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晚期以来，随着第三乃至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发展，人们步入了“科技时代”。在“科技时代”中，生活与技术愈发紧密缠绕，人们体验世界、感受现实、关怀生命等的方式亦愈发“科技化”。从工程技术到生物技术、从改造自然到改造自身、从探索星空到深入地底，人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扩展了自身的生存以及生活空间。如今，传统的空间观念正在向某种“新空间”概念转换，它呈现为一种生活空间多维拓展的基本样态。可以说，由地表空间、网络空间和地下空间共同建构的“新空间”重新定义了人类生活的普遍“场域”。它将城市想象并实践为一个在现实与虚拟、表层与底层、“广场”与“洞穴”、光明与暗影、时间与空间中不断穿行巡游的“方舟”。而在诸多“新空间”里，由“站车系统”和“路网系统”组成的“地铁空间”塑造了“地下空间”的基本形态。这样的“地下空间”不但构筑了一个日常体验的生存空间，同时也衍生出了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精神空间，因之呈现出某种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言的“空间性”。韩松的科幻小说《地铁》，正是对这一空间所表征的诸多现象展开了书写，从而使人们以一种“重返启蒙”的眼光对这个“新空间”加以审视。

一、审视“地铁”的两种视角

《地铁》的主要章节“地铁惊变”首次发表于《科幻世界》2003年第9期，彼时正值中国地铁建设的加速期，正如韩松指出的那样，在对于现代化——无疑“地铁”正是现代化的典型代表——的渴望中，“整个中国，都在拥抱一场地铁的狂欢”。据交通运输部的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全国（不含港澳台）共有44个城市开通运营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33条，运营里程7545.5公里，车站4660座，实际开行列车2528万列次，完成客运量175.9亿人次，进站量109.1亿人次。”可见，韩松曾经预言的“地铁狂欢”正在成为现实。也正是在这样的“狂欢”中，在由市民体验、新闻报道、政策导向、地方传统与文学叙事构成的言说场域内，“地铁”这个“新空间”的形象亦被不断塑造，呈现为一种“未完成”的状态。

值得指出的是，不管是市民体验、新闻报道、政策导向还是地方传统，此类言说都属于某种对于既定事实的体悟与陈述，是一种“过去时”和“现在时”的表述，它们的作用主要在于表达“地铁”空间已有的样貌。而文学叙事，特别是“新科幻”叙事，则属于一种“将来时”的表达，它追求那种在现实中尚不存在的事物，“旨在创造我们不知其为何物的东西”，尤其是创造一种人们或将置身其中的文化氛围。它旨在以一种“推演”和“寓言”的方式，进行某种“思想实验”，通过推演未来，以虚构的世界来反思“此在”，从而描绘“地铁”为代表的“新空间”应然的样态。

在《地铁》里，整个“地铁”系统由于异质于以往传统的人类生活空间，并且与“正常”的社会空间存在某种“想象”的距离和“轨迹”的偏异，因之构成了某种具有“异托邦”色彩的空间，这种场所“在所有场所以外，即使实际上有可能指出它们的位置。因为这些场所与它们所反映的，所谈论的所有场所完全不同”，它是社会的缩影、时代的产物以及人们现实体验的某种变形，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韩松描绘的“地铁”，“一方面是现实世界偏离的异域，另一方面又与现实生活出奇地对应。地铁是现代社会的一部分，也象征了世界的全部。”对于这种“新空间”的体验，《地铁》中主要从两个视角进行观看，即年轻人视角与老年人视角，也正是由于存在着两种视角，读者更能发现它们所表征的生活“空间”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实际上也隐喻了某种权力的规划，也即“执政者，或者社会投资者，或者权力者，他们规划出一种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把我们所谓正常人的社会里面所不愿意看到的、需要重新整理、需要治疗、需要训练的这些因素、成员、分子，放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由之决定了每一个身处其间的人的特定位置。

通过两种视角观看的“新空间”不仅是一个在建筑意义上的中性场所，它也是一种建立在文化、权力和意识形态之上具有“空间性”的集合。正如列斐伏尔所言，进入到社会中的“空间”包含着“精神空间（感知的、想象的、被表现的）与社会空间（被建构的、被生产的、被规划的，尤其是都市空间）”，于是，两种不同视角一同呈现出对“地铁”这一“被规划”和“被建构”的“新空间”的复杂想象与感知。

一方面，在年轻人的视角中，地铁呈现为一种科技进步的象征，这一空间被想象为先进的技术、现代的气息、民族的骄傲、便利的生活、摩登的体验以及梦幻的感受。这种感受在年轻时代的“老王”看来，仿佛是一种充满自信的“梦游年代”，书中写道：“毕竟那时他还年轻，觉得这就代表了进步，年轻人都筹备盛大节日一样……就好像在畅想光明美好的未来。人人有事可做，欢天喜地。”甚至连不再青春的中年人也满怀自豪地享受着地铁传递的时代脉搏与科技魅力，并为之激动不已。乘坐地铁，尤其是初次乘坐，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明亮的车站，闪耀的车厢，甚至当时还不多见的电风扇，传达出奢侈品般的诡异感，难以名状的现代气息，与那个年代的文化，在格格不入中竟有了奇妙嵌合”。因此，对年轻人而言，“地铁”是一个超越了当前时代的“天外来客”，是个“超级梦幻之物”，令人感到“身为国家公民的自豪”。正是这样的“地铁”，其前进与发展方向也引发了年轻人的热烈向往。在文中，年轻的“攀岩者”“小寂”在探晓了“地铁”的前进方向及其即将开辟的“新空间”后，无比激动地对代表着传统的“警察”说：“我去到了车头处，才发现列车原来正在一个充满星星的弯曲隧道中前进哩。就在我们的正前方，展开了由无数新星系诞生而吐蕊的万丈霞光，美妙极了！我们是在往那里着急地赶路啊！”尽管在地铁中遭遇了无数“惊变”，科技异化的力量也使得某些人类变成“非人”，但年轻的“小寂”仍然对科技进步的前景无限崇拜，对时代发展的方向无比向往，在年轻人看来，由“地铁”这个“异托邦”象征的文明之路，真是“美妙极了”。他们无惧更新，甚至更加渴望某种全方位的“更新”，在飞速发展的地铁时代，“城市的地下已被掏空，亿万年的岩层结构全改变了……世界上最大的轨道交通市场，正在这里迅速形成。亿万人都降入了地窖。他们不再过祖先们千百年来沿袭的生活了”。年轻一代早已熟悉了这样充满变化的“地铁时代”，他们惬意地身处其中，故而当退休的“老王”把捡到的证件交还给年轻的“吴先生”后，他便发现，“那人很快消失在了人海中，与城市融为一体，自由放纵的姿仪令人大妒”。然而，无论是退休“老王”对于“过去”的追忆、年轻人对于“当下”的“享受”还是“小寂”对于未来的“向往”，一旦陷入循环往复且失去了时间维度的“新空间”里，人类“共同奔赴光明未来的乌托邦”就会在“老者不断被幼者吞噬的新旧循环绵延不绝的异托邦”中迅速瓦解，这正是“地铁”在无限循环的时空中体现出的某种“空间性”，通过诸多“进步”的符号表现出的一种精神的幻象。

另一方面，就老年人的视角来说，作者通过一系列充满了“幽暗”色彩的隐喻——人类被地铁终点无数“高级”生物吞没、被黑暗擒住的老年人的呓语、年轻人把铁钉打进老年人的脑袋、孩子们复杂而冰冷的目光以及缤纷的人群漫过骷髅的场面，透露出一种老年人对社会空间被不断“更新”的恐惧之情，也反映了他们的精神空间被飞速扩张的“科技时代”抛弃后所产生的身份危机。读者可以发现，在文中，进入了“末班地铁”的老人的一切体验与观念都是对现实的反映，他们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被贴上了“时代遗民”的标签，被社会定义为某种“局外人”，因此只能惴惴不安又无可奈何地走入末班地铁。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的，“与所要求的一般或标准行为相比，人们将行为异常的个体置于该异托邦中”，因此“地铁”这一空间，不仅是年轻人们的“光明乌托邦”，同时也是老年人们的“偏离异托邦”。在“老王”看来，“漆成军装绿的列车从地窖中钻出了浮胖的、蛇颈龙似的头，紧接着是肿胀得不成比例的身躯，大摇大摆、慢慢吞吞停下……一道道车门尖叫着打开，站台上的‘墓碑’们飘飘舞舞，像被吸尘器吸了进去……”而当地铁行进时，他又觉得“列车钻入矿井般的深渊……外面却渊黑无边”，这显然与年轻人的体验截然不同。因为年轻人是“白昼的同盟军，怕是要嘲笑他的”，而他自己则是“一个被暗夜牢牢擒住的老人，说什么都会被当做梦呓”。可见，“地铁”所表征的“异托邦”空间反映了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在文化规范、思想观念、社会习惯以及体验方式等方面的巨大鸿沟。正如列斐伏尔所言，“空间包含着时间”。对于老年人来说，“地铁”似乎也是一个时间危机，因为在这个空间里，他们是一群需要被“置换”掉的人，在《惊变》中，作者让地铁上的时光飞速流逝，人人迅速衰老，而衰老之后的乘客“恐怕正是凶猛的时间在进食后所消化出的垃圾，正被搬运向一个秘密的焚化场所”。于是，在此种强烈的死亡气息和生存危机中，透露出衰老之后的人们对被时代迅速遗弃和消灭的恐惧心理。对于他们来说，“地铁”这个“人吃人”的“异托邦”空间似乎并不友好。（文章选摘自《科普创作评论》2022年第2期，作者系任一江，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科幻文学与数智人文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科幻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