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地铁》中的“科技异化”与“人文精神”危机
诚然，无论是年轻人视角下对科技进步的崇拜与向往，抑或老年人视野中对科技发展的恐惧与排斥，韩松在《地铁》这部小说中，始终贯穿的主题便是科技使人发生的“异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更为严重的“人文精神”危机。小说中的“地铁”实际上成为反观现实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中折射出的是横贯在昼夜之间、横贯在光明与黑暗之间的一条巨大鸿沟，而科技并非跨越鸿沟的桥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反而成为不断掘深这条鸿沟的工具。
在“末班”里，作者将此种“异化”隐喻为“赤身蜷曲着浸泡在盛满绿液的瓶子里，手和脚都实验室的青蛙般，蜷缩成了棕色的一小堆儿”。在“惊变”里，人的“后代”被异化为形态各异的亿万生物，“他们以蚁的形态，以虫的形态，以鱼的形态，以树的形态，以草的形态……成群结队”。在“符号”里，出现了某种“异化”了的“星孩”，他们的眼睛“不是一双，而是亿万双，在无穷的时空中散布开来。它们有着雌雄性、东西方融合的鲜明特征，但仔细一看，又是非人类的，像是刚吸饱血的野兽，是从来没有在进化史上出现过的物种”。在“天堂”里，某种“鼠类”将会成为“人类的顶替者”，而“五妄”自己却变成了“天堂人”眼中的“异族”。凡此种种，无不隐喻了科技带给年轻人的虚妄的希望以及带给老年人的真实的绝望。这种虚妄与绝望，统统被作者杂糅进了一个诡异幽暗的“地铁”空间，并且在一种循环往复的时间和断裂拼贴的空间体验中，人性深层的危机并未随着技术进步而一并解决，它反而在此种“异托邦”中更为直观地凸显出来，倘若不加改变，人性似乎也便没有光明的出路。
产生“科技异化”的原因正是在于“科技的迅猛发展缺乏与之同步的国民文化心理的支撑”。一方面，落后他人的恐惧致使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呈现出“革新超过继承”的文化状态，这种对西方文明不断冲击而产生的回应使得现实生活中处处充满了某种“冷酷的方程式”，它逼迫几代人在技术发展的焦虑中飞速前进。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民众仍然停留在农耕文明的时代层面，并未与技术文明协同发展，由是产生了一种“农业文明、现代文明和后现代文明共时性经历”的极为特殊的“序间状态”。这种状态在韩松看来，集中体现在“地铁”和“医院”两处空间场域，形成了极具当代中国科幻气质的现实情境，是一种“浸润着科幻的现实”。在此种“科技异化”的状态中，人出现了两种主要的精神危机。
首先是“自我认同”的危机随着“地铁”的不断扩张而加深。这表现为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时代症候，“是20世纪两次启蒙思潮唤醒自我意识之后，迅速发展的科技与经济使个体角色和身份出现了多元式分裂的结果”。其主要呈现为一种身处“科技时代”中人们的“个体迷失”状态，反映了人们心中严重的孤独感、荒诞感和不确定感。例如“符号”中的“小武”，在现代化的“快速旋转”中，他总是感到“觉也睡不好，时时跳下床来，在大街上梦游般疾奔”，又因为“缺乏相关背景知识，而陷入巨大的无知危机……”。又如“末班”里的“老王”，当他发现无法叫醒地铁里的同行人之后，他“这才明白了，不管走多远，大家只是陌路人”，而当他“逃出”地铁空间时，却发现“仍然无人逃出来，成为他的共患难者”。在一日日填写的“表格迷宫”里，“老王”连“日常最起码的时间感都丧失了”。无比深重的孤独感最后让他觉得甚至连冰冷的“地铁”都把他给“又一次抛弃了”。再如“惊变”中的“周行”，他开始怀疑现实本身，并且认为或许此刻身处的荒诞诡异的状态，反而是一种真实，“以前大家乘坐地铁，仅仅是在重复高仿真模拟器中的演习场面，每过几分钟如期呈现在眼前的一座座站台，不过是生命中昙花一现的诱人幻觉，是由超级计算机一般的智能机器预先设置好的”，虽然年轻的“他”每日浸润着地铁时代的现代气息，但也因此感到十分“痛苦迷茫”。当“小寂”发现不同车厢里的乘客正在“加速变化”后，他们甚至已经如“巴别塔”所表明的那个主题一样，其写出的用于沟通的文字竟使“小寂一个也看不懂”。每一个人，或者说每一个阶层都在被“地铁”割裂，成为似乎无法沟通亦无法互相理解的种群。
其次是代际问题与“局外人”的精神危机不但并未随着技术进步得以解决，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从文中可以看出，不同代际的人们形成了各自的心理文化“场域”，而“地铁”象征了“一段未来向现实的意外插入”，这种“插入”将两代人分割开来，一边是“像被吸尘器吸了进去”一样急于登上“时代列车”的摩登青年，另一边则是无数如“老王”一般的旧时代的“遗民”，是一群“被暗夜牢牢擒住的老人”，他们被隔在了站台之外，害怕登上飞速行驶的“地铁”。正是这样的“地铁”使得不同代际之间人们的相互理解更加困难，同时也制造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二元体验模式。很显然，代表主流的年轻人将年长者视作“局外人”加以漠视或嘲弄，而“地铁”也在迎合并吞噬着年轻人的同时，把那些偏离其运行轨道的“局外人”否定击退。例如在“天堂”里，当来自旧时代的“五妄”看见一群“天堂人”时，他发现这些人好像是“另一种人类”，“他们的身躯要高大壮实许多，貌若天神，都把自己包裹在一尘不染的精美白色服饰里，局部裸露出来的皮肤闪着金色光芒，瑰丽迷人”，这似乎是作者对年轻人们的一种隐喻，当“五妄”试图与之沟通时，“天堂人”“始终只是略带尴尬地浅笑着，却不回答地窟人的任何提问，似乎他们之间已没有对话的必要及可能，也仿佛五妄使用的语言在这里早已一无是用”。巴赫金（Bakhtin Michael）曾指出，文化的主要形态便是某种“语言体裁”，而当某种语言已经一无是用的时候，也正是它所代表的文化不再受到认同之时。这正是隐喻了代际之间难以交流的现状，以及“后浪”对于“前浪”的某种鄙薄之情。“五妄”作为一个“局外人”，此刻所能感受到的“跟一只剥光的老鼠没什么两样。他羞怯着不敢看‘天堂人’，像感到寒冷似的不停筛抖”，他觉得自己“快要从世界上消失了”。显然，是科技的飞速发展造就了两代人之间完全不同的体验方式，此种体验方式被放在了某种价值的天平上加以裁判，当年长者的感受被判为“落后”的代表时，那所谓的“先进”一方，亦不过是丧失了人文精神的变形之人。而其中隐藏的更大危机在于，甚至无人认识到这种危机的到来：年轻一代盲目崇拜着科技发展，年长者则在此情形中对自我加以否定。
三、《地铁》中的“启蒙话语”及其精神指向
康德（Immanuel Kant）曾说，启蒙的要旨便在于使人类从不成熟状态中觉醒，并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话语”则是某种特殊的，形成了一定表述习惯的语言形式。因此，文学中的“启蒙话语”是指以对“人”的启蒙为目标，以文学叙事为手段，通过揭示、批判某种“不成熟状态”，以及肯定、建构某种“成熟状态”，在审美镜像的展示中不断促使读者的“觉醒”，从而达到“启蒙”的效果。由是考察韩松的《地铁》就会发现，其中的“启蒙话语”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指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对鲁迅的“吃人”意象当代变体的再度批判、对科技异化下自我认同危机的深刻警示，以及对西方“现代化”模式影响下中国社会某种裂变的重新审视。
首先，就“吃人”意象的当代变体而言，这是一个“鲁迅式”的主题，只不过，“吃人”已经从“五四”时期的封建文化、道德对人的吞噬变成了当代不同阶层、不同代际之间的残酷“置换”。它体现了在“地铁”这个特殊的“异托邦”空间中，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风俗习惯、思想文化、社会规范之间的巨大鸿沟，那些无法跟上科技步伐的人们，似乎再难赶上呼啸而去的“进化”列车，从而被某种新人类所置换。正是在这种不断“置换”的空间场域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性试验场，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交流沟通似乎被朴素的利己主义和不停加速的时间表冲蚀得荡然无存。如果缺乏某种“介质”，空虚、麻木、冷漠、失望、迷茫、怀疑、怨恨以及陌生感将在冰冷的地下空间里不断展开，最终填满地心和人心。
这其中，特别是两代人之间由于不同的认知结构而产生的对于“地铁”体验的差异更具有现实意义。如前所述，这种现象深刻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地铁文化的“单向度”建构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一方面，“地铁”本身体现了技术文明对传统文化和时空体验的强行“插入”和不断提速；另一方面，在与之配备的空间架构、形象设计、消费模式以及宣传广告中，又较多凸显了“科技感”“现代感”和“未来感”，它把人们心灵当中的怀旧情绪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言的“大地感”排除在这个空间以外，从而使得进入这个空间的人们，其目光只能随着奔驰而来并呼啸而去的“地铁”看向洞穴中的前方，尽管这个前方似乎空洞黑暗，这条轨道实则闭环运行。缺失了“精神故乡”的人们成为“异托邦”里的漫游者，年长者虽然深入地下，却无法找到自己的文化之根；而年轻人尽管看向前方，一切却又似乎都是飘浮的影子。
《地铁》的叙事所体现的启蒙色彩正在于揭示了年轻人在日渐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对于传统文化之根的遗忘、对时代“遗民”的麻木以及对于科技的不加怀疑的信任。对于这一切的揭露延续了鲁迅开辟的“启蒙”传统，在“地铁”表征的“新空间”里，年轻人似乎重新回到了一百年前就已被深刻批判的“看客”状态。在被科技加速的“新空间”里，他们比“谎言式‘看客’”和“狂言式‘看客’”更进一步，或成为一种“不看式”的“看客”，即“看客”转移了他的目光，使以往对“人”的观看转而变为对科技的凝注，而科技的飞速发展又迅速置换掉了一切“过时之人”。这种从“看人”到“看物”的转变既是对传统“人性启蒙”有效性的某种怀疑——某种程度上“人”已在“新空间”里“退场”，这也是对科技时代“启蒙”内涵的更新的一种启示。
其次是对科技异化下自我认同危机的深刻警示。众所周知，自我认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个体及群体的身份建构。身份是社会化的“标识”，人们以不同的身份构建了其自身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从而将自己牢固地定位于社会之中。然而，由于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以往的岗位被机器不断置换，人际关系的维护也愈发依赖机器。在这种情况下，人不再是机器的主人，正如“荒诞派”戏剧所暗示的那样，人被环绕周围的“物”不断挤出生存空间，进一步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成为机器或科技的附庸。如果说繁重的工作能够使此种“主体性”缺失的感觉暂时麻痹，那么当“退休”来临之际——正如“末班”当中的“老王”在退休时“骇愕”地觉察出自己早已“陷入了凶相的重围”——人们就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身份标识被毫不留情地揭下，以至于与社会的连接瞬间断裂，人被抛出了他所赖以存在的“位置”，而地铁也似乎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地铁》中，新的空间象征两个不同世界的界限所在，一个是忙碌紧张不断运行的科技世界，另一个则是被从流水线上替换下来后进入的个人世界。地铁将这两个世界分割开来，使人忽然丧失了自我定位，也因此产生了强烈的认同危机。而这，正如巴赫金（Bakhtin Michael）所言，是对人们寓居其中的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的强行分割。尽管在未来主义者和后人类主义者看来，技术介入的世界终将使人们进入进化的下一个阶段，然而，《地铁》的叙事却时刻警醒着人们，在科技时代，时间是一种稀缺的资源，一旦超过某一时刻，人就会丧失其身份，从而成为冰冷机器和技术理性的一个小小注脚。
最后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影响下中国社会某种裂变的重新审视。尽管“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是奥林匹克的精神所在，但若认为其放之四海而皆准，则同时也放弃了其他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对速度、效率以及功能的追求不能以损害个体的幸福感为代价。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而非“机器”，科技的价值亦在于给“人”提供更有尊严的生活方式。由是观之，在《地铁》中，读者可以发现，这种“幸福感”是缺失的，也正因它的缺失，导致了科技发展最终失去方向，每一个人都迷失在科技的深渊当中。小说在整体上形成了一种“恶托邦”的叙事氛围，似乎也在暗示，如果不加改变，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并非人类文明的出路所在。“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所导向的那个“黑暗森林”并没有给人们留下任何光明的前景。
综上所述，韩松的《地铁》建构了一处危机与希望并存的“新空间”。通过两种视角的“观看”体验，反映了“地铁”这个由“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共同构成的人造场域“被表现”与“被规划”的“空间性”。作者在其中对“科技异化”与“人文精神”危机的书写则呈现出一种科技时代的“启蒙话语”。该话语既延续了“五四”新文学中“人性话语”的叙事内涵，也延展了“科技时代”对于“重返启蒙”的言说空间。借由此，读者可以发现《地铁》似乎并不相信进化论式的科技观，其叙事始终注目于对“技术性”导致的“疏离感”与“隔阂感”的批判，对那些被“以隔离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功能中心所忽略的“人的需求”发出的警示，以及对在“新空间”里产生的生存焦虑和身份危机的反思。凡此种种，尽管可能回到了传统人文主义的逻辑当中，但《地铁》依然向读者声明了建构“新空间”的某种底线，即由现代技术创造的诸种空间，应当是一种“敞开”的场所，它需要保证人人都有进入其间的权利，从而让人们能够在技术世界“诗意地栖居”，而非异化成为“不看”的“看客”。（文章选摘自《科普创作评论》2022年第2期，作者系任一江，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科幻文学与数智人文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科幻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