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部串联精神分裂症研究史的科学之作
虽然《隐谷路》的叙事焦点是加尔文家族，但科尔克没有仅仅将本书写成一本家族纪录史。他在对加尔文一家经历的回顾中完整再现了现代精神病学对精神分裂症的探索过程，这种独特的写法既拓展了全书的科学蕴涵，同时也突出了加尔文家族在现代精神病学研究史中的特殊地位。正如书中所言：“这整个家庭遭受的苦难也是一部朦胧的精神分裂症科学史，一部几十年来追溯精神分裂症病因和本质的历史。”
需要强调的是，科尔克之所以能以高超的笔法对全书的叙事性与科普性进行巧妙平衡，一切都基于一个事实——加尔文兄弟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堪称精神病学的完美研究对象：一方面，与加尔文一家相似的病例数量极少，几乎从来没有专家遇到过同父同母六兄弟共同患病的情况，多个家庭成员患病有利于研究者澄清这种疾病是不是有一定的遗传性；另一方面，那些没有患病的家庭成员则是完美的“对照”组，有助于筛除掉大量庞杂的无关因素。
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起，加尔文一家进入到精神病学、遗传学与药物学的视野，虽然他们自身经历了地狱般黯淡无光的日子，却为医学提供了最好的样本。《隐谷路》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并没有像科学综述一样巨细无遗地梳理，而是有的放矢，紧紧围绕加尔文家族，重点阐述了与之密切相关的几个重要研究成果，这其中就包括对精神分裂症成因的澄清以及干预措施的改变。
首先，关于精神分裂症成因的分歧得以澄清。1986年，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精神病学家琳恩·德利西（Lynn Delisi）就开始收集精神分裂症家庭的遗传物质，加尔文家族成为她首批研究对象，书中重点提及了这一研究过程。正是利用从加尔文家族收集到的数据，德利西证实，精神分裂症与脑室增大具有相关性，患者的某些遗传特征对大脑的感觉和信息处理功能产生了不良影响，使大脑在面对环境中的触发因素时变得非常脆弱，之后许多研究重复了类似的结论。从那时起，科学家对精神分裂症成因的看法趋于一致：精神分裂症是由遗传易感素质与个体成长中各种不良经历相互作用所导致的复杂性精神疾病，那些具有精神分裂遗传潜质的人，更容易因为心理创伤而引发精神分裂症。
当然，这不代表有关精神分裂症病因的先天—后天之争已经结束了，只是如今的讨论已发展到更为细琐的层面，例如到底哪些环境因素更容易触发基因按钮，进而打开了疾病开关，其中具体的生理运作机制又是怎样的。与此同时，医学界对精神分裂症的定义也在不断改变，现在最新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把精神分裂症看作一个谱系，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精神分裂症倾向，只不过一些人位于坐标系一端而表现得特别突出。
不过，仅仅在几十年前，科学界对于精神分裂症的成因还是完全不同的看法。在20世纪中期，精神病治疗师会把精神障碍归因于患者母亲的作为，冷漠、严厉、专制的“恶母”与精神失常概念绑定在了一起。尤其是在精神分析学家弗里达·弗洛姆-赖克曼（Frieda Fromm-Reichmann）发明了“精神分裂症妈妈”（schizophrenic mother）这个术语后，“把患者母亲视为始作俑者”一度成为精神病学的业内标准。与此同时，社会文化也在传播和强化这种认知。1960年，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执导的电影《惊魂记》（Psycho）上映，影片中将杀人狂诺曼·贝茨的妄想症及犯罪原因全部推到了他已逝母亲身上。在当时观众眼中，这种情节设置合情合理。人们相信，精神分裂症患者之所以会患病，是因为他们在幼年时遭遇了母亲的变态控制，因而性情发生扭曲。这种将患者母亲污名化的看法常常使得许多“精神分裂症妈妈”既要承受儿女发病的煎熬，还要背负本不应该施加于她们身上的社会舆论压力。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精神分裂症遗传学研究终于改变了这一状况，而加尔文家族正是该项研究的起点。
其次，对精神分裂症的干预措施得以改变。除德利西外，《隐谷路》中还重点提及另外一位精神病学家——科罗拉多大学精神病学家罗伯特·弗里德曼（Robert Friedman）的研究成果。1997年，弗里德曼通过对包括加尔文家族在内的9个家族进行样本分析，追踪到一个叫作CHRAN7的基因与精神分裂症具有确定的关系。CHRNA7基因所编码的蛋白是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认知功能、感觉信息处理和记忆等各式各样的神经活动中都扮演关键角色。因此当这个基因出现问题时，就可能引发一系列精神疾病。
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学研究验证了生物学家尼尔·韦恩伯格（Daniel Weinberger）在1987年提出的一个理论，此前研究者都认为精神分裂症症状最早出现于青春期末期，但韦恩伯格发现，许多患者的脑部异常可始于更早阶段，这些异常会引发一系列问题，使大脑的发育越来越偏离正轨。也就是说，精神分裂症其实不是在青春期发病，只是在青春期时表现愈发显著。就像书中的唐纳德，17岁那年的一个晚上，他站在厨房的水槽前一下子砸碎了10个盘子。但据唐纳德自己描述，实际上在这之前他就常常感到难以控制自己。
找到精神分裂症与特定基因的关系能表明，许多精神障碍可追溯至童年期、婴儿期甚至妊娠期，对精神疾病的预防措施也应该提前到这些阶段。弗里德曼正是这么做的，既然CHRAN7基因的缺陷会导致精神分裂，那么如果想治疗精神分裂，最好是能够在孩子出生前就能修复这一基因缺陷。后来，弗里德曼发现了乙酰胆碱——一种没有毒性的良性营养素，他建议有精神分裂易感性的孕妇在孕期要大量服用胆碱。2017年美国医学会通过的一项决议指出，产前维生素中应该包含更高剂量的胆碱，以预防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的脑部发育疾病。因此，人类目前至少找到了一种能够扭转局面、预防精神分裂症的方法，而这一突破的背后，既有加尔文家族提供的关键性遗传学信息，也有几位科学家长达30年的不懈努力。
可惜的是，相比之下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学研究则进展缓慢，科尔克在书中对此解释较少，实际上这其中涉及许多原因。首先，不同于“单纯”的科学研究，医药研发需要投入巨额资金、时间和人力成本，这是科学家仅靠个人兴趣和有限政府资助难以实现的，而医药巨头又没有太大动力加入对抗精神分裂症的战场，因为精神分裂症药物的预期相对收益并不算高，至少肯定比不上抗癌药物；其次，有别于其他药物，精神疾病类药物在前期测试阶段很难用动物代替人类被试，因此会承担更大风险；再其次，身患其他生理疾病的病人可以基于知情自愿原则参加药物临床试验，但精神分裂症患者最主要的病症恰恰体现在思维、逻辑和意识方面，因此他们是否可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如果他们没有相关行为能力，家属是否有权代为选择？这就涉及更复杂的科学伦理甚至法律人权问题。
总之，多种原因导致了精神分裂症药物研究依然没有太大进步。目前对于精神分裂症病人来说，一旦病发，最有效的临床治疗手段就是服用一些延缓疾病发作或控制病情的药物，而病人还要承担长期服药带来的副作用伤害。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加尔文家族的男孩生长于如今这个时代，他们接受的治疗方式可能并不会有太大改变。
四、一部引发同理心共鸣的情感之作
从写作风格来看，科尔克的新闻稿一向呈现的几大特点：一是擅长营造悬疑感，叙事节奏扣人心弦；二是追求对事实和细节的极度还原，拒绝虚构与想象；三是文笔克制且富有人文关怀。《隐谷路》一书则完全符合这些特征。
在讲述加尔文家族的故事时，科尔克采用了“视点人物写作手法”，他通过选取不同家庭成员的视角，用一种“接力赛”式的书写方式，拼凑出一张完整又充满裂痕的画卷。同时，科尔克并没有直接描述患病家庭成员的病情，而是选择了娓娓道来，他将咪咪和多恩的家庭背景作为起点，详细描述了两人的前半生，包括他们自小长大的环境、他们相识相爱的过程、多恩的职场励志经历、二人婚后经营家庭的生活点滴以及各个孩子的特点。这一写法既为后文分析多恩和咪咪的性格“缺陷”做了铺垫，同时又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立体，引导读者对加尔文一家建立角色代入，通过制造巨大反差，使读者更深刻地感受到病魔的残酷。
因此，《隐谷路》在开篇中越是不吝笔墨地描绘加尔文一家梦幻而浪漫的幸福生活，读者在了解后续发展时就会越心痛不忍：短短十年间，偏执、疯狂、打斗、幻觉、凶杀以及其他种种不可思议的悲剧，一一降临到这个家庭。原本的运动天才在上大学后却开始屡屡出入校医院，并宣称自己十几岁时就试图自杀；原本的明日之星因为违反校纪被空军学院退学，还性侵了自己的两个亲妹妹；原本丰神俊逸、精通演奏的艺术少年在一次莫名其妙的爆发后，枪杀女友，然后自杀……世界上最凄惨的事情莫过于先拥有了美好的东西，然后再被毁掉，病魔像一记重锤，轻而易举地击碎了这个中产之家的美好幻景。科尔克有意突出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命运转折，这样更能让读者理解人类在面对精神疾病时的无助与悲苦。
科尔克在书的后部分对加尔文家族最小的女儿琳赛进行了相当多着墨，读者可以感受到他在叙述中对琳赛抱有的深沉敬重。琳赛是彻底的受害者，面对一个庞大的患病家族，她被剥夺了在正常秩序中成长的权力。琳赛曾想和过去一刀两断，但她最终的选择是重回隐谷路，像古希腊式的英雄那样向命运发起了抗争。她背负起照顾年迈母亲和患病哥哥的责任，同时积极寻求与科学团队合作。科尔克可能希望通过琳赛的经历强调，家庭成员间彼此尊重、宽容以及情感支持永远都是对抗精神疾病的中坚力量。
在写作本书时，科尔克贯彻了20年来对自己作品的要求，他坚持以实证方式选取材料，包括父亲多恩与母亲咪咪的个人经历、子女们各自的人生遭遇以及穿插其中的精神科学变迁史。因此，书中全部细节甚至对话均有详细考证出处，科尔克在“致谢”中透露了对加尔文一家和众多研究者为其写作提供的大量一手资料。正是由于有如此细密的材料作支撑，科尔克的叙述才能具有真切且强大的情感力量。他以充满同理心的笔触和慈悲气韵，展现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困境与绝望，也展现出爱与关怀不可思议的修复能力。
如今，加尔文兄弟中的许多人已经去世了，但还有无数精神分裂症患者步履蹒跚地走在这条孤独的隐谷路上，没有人知道它是否有尽头，最终究竟通往何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22年1月公布的数据，全球有2400万精神分裂症患者，因此，精神分裂症其实并不算一种小概率的偶发性疾病。可直到现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事实上依然都是社会边缘群体，精神分裂症则依然是最被严重污名化的疾病之一，病患常常要忍受无处不在的冷眼、非议和歧视，甚至有时导致他们无法正常工作生活的不是病情，而是社会的偏见。
偏见源于未知，科尔克用自己的书写照亮了社会的这个角落，鲜活的案例总是更能触发人类的情感共鸣。医学教科书中会“冷静客观”地列举出精神分裂症的几种不同表现及药物不良反应，而《隐谷路》这样的纪实文学则让人切身感受到这一疾病对一个个鲜活生命的伤害。因此，本书无愧于《纽约时报》对其的高度褒奖——这是“叙事新闻的壮举”，也是一次“对同理心的研究”。
（本章摘自于《科普创作评论》2022年第2期，作者系殷融，潍坊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进化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