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来，国际科学传播理论经历了重要发展，其中就包括“公众参与科学”这一广被认可的框架遭遇挑战并引发学界的广泛反思；然而，挑战并不意味着举步不前。科技馆可以成为“公众参与科学”的各种活动的重要载体和推进机构。在我国进一步推动科普事业发展之际，科技馆尤其可以发挥其促进公众参与的优势。要做到这一点，需广泛开展各种有针对性的研究。

关键词 公众参与科学　科技馆　科学争议　公众参与研究　公民科学　科技资源科普化

引言

近年来，国际科学传播研究取得了迅速发展，与此同时，这一领域也在经历深刻变化。其中之一体现在近年来科学传播最被认可的模式 ——“公众参与科学”（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模型在执行层面遭到很大的阻碍，导致学者们对其进行了集体反思。另一个深刻的变化则是在社交媒体的侵蚀下，公众极化态度日趋明显，以至于各种科技争议愈演愈烈。

为了对“公众参与科学”进行总结，科学传播学界顶级学术刊物《公众理解科学》于2014年初出版了“公众参与科学”的专刊。这一专刊在总结科学传播理论对“公众参与科学”议题影响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其实际工作的批评。另一方面，近年来，围绕着新冠肺炎疫情防范、气候变化、转基因争议，各国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争。传统上的科学传播对于努力说服持对立态度的公众收效甚微。知识程度对科学态度的正向影响这一传统上的金律也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

这种情况下，科技馆的发展既面临着基于“公众参与科学”的机遇，同时也有很大的挑战。机遇在于，科技馆可以为公众参与科学提供更适宜的平台。这也符合科技馆在公众科学教育方面最新的定位。在国际科学传播理论发展日新月异之际，我国的科技馆事业也不断取得进步，据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统计，过去十几年来，我国达到该协会认证标准的科技馆数量已经从不到10座达到了355座（2020年数字）。无疑，这也是对我国科技馆事业的一个促进。

另一方面，虽然科技馆从来都是以调动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热爱科学和融入科学为使命，但“公众参与科学”模式，特别是这一模式面临的挑战以及在这一模式受挫后科学界提出的种种应对之道，也对科技馆的既有运营模式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应对这些挑战，既需要实践的探索，也需要在理论上更好地把握“公众参与科学”模式。

1公众参与科学模型的发展与遭遇的挑战

1.1　公众参与科学模型的演化轨迹

一般来说，科学传播的发展过程被分为科学普及（或者称之为公民科学素养提升）、公众理解科学和“社会中的科学（science in society）”这三个阶段。中国也有传播学者将科学传播的变迁归纳为三个模型的渐进发展：中心广播型、缺失模型和民主模型。

在科学普及阶段，科学传播被广泛理解为社会公众缺乏科学知识、需要通过增进其知识水平来改善公众的科学态度。

公众理解科学阶段，则以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出版《公众理解科学》报告以及同年英国科学促进会成立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为标志。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强调了不断增加的科学争议，即“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总是会对诸如‘酸雨’、核能、试管授精或者动物实验等等有争议的问题, 各执其词”“无知的公众很容易受到诸如节食、代用医疗等误导性观念的侵扰”。可以说，正是出于解决争议的需要，科技界的决策者呼吁提升公众理解科学的水平，动员科学工作者从事科学传播，并以此来缓解公众对核电、克隆技术等争议性科学的质疑、促进公众对科学事业的支持。

但科学传播学者对以科学家（界）为中心的科学传播提出了猛烈批评。他们指出，公众理解科学被解释为公众要理解科学的好处。公众理解科学的提法变成了要求公众去理解来自科学家的信息而不是相反方向。

系列的研究也表明，公众作为科学的门外汉，并非只能听从科学界支配。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学者埃尔文（Irwin）和韦恩（Wynne）的系列经验研究。他们用详实的案例观察发现在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核辐射扩散等问题上，科学家的标准答案并不能替代公众智慧，公众在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科学问题上，具有与科学家进行同等对话的资质。

“公众参与科学”模型正是在科学传播学者对传统的科普过程的批判基础上诞生的。值得指出的是，将公众参与科学模型作为科学传播的独立发展阶段并非科学传播界的共识，在本文将要讨论的科学传播界对“公众参与科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广泛反思的同时，“社会中的科学”这一提法更加普遍，因为支持者认为，即便“公众参与科学”可行，其强调的由公众来参与到科学中也忽视了科学本来具有的社会建构的属性。

不论是将“公众参与科学”作为独立发展阶段，还是将其作为“社会中的科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实质都是强调在科学发展问题上，公众与科学家具有同等资历参与决策，科学发展需要通过与公民的对话取得公众支持。在民主社会，科学并不比其他知识具有更高的发言权，因为科学总是关乎社会的。

1.2　公众参与科学模型遭遇的挑战

然而，“公众参与科学”在近年来也面临着诸多实践与理论的挫折与挑战。丹麦政府于2012年停止了对丹麦技术委员会（Danish Board of Technology）的资助就是这种挫折的主要体现。丹麦技术委员会首倡和成功举办了多场科学共识会议，但这一闻名世界科学传播界的机构却失去了政府的资助。固然这与欧洲财政危机有关（但这一危机并未对丹麦和其它北欧国家政府造成重大影响），丹麦技术委员会举办的科学对话在国内关注度和参与度不高也是政府对其停止资助的原因。

除了如何界定和选择公众参与对话外，现有的公众参与科学的研究和实务也在活动机构的动机、适宜的话题、对话难以改变政策，以及缺乏恰当的评价衡量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此外，网络状态下如何实现公众参与科学，也多有分歧。科学对话产生的共识该如何衡量也困惑着学者。

针对公众参与科学模型，批判性的科学传播研究者继续了其批评性的发言。例如，韦恩就指出，公众参与科学活动主要由科学界组织，是为了通过互动让公众接受科学，这并非是公众参与科学所倡议的实现平等对话。实际上，美国的科技治理结构是基于政府、科技界与公众的谈判而形成的。公众参与科学的意义，包括如何确立科学的合理边界，进行重新谈判。公众参与科学要贯彻真正的公众参与，就应该抛弃科学的主导地位，让其与各种有意义的知识及参与者平等对话。公众参与科学活动没有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从而忽视了这类活动的政治属性，也即它们本质上是各种利益的竞争、对话与妥协。在这个意义上，公众参与科学的模型远谈不上深思熟虑的民主参与形式（deliberative democracy）。

然而，也有科学传播学者认为，科学家当然应该与公众对话，但对话应基于现有科学证据；让各种观点居于表面上的平等地位，并不能改变需要依靠科学证据做出决策的客观事实。科学与公众应该尊重科学的权威。站在权利平等的角度可以很方便地批评非正规学习是在强化“缺失模型”，但深入地探究学习过程与政治过程在公众参与科学的机制上的不同往往更加重要。其他学者也指出，在客观上存在知识差距的情况下，在科学议题上单纯依赖公民政治，并不能解决政策问题。值得一提的是早年开创了高度批判性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柯林斯（H M Collins），近年来在公众科学对话问题上越来越实用的立场。柯林斯指出，公众参与科学存在限度，也分成不同阶段。科技管理可以分为技术阶段和政治阶段。后一阶段公众可以参加，前一阶段则不可以。

实证的传播学者置身于公众参与科学是否可行的争议之外，但通过总结大量案例研究指出，在总体上公众参与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方式；公众参与环境科技议题既依赖于这些议题与他们的利益相关性，也与公众的利他主义情结相关；参与科技环境议题的议程设计对保证这些参与活动的成功至关重要；通过程序设置来确保平等表达才能让环境科技议题的讨论卓有成效；公众参与的讨论结果是否影响政策对于公众参与的效果有直接关系。

尽管学界围绕公众参与科学的争议不断，但这一领域已经成为科学传播中最时髦的提法和最热点的研究领域。西方各国主要科研机构科学传播工作向参与型和协商型传播活动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虽然“缺失型”模式仍然在发挥着实际作用。

2公众参与科学模型的“公众科学”转向

2.1　从公众参与科学到“公众科学”

就在学界为公众参与科学的政治和认知属性进行激烈争辩之际，一种实际的公众参与科学方式——公众科学（citizen science）——已经在欧美科学界蔚为大观。截至本文完成时，总部位于美国的公民科学协会（Citizen Science Association）网站已经记录了超过2 000个公民科学项目[31]。得到美国政府支持的公民科学政府网站(citizenscience.gov)则记录了492个进行中的项目。

埃尔文首先在其专著Citizen Science一书中引入了公民科学的概念，将之作为向公众开放科学和科学政策过程的必要过程。与埃尔文定义中的政治倾向相反，时任康奈尔大学鸟类实验室主任的科学家里克·邦尼（Rick Bonney）从实践的角度提出了公民科学的定义。他将公民科学确定为涉及公众参与科学知识生产和知识共享过程的科学项目。在中国背景下，大多数研究者也将公民科学视为一种允许没有专业科学背景的公众参与的项目科学研究活动，如采集样本、观察样本和数据计算。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埃尔文的Citizen Science一词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这种公众参与科学研究的活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学者们称之为“公众参与研究”（public participation in research）。然而，随着这一名词所指代的实际活动蓬勃发展，Citizen Science一词仍然在实践上被广泛使用，并因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等单位的资助而成为这类活动的正式名称。如今，Citizen Science一词被提及时，已经专指邦尼和其他科学家所倡导的公众实际参与科研的活动，埃尔文所提及的具有政治属性的Citizen Science的涵义，已经很少被人提及。而在中文语境下，Citizen Science被广泛使用于介绍这类参与式科研，但不再被翻译为公民科学，而逐渐被称为公众科学。

在国内，以论文发表而计，研究公众科学的学者大多数来自生态学。这可能与生态学的很多工作，如收集标本、参与观测动物迁徙路径和观察物种多样性等更加适合相对缺乏科学训练的公众的参与有关。也与国外这一学科的公众科学运动发展非常迅速，使得该领域诸多中国科学家获得了大量相关讯息有关。张健等生态学家总结公众科学运动的大力发展得益于：

（1）传感器技术的进步、便携式智能设备和移动网络普及使得公众获取周边生态环境信息的能力日益增强，种类也日益多样。（2）公众科学项目的运用不仅能够扩大数据获取范围，也能加深公众对科学问题的认识和提高管理部门科学决策水平。（3）公众提供的数据种类、数据质量，以及公众激励机制,都是该模式持续和高质量运行时所要面临的挑战。（4）欧美一些“科研单位-公众机构-公民团体”等纷纷联合起来形成公众科学协会，同时政府部门已制定了公众科学发展计划和法规，来规范和促进公众科学项目的应用。

基于上述的认识，张健等人建议我国相关研究和管理部门应建立统一协作平台，进一步引导公众科学参与和提高协作效率。实际上在我国，很多生态学家、植物学家和科学传播学者都提倡发展公众科学，但迄今为止，除了零星的结合公众兴趣的观鸟活动取得了有限进展外，公众科学运动在我国整体上取得的效果极为有限。

近几十年来，公众科学作为公众参与科学的新途径，已成为人们希望和期待的焦点。一些研究人员将公众科学视为在科学传播过程中在科学家和非专业人士之间建立平等对话与合作的宝贵尝试。然而，人们参与公众科学项目是否能够有效地改善公众地位，打破阻碍科学家与公众有效对话的界限，仍然存在争议。

2.2　科学文化与公众参与的互动

科学界对公众参与科学的激烈争辩与公众科学项目的蓬勃发展的对比，提示我们思考传统的以政治和决策参与为特征的公众参与科学是否充分考虑了科学界自身的需求与科学家的意愿。实际上，不论对学者所倡导的公众参与科学如何持保留意见，欧美科学界仍然在道义上高度支持这种倡导。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大多选择了大力支持公众科学运动。在欧美各主要的科学会议上，不论是综合性的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还是专业领域的美国化学会年会，公众科学都占据了越来越多的位置。与此同时，像美国科促会年会这样的大型综合性科学会议，从来不缺少科学界人士从自身发展的角度探讨公众参与。在体制设计上，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密歇根大学还把公众参与职能从传统的由信息传播部门主导，转入到校级的创新管理战略办公室来负责，这也说明了包括公众科学在内的各种公众参与活动，其意义已经不局限在科学界对外的科普，而成为科学文化与创新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

谭一泓、贾鹤鹏等利用对美国科促会年会、美国化学会年会等的田野观察，分析了科普在欧美科学界科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他们发现，科普或科学传播已经成为科学文化建设的核心组成环节，这其中就包括科学界对公众科学项目的热烈研讨和积极开发。与之对比，具有对抗性的争议议题的公众听证会、公民共识会议等，则不再成为科学界探讨公众参与科学时的热点。

可以说，公众参与科学的理念在科学界正在不断深入，但却不是批判性的科学传播学者所提倡的以民众民主地参与科学决策为重点的公众参与科学，而转化为以公众参与研究为特点的公众科学，以及科学界日益广泛的各种创新性科普活动。例如，本文笔者之一曾学习工作多年的康奈尔大学，每年各个院系都会有形式不同的公众参与科学活动，而公众科学的发源地康奈尔大学鸟类实验室，更是不断推动各种常规性的公众参与活动。公众参与科学的英文名称为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而在现实中，public engagement则越来越多地被转化为institutional engagement。根据语境，我们可以将之翻译为科研机构融入传播。

与这种情况相呼应的是科学教育日益多元化。传统的正规科学教育正不断让位于非正规教育。不仅综合的科学教育如此，各学科也都在纷纷提倡非正规教育并资助了相关项目。值得一提的是，各种科技馆在非正规科学教育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尽管欧美科学界相对而言不那么热衷于具有决策参与性质的公众参与科学，但科学界在参与维护自身利益的决策过程中则非常积极。从西方金融危机造成的对科研预算的削减，到特朗普政府拒绝承认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再到最近的疫情防范，科学界都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呼吁政治家正视科学结论，尊重科学证据。在特朗普刚上台时，美国科学界还发起了全国性的科学大游行（March for Science）。从这一角度思考，我们可以认为，并非科学界和科学家厌恶政治导致的传统意义上的公众参与科学发展不彰，更大的可能是由于科学知识和科学程序等造成的公众与科学家之间巨大的堑隔，在大多数科学议题上，很难实现有效的公众参与科学。而在热点争议议题上，由于先前态度的影响，参加辩论性的公众参与科学活动本身，往往还可能加剧了参与者的极化态度。（文章选摘自《科学教育与博物馆》2021年第6期，作者系贾鹤鹏，博士，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