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美国导演朗·霍华德（Ron Howard）拍摄完成了传记片《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将数学家约翰·纳什（John Nash）的故事搬上了大银幕。电影中的纳什在21岁时发表了鼎鼎大名的“纳什均衡”博弈理论，30岁时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职。然而天妒英才，之后他开始出现严重幻听幻视，他有时宣称自己是五角大楼的特聘顾问，有时说自己在报纸上发现了来自外星人的加密信息，最终纳什被确诊为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在无数电影推荐榜单中，《美丽心灵》都会被纳入“心理学类必看电影”，许多人对精神分裂症的认识正是来自这部电影。然而，纳什的病症是否足够有代表性？是否如影片中所展现的，精神治疗药物会对患者大脑造成损失，造成迟钝和记忆衰退？又有多少患者可以像纳什一样，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战胜精神分裂？想必很少有人在看完电影后会去思考这些问题。
2020年，罗伯特·科尔克（Robert Kolker）出版了半科普半纪实文学作品——《隐谷路：一个精神分裂症家族的绝望与希望》（Hidden Valley Road：Inside the Mind of an American Family，以下简称《隐谷路》），以上问题在此书中都能找答案。《隐谷路》上市后几乎横扫了欧美所有著名媒体的年度好书书单，包括《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时代》（Time）和《泰晤士报》（The Times）等，它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读书俱乐部——奥普拉读书俱乐部——创立25年来唯一入选的纪实文学作品，它还入围了2021年度美国笔会非虚构文学奖和安德鲁·卡内基优秀图书奖。作为一本聚焦精神分裂症这一特殊甚至有些“边缘化”主题的作品，《隐谷路》到底为何能够成功“出圈”，在大众中获得如此高口碑？
图 1 《隐谷路：一个精神分裂症家族的绝望与希望》
（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0月）
一、罗伯特·科尔克与《隐谷路》简介
本书作者罗伯特·科尔克是北美当前最负盛名的独立调查记者之一，他曾在《纽约时报》《连线》（Wired）、《奥普拉杂志》（O，The Oprah Magazine）、《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和《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等著名杂志发表过许多深度报道作品，早在《隐谷路》出版前，他就已经功成名就，硕果累累。
在过去20年的调查生涯中，科尔克的笔触跨越了众多不同领域，几乎他每部作品的问世都会造成巨大轰动：2004年他在《纽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公立学校挪用公款的长篇报道《坏校监》（The Bad Superintendent），该事件成为美国公共教育史上最大胆的贪污丑闻，科尔克的这篇报道于2019被改编为电影《坏教育》（Bad Education）后，获得了艾美奖、美国编剧工会奖、美国制片人工会奖以及美国独立精神奖等十几项奖项提名，并最终赢得当年艾美奖最佳电视电影；2006年，科尔克对极端正统犹太社区的性侵案进行了调查，协助警方将一名施虐者绳之以法，并因此入围国家杂志奖（National Magazine Award）；2011年，他因揭秘了一桩长达18年前旧案的真相，获得了纽约市立大学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颁发的“哈利·弗兰克·古根海姆刑事司法杰出报告奖（HFG Awards for Excellence in Criminal Justice Reporting）”。他在2013年出版的纪实文学作品《失踪的女孩》（Lost Girls）入选《时代》周刊“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真实犯罪题材图书”书单，并在2020年被改编同名电影。除以上成就外，科尔克还曾挖掘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生存故事，报道过反堕胎杀手詹姆斯·科普（James Kopp）的生平，记录了科学家开发出革命性基因编辑技术“CRISPR”的历史，一手揭露“提前88年出狱犯人”之谜，真实再现纽约警察枪杀黑人男青年肖恩·贝尔（Sean Bell）事件，还原了被称为“哈德逊河奇迹”的客机迫降事件［此事件后来被改编为电影《萨利机长》（Sully）］。
《隐谷路》是科尔克历时三年调查完成的最新作品。此书副标题是“一个精神分裂症家族的绝望与希望”，其中提到的家族是加尔文一家，他们住在隐谷路。加尔文的父亲多恩是美国空军学院军官，母亲咪咪是家庭主妇，他们养育了12个孩子，其中竟然有兄弟6人先后患上了精神分裂症，《隐谷路》全书正是围绕加尔文家族展开的。综合来看，本书是一部解析精神分裂症环境诱因的探索之作，是串联精神分裂症研究史的科学之作，也是引发同理心共鸣的情感之作。
二、一部解析精神分裂症环境诱因的探索之作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只有人类才会患上的特殊精神疾病，症状包括幻听、幻觉与情绪不稳定等。1908年瑞士精神科医生保尔·厄根·布洛伊勒（Paul Eugen Bleuler）指出，许多“早发性痴呆”的原发性症状是情感、联想和意志障碍，其核心问题在于人格分裂而不是智力衰退，于是，精神分裂症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然而，一百多年的精神分裂研究史并没有击穿阴霾，精神分裂的成因至今依然被迷雾所笼罩，药物、精神分析以及电击等治疗手段也在不断触礁中艰难前行。对应到加尔文家族的病例上看，学术界对于精神分裂症的种种解释似乎都能自圆其说，但又都不能完全说得通。《隐谷路》一书在抽丝剥茧中，揭秘了导致加尔文家族悲剧的几个最重要因素。通过对加尔文家族故事的讲述，科尔克总结分析了无数个精神分裂症病患家庭所共同面对的病因与困境。
第一，父母不加干涉的管理模式。科尔克从多恩与咪咪入手，描述了他们的性格与教养特征。例如，身为军人的多恩有着高傲的自尊和极端控制欲，平时他总是忙于工作，把一大堆精力旺盛的男孩全丢给妻子，面对家中不断升级的暴力与欺凌，他只是冷眼相待，从不制止，而一旦他涉足家庭事务，又会坚持用天主教和军校的管理方式，家中的父权氛围令人窒息；母亲咪咪则根本没有足够精力去履行母亲的责任，也从来没有在乎过孩子的心理状态，当几个儿子发病后，为了“保持中产阶级的优雅和光荣”，她选择隐瞒，甚至“孩子有病”都能成为她自欺欺人的借口，假装岁月静好已成为她的本能。总之，像许多心理或精神疾病一样，如果精神分裂症有寻找原生家庭之过，那么常常可以追溯到父母冷漠、专制或不作为的亲子互动方式。
然而，科尔克并不只是浮光掠影地点出多恩和咪咪为人父母的失职之处，他还深挖了二人的性格根源，让读者看到一切其来有自。例如，书里明确告诉读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多恩亲历了珍珠港事件，在生死线挣扎徘徊，没有人知道战场上一幕幕地狱般的景象如何撕扯着他的心灵——那个时代的人甚至根本意识不到战争给军人带来的心理创伤；而咪咪也有着无法愈合的童年创伤，她曾遭继父性侵，生活颠沛流离，因此她一直渴望安全稳定的生活，企图通过不断生育建立一个理想家庭。更重要的是，虽然咪咪无能为力地看着孩子一个个步入深渊，可她从没放弃做母亲的责任，几十年来她倾尽全力照顾有精神障碍的儿子，没有丝毫怨言。在对多恩和咪咪的描述中，科尔克展现了一个优秀纪实文学作者应具备的素质：他不是让读者去评判，而是让读者去观看、感受和理解。
第二，恐怖窒息的家庭病患氛围。没有亲历过精神病患家庭的普通人，可能难以想象家庭病患氛围能成为致病因素。虽然精神疾病并不具备生物学意义上的可传播性，但科尔克对加尔文一家的调查却清晰表明，在一个大家族中心理和精神困扰是会相互“感染”的，尤其是当父母没有及时做好对健康子女的心理安抚时，原本健康的孩子也会陷入厄运。例如，加尔文家的大哥唐纳德其实很早就表现出不对劲症状，他会用极端暴力的方式压制自己的弟弟妹妹，甚至要求他们互相殴打；二哥吉姆则趁两个小妹妹为躲避大哥的暴力来投靠他时，将罪恶的手伸向了她们稚嫩的身体。
可以说，加尔文家大孩子那些暴戾乖张的举动为弟弟妹妹们“营造”了最恶劣的生存境况，进而导致他们也逐渐脱序。他们一方面要时刻忍受患者的摧残，同时还要担心自己是否有一天也会发病。正如书中写言：“对于病人的亲朋来说，这种疾病是难于用理性去面对的，而这会引来恐惧。精神分裂病人对家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感情的转移上，仿佛家庭的重心永远地倾向了病人。哪怕只有一个孩子患有精神分裂症，这个家庭内部的秩序也会彻底发生改变。”
第三，不胜其弊的治疗手段。治疗手段竟然也能成为加尔文家族悲剧的始作俑者之一，这是最让人感到吊诡的地方。医学治疗的目的本是为了让病人从疾病中康复，但对于精神疾病来说却不一定如此。早期的治疗手段极不人道，残酷的电击疗法、胰岛素休克疗法、额叶切除术、单独禁闭法以及无休止的服药都可能带来二次伤害。《隐谷路》中专门提到了加尔文家几个孩子可怕的住院经历，当时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大都没有护理学专业背景，只接受过简单的护理培训。他们会给病人服用大量氯丙嗪等药物，随意决定药量，这种方法实质上就是用大剂量镇静剂让患者陷入茫然迟钝状态。对于许多精神病人来说，治疗对健康的摧残不亚于疾病本身。
第四，错位的文化思潮。科尔克敏锐地捕捉到了当时席卷全球的“反文化”社会思潮与加尔文一家悲剧间的关联性。爆发于20世纪60到7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是西方现代思想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运动中，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试图通过各种反叛活动体现对自由表达、自我主义与潜能解放的追求，但“反文化”运动中涌动的虚无主义也让其中一些年轻人开始怀疑其生存意义。随着经典电影《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的问世，许多理论家将“精神分裂症”看作是“家庭专制”的迫害，而患者其实是神智正常的，病症只是他们的“抗争”手段。但这些理论家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精神分裂症”在本质上不是思想先锋所臆造出的文化符号，它是切实存在的，是一种会给病人和家属带来无尽痛苦的疾病。正是在这种认知失衡中，像加尔文家这样亟须治疗的家庭被抛弃了，他们成了文化战争的牺牲品。可以说，科尔克最大限度地发掘了这个故事的丰富性，他将个人叙事与社会纪实相融合，通过加尔文一家的“家庭悲剧”映照出了“社会悲剧”，使该病例具有了社会广度与深度。
总之，科尔克着墨于多维视角，尽可能挖掘了加尔文兄弟患病的各种环境变量，这种全景式的展示既让人看到了精神分裂症触发因素的复杂性，也突出了《隐谷路》一书最让人感到沉重之处：无论思维多么清晰的读者，都不能说清加尔文家族悲剧的诱因到底是什么，父母的养育问题、疯狂的家庭生活、反文化思潮、精神科学的不当治疗、大众的无知与歧视……在科尔克的叙述中，这些因素彼此相交，没有证据能表明某个因素该为这出人间惨剧负多大比例的责任。这个家庭的故事就像是一排从斜坡上滚下的小球，开始时每个小球还能沿着直线平稳运动，可在某个时间点上，一个小球发生了偏移，于是撞击其他小球，之后，这些小球开始互相轰击，场面越来越混乱，它们为彼此的滑落摁下了加速键，最终全部坠入深渊。
（本章摘自于《科普创作评论》2022年第2期，作者系殷融，潍坊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进化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