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末日的实验与形而上的科学
除却对国家命运的想象，还有一类“末日”题材的科学小说值得探讨。在晚清一代有关“末日”的科学小说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梁启超翻译的《世界末日记》以及包天笑创作的同名科学小说③。
“末日”题材的特殊性在于，它代表的是一种毁灭，是世界秩序的终结，同时，它也隐含了对终结之后是新生还是虚无的思考。在晚清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也不难看出，“末日”题材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有着密切的联系。进化论思想的传入也改变了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只要处在不断地进化之中，中国就有可能再次迎来繁盛，从而超越西方。这一思路极大地缓解了知识分子的亡国焦虑。
李艳丽认为，并不能将小说中的“末日”与晚清的社会语境联系起来，梁启超和包天笑的《世界末日记》，都是受到西方“世纪末”恐慌的感染而诞生的作品[13]。这种“世纪末”的恐慌实则来源于西方，指的是19世纪末西方出现的一种社会氛围。由于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欧洲人逐渐意识到人类必经由繁盛到衰弱的生长过程，而作为“优于其他人种”的欧洲人则在近未来会被比他们弱小的民族毁灭。所谓的“黄祸说”便由此而来。且“末日”这一概念最早是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的，1884年的《月报》中便有“宜备末日之审判”一文宣扬天主教义[14]。可见，在梁启超和包天笑的两篇《世界末日记》发表之前，关于“末日”的想象并未与“科学”联系起来。作为亲维新派人物，包天笑对梁启超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表现出了极大的认同。他将科学视为开启民智、改造愚昧的手段，并对“科学救国”抱有美好的幻想，在科学小说译介方面贡献巨大，与梁启超的思想具有许多共通之处。虽然并未有直接证据证明其他知识分子的态度，但从梁启超和包天笑身上或许可以管窥一二。在包天笑这部小说的开头，人们得知地球将要灭亡时，成立了一个同盟会来探讨此事。作者在其后特地加了一句：“此时亦无复有种族之争，亦无复有贫富之别，举所谓黄祸、白祸之说，早抛撇无余，而均贫富、无政府主义，则渺如秋烟。”[15]2从这一句可以看出，“末日”让各国人民抛弃了原有的成见，达成了短暂的团结。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在得知“末日”消息之前的“旧世界”，就是一个充满种族之争、贫富差距的世界呢？虽然未必是真实写照，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潜在的对现实世界的印象。
所谓“旧世界”的种种弊端，需要一种足够强大的力量才能摧毁，而“末日”则象征着从宇宙的角度颠覆秩序——这很有可能暗示了作者另一种维度的国族想象——与以往想象国家强大、战胜欧美的思维不同，包天笑或许更寄希望于一种“同归于尽”的方式来打破世界秩序，以此来重新建构想象中的国家。但充满矛盾的是，包天笑并没有描述到末日之后的新世界是一种怎样的情景，而是以一句“是必经未来数亿万年之后，新世界人之智识灵明，突过前尘，乃能推测而知，而今则此偌大地球，永远封诸神秘之中，以经无量之劫”[15]13作为结尾。显然，包天笑对新世界必将超越旧世界是认同的，他将“末日”视为一种新生亦可以理解，但他将建构新世界的方式称为“无量之劫”时，问题就出现了：包天笑寄希望重建文明的途径，为何是形而上的概念？
回到包天笑对“末日”到来时的情节描写，一位博士如是说道：“善哉！善哉！以我辈学理上言之，宇宙万物，虽微尘纤芥，无一秒钟不含其进化之点者。今吾人所处之世界虽云灭亡，然不过进化之一现象，蜕旧易新而已。矧以物体不灭则言之，即吾人肉体亦不灭亡，遑论精神？渺渺天空，宁无寄我精灵之地？一念及此，又何用增其悲怀耶？”[15]12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包天笑笔下“末日”书写的几个特征：其一，包天笑持有的仍然是传统的循环观念，这种观念之中又掺杂着进化论的影响，是在以一种新的知识论证旧的思想，所以他认为，“末日”是新旧交替、生生不息的过程之一；其二，在《世界末日记》中，人们对“末日”的态度从恐惧变为了坦然；其三，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和佛教观。关于最后一点，需要提及梁启超的《世界末日记》与近代中国的佛学思想。
1902年梁启超在译介《世界末日记》时，曾在结尾提到自己选择末日题材的原因：“问者曰：‘吾子初为小说不无鼓荡国民之功名心进取心，而顾取此天地间第一悲惨煞风景之文，著诸第一号，何也？’应之曰：‘不然，我佛从菩提树下起，为大菩萨说《华严》，一切声闻凡夫，如聋如哑，喟佛入定，何以故？缘未熟故。吾之译此文，以语菩萨，非以语凡夫语声闻也。谛听，谛听，善男子，善女子，一切皆死；而独有不死者，一切皆死，而卿等贪着爱恋，嗔怒猜忌争夺胡为者，独有不死者存，而卿等畏惧恐怖胡为者，证得此义，请读小说：而不然者，拉杂之，摧烧之。’”[16]乍一看，这样的回答很是隐晦，梁启超只是将之比作《华严》来传达自己的佛学思想。要真正理解上述文段，就要提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运用佛学对20世纪科学主义思潮的回应。
梁启超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学术思想更重视的是经世致用，作为传统学术之一的佛学自然也被视为应用的代表。西方思想的传入使近代中国面临着信仰的危机，因此，梁启超便视佛学为政治发展的手段之一。在《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提出了佛教有利于“群治”的主张。贾立元指出，梁启超服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世界秩序观，同时，他又认为佛教教义能够使人们克服固执保守，认识到自己的渺小，生出对众生的慈悲，从而走向刚猛、进取、无畏、普度众生。这些品质正是促使国人走向进步的重要动力。因此，梁启超在《世界末日记》中传达的所谓“科学”的思想，“主要指的就是作为一种真理和行动前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作为一种哲学原理和行动指导的大乘佛教之间的相通，它们对应的则是一种辨证的生死观：在无穷的‘进化’之路上，局部之‘死’是整体之‘生’的前提，死者，以其对新陈代谢的贡献而获得了‘未来’的褒奖”[17]。
包天笑的《世界末日记》中所传达的佛理，与梁启超等人所主张的宗教哲学是相似的。或许在包天笑看来，人必将历经“无量之劫”，以死亡完成对新生的超越。因此，看似是毁灭性的、消极的题材，却传达着对“未来”的信心，以玄理来鼓舞民众。此外，晚清一代对“科学”的定义经历了漫长的讨论，其中以1903年《江苏》发表的《哲学概论》最具有代表性。该文认为，科学来源于哲学，且与哲学相互依存，“科学乃哲学之数据，哲学含科学之状态”[18]。
李欧梵认为，梁启超作为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对于这种超越自己想象的生死大事、时空间隔，他没有办法找到答案，或许也只能用佛家典故来为自己打一个圆场[20]。同样的，包天笑重建文明的构想，也只能停留在依靠“末日”的力量对原有世界秩序的颠覆上，以此来完成对旧世界的改造。但是毁灭之后的人世如何重建？包天笑或许是无法回答的。当想象到达一个极点之后，他相信的，恐怕已经不再是所谓的科学技术，而是披着“形而上学”外衣的宗教哲学。
作为科学小说的《世界末日记》虽然是建立在天文学知识上的合理想象，但其作者对“科学”的认知却也体现出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在“科学”这一概念划分上的模糊性。从他们身上，也能看到在近代中国，辨析“科学”这一概念的过程之复杂性与曲折性。
四、余论
“往何处去”或许正是晚清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永恒的困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传入，颠覆了一代人的思维观念。宇宙万物不再是神秘和未知的，而是可以通过科学去探知和掌控的。科学的意义不仅在于揭示万物规律，更象征着破除愚昧的刀、强盛国家的剑。当救亡的政治要求战胜了求知的欲望，科学小说在背负开启民智、救亡图存的高尚使命的同时，也寄托了知识分子对国家与民族的希望。
那也便意味着，知识分子看待科学的眼光必定是复杂的。身处于殖民阴霾之下，晚清科学小说家们急切地希望通过科学幻想来表达对压迫的不甘，但却因为囿于旧式民族主义思维，出现想象的矛盾；救亡使命的迫切使得他们还来不及对科学知识加以全面深刻的了解便匆匆下笔，从而使作品出现许多吊诡的书写，暴露了启蒙的急进；当想象突破时空的界限，对重建文明的构想又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时，晚清科学小说中怀疑科学、违背常理、崇信宗教的悖论就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然而，放诸晚清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的科学观又不会使我们感到意外。科学意味着破除迷信，也必然成为政治的武器。在国家危难时刻，他们必须寻找到一条出路，“往何处去”便成为至关重要的命题。
经过对晚清科学小说的重新挖掘、考察，我们会发现，许多看似荒诞的想象背后，隐含着一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特别的思考。这些在国族命运大背景下的时代情绪和信念，正是中国现代思想不断演进的张力。晚清科学小说所发出的星光，必将会与中国现当代科幻文学一起创造出一条绵延的璀璨星河。
纵观整个中国科学史，乃至人类科学史，对于科学的探索永不止息。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地冲击着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也无时无刻不在询问着“往何处去”的问题。对未知的期盼、担忧、警惕、彷徨，这些情绪在某种意义上是共通的。应该说，晚清的科学小说所传达出的科学观，既有时代的特殊性，也表现出人类在探索、认识科学过程中的某些思维方式。
注释：
①贾立元指出，在晚清时期尚无“科学幻想”一词，且“科学小说”与“理想小说”“政治小说”等小说类型之间存在许多共通之处，难以划定明确的界限，但“科学幻想”的内涵已包含在其中。此外，科学小说也并非全是对科技的幻想，其中还夹杂着政治乌托邦的理想。晚清时期科学小说也并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科幻小说。在求真的“科学”与虚构的“小说”的碰撞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断发生变化，最终在民国时期落实成“科学幻想小说”。本文使用“科学小说”一词乃沿用晚清时期的说法。详见贾立元《“现代”与“未知”：晚清科幻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17页。
②根据武田雅哉的考证，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一文与包天笑翻译的《法螺先生谭》《法螺先生续谭》三文汇成一册，于1905年由小说林社作为“小说林科学小说之一”出版，全书题名为《新法螺》。但由于此书资料已亡佚，下文引用的皆出自徐念慈1907年在《广益丛报》上的原文，题目名为《新新新法螺天话》，本文仍标注为《新法螺先生谭》。详见武田雅哉《东海觉我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谭〉小考——中国科学幻想小说史杂记》（王国安译），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6期，第41页。
③包天笑的同名小说曾被武田雅哉认为与西蒙·纽康的原著、黑泪岩香的译作、徐念慈转译的作品《黑行星》的内容有相似之处。但李艳丽认为，从情节、描写、结构来看，包天笑的《世界末日记》应该是另一个作品。因此，本文将《世界末日记》视为包天笑受到翻译小说的影响而二度创作的作品。详见李艳丽《清末科学小说与世纪末思潮——以两篇〈世界末日记〉为例》，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159页。
参考文献：
[1] 吴岩，方晓庆 . 中国早期科幻小说的科学观 [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4)：97-100.
[2] 徐念慈 . 新法螺先生谭（新新新法螺天话）[N]. 广益丛报，1907(132)：1.
[3] 徐念慈 . 觉我赘言 [J]. 小说林，1907(7)：158.
[4] 栾伟平 . 近代科学小说与灵魂——由《新法螺先生谭》说开去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3)：46-68.
[5] 陈平原 . 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以“飞车”为中心的考察 [J]. 中国文化，1996(1)：114-131.
[6] 荒江钓叟 . 月球殖民地小说 [J]. 绣像小说，1904(30)：2.
[7] 海天独啸子 . 女娲石 [M]. 东亚编辑局，1905.
[8] 熊月之 .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9] 贾立元 . 人形智能机：晚清小说中的身心改造幻想及其知识来源 [J]. 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1)：88-106.
[10] 杨念群 . 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 (1832—1985)[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1] 梁启超 . 医学善会序 [N]. 时务报，1897(38)：1.
[12] 方晓庆 . 晚清科学小说：急进的启蒙 [J]. 科学文化评论，2011，8(2)：90-103.
[13] 李艳丽 . 清末科学小说与世纪末思潮——以两篇《世界末日记》为例 [J]. 社会科学，2009(2)：157-167，192.
[14] 胡安灵 . 宜备末日之审判 [N]. 月报，1884，9(11)：5-6.
[15] 包天笑 . 世界末日记 [J]. 月月小说，1908，2(7)：2，12-13.
[16] 梁启超 .《世界末日记》译后语 [J]. 新小说，1902，1(1)：141.
[17] 贾立元 .“爱”在“末日”开花——梁启超与《世界末日记》[J]. 南方文坛，2016(6)：50-53.
[18] 侯生 . 哲学概论 [J]. 江苏，1903(3)：55.
[19] 梁启超 . 格致学沿革考略 [N]. 新民丛报，1902(10)：10.
[20] 李欧梵 . 西学东渐：晚清文学中的乌托邦想象——“中西文化关系与中国现代文学”系列演讲第二讲 [J]. 关东学刊，2018(2)：51-70.
（本章摘自于《科普创作评论》2022年第1期，作者系 柯璐，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科幻文学与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