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政治极化挑战“公众参与科学”
3.1 “公众参与科学”与立场先行
研究显示，近年来由于社交媒体的影响，欧美社会立场分歧程度日深。不同立场正影响着欧美公众对从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到气候变化认知等一系列科技争议议题的态度，也扰乱了公众科学素质对科技态度的影响的既有研究，给科学传播研究带来了严峻挑战。
此前，学者普遍认为人们对科学的态度取决于他们的知识或者科学素养：知识量越大，素养越高，越能对科学事务做出准确判断，也越容易支持科学事业。然而，近年来，科学传播学界却发现，以人们的科学知识和受教育程度来预测他们的科学态度越来越难。立场先行影响人们科学认知的现象被屡次观察到。研究表明，人们在获取信息时，往往选择那些支持自己观点的媒体。还有研究表明，人们不仅在选择媒体时会按照其价值观，而且在处理媒体信息时同样受制于价值观。价值观也影响着人们有关科学共识的感知。研究发现，人们往往认为那些符合自己立场的科学结论代表着科学界更大的共识，而对与自己立场不一致的科学结论，则认为存在更大的科学争议。
围绕着疫情严重程度、应采取隔离措施的强度等话题，在不同立场持有者之间的分歧和争论不断加深。研究表明，共和党支持者普遍淡化疫情风险，相对更抵制戴口罩等疫情防控行为，更容易认为美国疾控中心高估了新冠致死数。观点对立导致对科技议题态度出现分歧，这与社交媒体迅速渗入人们生活密不可分。近年来众多研究都表明，社交媒体导致兴趣相近者频繁交流，而与意见相左者形同陌路。
态度的极化对公众参与科学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如果说立场先行在前社交媒体时代主要限于一些态度极端的活动分子（activists），在社交媒体浸润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交往的时候，这种态度极端势必不断扩大。此前只是在转基因等高度争议的议题上，阻碍公众参与科学活动取得良好效果的对立性态度，而今已然影响到越来越多的科学传播举措。因此，我们亟需新的解决方案来应对态度极化对公众参与科学事业的影响。
3.2 公众科学素质与态度极化
通过分析近年来态度极化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虽然科学知识对人们采取正确行为有极大帮助，但仅靠灌输知识往往难以说服公众采纳正确的健康与环境行为。如前所述，人们对媒体的采纳和对外界信息的采信，往往是态度先行、立场先行，尤其是在政治极化的情况下。
对于公众科学素质研究而言，这种情况提示我们，传统的以科学知识、分析能力和对科学程序的熟悉与认可这些维度来衡量的公众科学素质指标，有可能受到各种非科学的认知因素的影响。这些认知因素尤其会扭曲科学素质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此外，立场先行往往会放大公众中存在的不实信息和对特定科学的抵触情绪，因而在疫情等特定情形下，需要对其进行管理。
对于科学传播学术研究而言，需要进一步动态地在不同国家背景、不同语境中研究科学素质、科学态度、价值立场、组织动员和健康行为依从性之间的复杂互动，为提升全社会的公众科学素质以促使公众采取正确的科学和健康行为贡献力量。
4科学走向公众与科技馆的机遇
通过梳理以“公众参与科学”为核心的科学传播的理论进展与实务发展，我们发现，虽然以公众参与平等对话和科学决策为主要诉求的公众参与科学遭遇很大挑战，但以“公众参与研究”为特征的公众科学和科研机构融入公众传播活动日渐得到发展。这说明，公众参与科学并不是无路可走，而是要进行调整，将科学界的利益与公众的诉求以可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这一过程无疑为科技馆的事业提供了机遇。实际上，科技馆自身的发展也受到了公众参与科学愿景的影响。早期科技馆的建立无疑是为了满足博物学意义上的展示自然。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在社会上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凸显科学的重要性、权威性以及批驳神创论就成了科技馆的重要任务。但西方科技馆随后的发展则出现了分野，以展示为主的自然博物馆和以互动为主的科学中心各司其职。在公众参与科学理念的影响下，两者都越来越多地增加了公众参与的成分，略有区别的地方在于科学中心的公众参与侧重于公众端的活动，而自然博物馆和其它展示性科技馆侧重于将科研过程展示给公众。
实际上，科技馆对公众参与科学活动的参与并不局限在自身布展方面。公众参与科学理念的主要倡导者中，不少曾就职于英国的伦敦科技馆（London Science Museum），而后者也是在理论上推动公众参与科学的主要期刊《公众理解科学》的创办单位。在欧美尤其是西欧和北欧，科技馆也发起了一系列科学听证会和科学公民共识会议。基于科技馆的公众科学运动在近年来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在应对态度极化方面，虽然目前并没有很多成熟研究，但科技馆可以发挥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研究表明，在科学领域态度极化的重要遏制因素是对科学家的信任和对科学的直接接触。而对于缺乏直接进入科研场景的普通公众而言，科技馆是他们进入科学和接触科学家的重要场合（另一个主要的渠道则是科学节）。通过将一些具有对立性的预设立场的公众引入科技馆，让他们与科学家交流，可能是缓解其态度极化的有利渠道，即便这并不能根治整个社会的极化倾向。
在我国，公众参与科学的理念，以及包括公众科学在内的公众参与科学活动，都可以为方兴未艾的科技馆事业带来极大的机遇。实际上，近年来，互动性的展览已经得到了我国部分主流科技馆的重视。而在全国科普日和各地科技周活动上，主办者也不再抵触开办转基因等争议性科技的展览。但总体而言，我国科技馆仍然以传播科学知识和展示科技成就为主。虽然互动性展览在不断增加，但互动与公众参与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深入研究。可以说，公众参与科学理念既为我国科技馆事业发展带来了启示与机遇，也提出了挑战。
针对这些机遇和挑战，我国的科技馆完全可以通过在以下方面发力，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促进公众参与科学的科技馆事业，并应对相关的挑战。
首先，科技馆的布展可以更多地融入公众参与科学的理念。这既包括在布展上更多倾听公众意见，也应该涵盖对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探讨，还可以容纳对科学不确定性的展示。科学不确定性是科学的固有特征。但公众对科学不确定性的错误理解则可能影响其对科学结论的接受。展示科研过程的不确定性以及科学家对不确定性的管理，既能够提升公众对科学的信赖，也能让他们在对待科学议题上形成更加理性的态度。
其次，科技馆应该积极与科学界尤其是一线科研人员加强联系和互动，从而把最新的科学进展及其实现过程展示给公众。在我国，很多主流科技馆都开设了展示性的实验室，但总体而言，实验室的展示活动仍然以呈现展品制作过程为主。如果科技馆与科研界有更紧密的合作，完全可以将一些适合公众展示的科研过程呈现在公众面前，从而加强他们对科研过程的直观认识。这种对新近科研过程的直观认识是提升公众对科学的参与感的重要渠道，也可以成为公众认识科学日常工作的主要手段。
第三，公众科学活动在我国并没有取得显著发展，这固然与我国科研体制和科学家较为沉重的科研负担有关，也与缺乏适宜的条件相关。科技馆完全可以担负起推动公众科学在我国发展的主力角色。因为相较于对公众相对封闭的科研院所的实验室，科技馆具有更多开放特征，也有更多具备公众沟通能力的专业人员。科技馆对公众科学的推动，既可以包括对与自身展品开发相关的研究活动，也可以为愿意从事这一工作的科学家提供场地和其它支撑设施。
第四，国务院最新印发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对包括科技馆在内的我国各项科普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除了自身工作外，科技馆完全可以以公众参与科学的理念，配合其他科技部门开展促进公众科学素质的工作。其中，帮助落实“科技资源科普化”要求尤为重要。以国际经验来看，近年来，在资助机构对“Broad impact”（科研要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影响）的强调下，很多大型科研课题负责人选择在当地科技馆开设与本课题相关的展示活动来落实这一要求。我国如何落实“科技资源科普化”还处于广泛探索中，但我国的科技馆完全可以参照国际案例，做帮助科学家实现其科研工作科普化的桥梁和平台。
第五，科技馆应该积极利用多媒体、虚拟现实、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手段来推广公众参与科学的理念。无疑，我国科技馆在拥抱新科技方面一向有积极和务实的态度。但以公众参与科学的理念来应用高新科技手段，完全不同于仅仅通过这些手段来提升展示效果。因为就本质而言，近年来各种新兴科技手段的出现和繁荣，都是为了增进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提升他们的参与感。因而，通过落实公众参与科学的理念，科技馆无疑可以更加有效地运用这些高科技手段，也能让其在提升公众科学素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后，在面对态度极化很有可能对我国公众的科学认知也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下，科技馆应该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一方面，科技馆要不回避争议性话题，并对公众辩论等持开放态度；另一方面，科技馆也要坚持科学界的主流声音，并广泛邀请科学家与公众进行现场对话和在线交流。由于我国的国情，公众中很多持有极化态度的成员更多呈现隐性特点，这对于破解部分负面的极化态度非常不利。但相对而言，科技馆因为其提供的参与、融入氛围，至少对于现场观众而言，它可以比其它科普手段更方便更有效地传播科学界的主流结论并说服公众。当然，如何把各种有态度极化倾向的公众带入科技馆，这需要整个科普界做出更加系统的工作。
逐个实施上述建议并非易事，我国科技馆全方位地拥抱公众参与科学理念也不会一蹴而就。但它们和其他一些促进公众参与科学的举措都值得为之努力。科技馆业界及其学术合作方需要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学术研究，也可以促进相关机制的确立并实施各种试点活动。无疑，我国的科技馆不断推动公众参与科学的过程，也为自身取得跨越式发展创造了各种机遇。
参考文献略
（文章选摘自《科学教育与博物馆》2021年第6期，作者系贾鹤鹏，博士，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