只是作者的一种想象，《点石斋画报》中亦刊登过不少“剖腹”“剖脑”的插图。“洗心”“洗脑”这类的“科学话语”在晚清的小说乃至报刊中比比皆是，它们既是对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神魔玄幻故事的传承，也折射出了时人在医学传播上的局限。可见，这些似是而非的医学奇闻模糊了想象与现实的边界，从而也影响了小说家的创作。在当时受众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万国公报》和《格致汇编》中有不少介绍医学常识、原理的文章。《格致汇编》甚至有“互相问答”栏目专供读者提问，提问的内容五花八门，其中有关医学的问题占了总数的4.1%[8]365。熊月之认为，这体现了读者潜在的对西方科学技术的高度信任感。“在时人的心目中，西方科学技术似乎无所不能，什么难题到了那里都能迎刃而解，什么疾病到了那里都能妙手回春”[8]338。贾立元也曾考察了薛福成的日记以及《点石斋画报》中的故事，指出了当时对待西方医学普遍信服的氛围为小说家们提供了施展手脚的天地[9]。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心”还是“脑”，在晚清的背景下，早已并非单纯地指向生理器官的意义，而是国民精神的代名词。在这里，国民的身体成为政治上的隐喻。杨念群认为：“知识精英通过西医使中国人的身体经破损而复原再造的历程，痛楚地感受着被凌辱的命运，想象着自己的国家就像‘病体’一样受人污辱、歧视和践踏，进而又把被治愈的病体想象成‘民族再生’的符号。”[10]西医的传入，不仅改变了国人对“身体”这一话语的认识，也使国人认识到，强健的体魄便意味着民族的崛起，而强健的体魄离不开医学的疗效，医学也必将会成为与帝国主义角逐较力的助推器。维新时期，西方医学便被维新派视为挽救危亡的利器，“医者，纯乎民事也，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11]，启蒙者们由此提出“医学救国”的宣言。虽然后来戊戌变法失败了，但是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宣传西医的呼声并没有减弱。投射到科学小说中，便是要宣扬科学精神，呼吁人们拥抱以实证为基础的西方医学。因此，科学小说的想象以西医知识为基础，才有可能进行。然而事实上，比起战争、高科技武器相对合理的想象，小说中关于医学的书写却充斥着荒诞不经、违背常理的悖论。这样一种矛盾的书写，必然会使读者产生怀疑而非推崇，这便违背了启蒙者的初衷。
除却前文所提及的似是而非的医学奇闻的影响，晚清科学小说的作者很有可能还未来得及对西医知识进行一番系统深入的了解，便匆匆下笔。对于医学这类知识，从开阔眼界或是道听途说的杂志中简要了解，远比参加专业训练来得容易。也就是说，小说家们固然看重医学的力量，但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之中却仅仅将眼光停留在“宣扬医学知识以启蒙民众”的观念里，而在医学知识的真实性上却没有给予相应的重视。这暴露了他们在启蒙过程中急进的心态。正如方晓庆所言，“现实中启蒙的艰辛刺激了文人的想象，他们希望借助科学的发达，将启蒙的过程也变得便利而迅速。他们寻找着一劳永逸的启蒙良方，并通过‘无所不能’的科学将之付诸实践。”[12]
从作者的高尚理想与自身医学水平的差距来看，他们对待医学的态度或许并没有标榜的那么伟大。他们或加以忽略，或加以神化。从本质上而言，都不是出于专业角度对医学知识的传播。毕竟，在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中，弘扬“科学”精神这一观念已然大过了对具体知识的学习。知识分子们歌颂医学的魅力，不过是高扬科学旗帜的一个环节。小说家们渴望通过书写医学来宣扬科学精神，倡导人们关注西医，却忽略了专业知识支撑文本的重要性，最终适得其反。正是这样一种急进的态度，制约着科学小说在书写医学时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也造就了想象的苍白以及不可避免的怪诞。
（本章摘自于《科普创作评论》2022年第1期，作者系 柯璐，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科幻文学与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