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是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创作的一部自然文学作品，在西方享誉盛名。他用细腻、优美的笔触描写威斯康星州一个农场的四季变化以及一些美国南北荒野地区的风貌，通过对自然的细致观察，他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大地伦理理念。

1992年，侯文蕙翻译的《沙乡的沉思》为中国学界引入生态伦理学研究，该译本在1992—2016年间相继出版了4次，这4个版本的副文本内容有所变化，变化的原因体现了翻译与研究之间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将对比分析其中副文本的差异，了解译者的动机、目的、策略等，跨越不同的文化社会语境，深入解析《沙乡年鉴》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

“副文本”这个概念最先是由法国文艺理论家杰拉尔·热奈特（Gerard Genette）提出的，他在法文著作《副文本：阐释的门槛》（Paratexts：Thresholds of Intepretation）中阐释了其定义、分类、功能、研究方法及途径等问题。简而言之，副文本就是指印刷成书中的那些非正文内容，是环绕在正文周围或者与文本相关的各种要素。根据热奈特的分类，副文本通常分为两类：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内副文本主要包括封面、出版商内文本、作者姓名、标题、题记、各种类型的序跋、插图、注释以及后记等；而外副文本一般包括公开的外文本,如书评、访谈、广告等，以及私有外文本，如作者书信、日记等。副文本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尤其是随着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书籍的副文本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在传播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副文本理论为翻译研究领域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副文本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的形式对正文本进行强化和补充，如封面的风格设计和序言会隐含出版社的书籍推广目的，书名翻译和注解体现译者的翻译策略，序跋体现出译者的翻译方法、翻译目的等，插图丰富文本内容，吸引读者的关注。因此，副文本所具备的功能也逐渐凸显，例如，更好地促进文本与语境的连接，加强文本与读者的互动，从而使译本易于被目的语的消费群体接受。通过分析侯文蕙的4个译本的副文本的阐释作用，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译者的翻译动力、目的和策略。

一、《沙乡年鉴》侯文蕙四个译本副文本要素对比

本文将从副文本要素中的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两方面进行对比。其中，内副文本包括封面、标题、序跋、注释、插图五个方面。这部分主要分析内副文本的五个要素。

（一）封面

图书的封面是副文本的要素之一，而封面设计的话语权掌握在出版商手中。因此，封面设计的内容和形式反映了出版商的审美观和出版意图。读者一开始接触图书时，对图书的直观印象会受到封面的外观设计、信息内容、材质等方面的影响，而精美的封面更容易得到读者的青睐。以下是4个译本的封面情况。

表1 侯文蕙4个译本封面情况

图1 《沙乡的沉思》1992年版侯文蕙译本（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1月）

图2 《沙乡年鉴》1997年版侯文蕙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

图3 《沙乡的沉思》2010年版侯文蕙译本（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10月）

图4 《沙乡年鉴》2016年版侯文蕙译本（商务印书馆，2016年3月）

同一译者不同年份出版的这4个译本，封面设计存在很大的差异，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接受的语境发生了变化；其次，出版社的宣传意图不同；最后，美编之间存在审美差别。

侯译本中1992年的版本封面设计相对简洁，主要信息没有出现在封面上。这个版本是译者的第一个出版的译本，正如作者所说，“它就像一个难产的婴儿，几经磨难，终于产出，因为出版的过程很艰辛，辗转了好几个出版社，最终才由北京经济出版社出版”。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之一是该类译本不受市场的欢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正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对生态环境是开发利用和保护并举，但在实际行动上有所欠缺。199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改革土地使用制度，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有步骤地开发宜农荒地、宜牧荒原和滩涂。进一步搞好水土保持，保护森林和草原植被。全民植树造林活动，功在当代，福及子孙”。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政府已经开始重视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由于未能良好地保持水土，1991年中国多省发生水灾，给我们留下了深刻教训——但生态环境保护并没有因此深入人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总体来讲，环保类书籍还并不受市场的重视。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利奥波德在中国还不为人知，他的作品在中国也鲜少有人关注，他的名字无法产生所谓的“名人效应”，因此关于他的信息没有出现在封面上。除此之外，该封面的设计与美编的审美水平息息相关。封面中的小屋插图其实很好地揭示了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和内涵，但是色彩搭配偏淡，缺乏对该插图的简单阐释，很难唤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1992至1997年之间，我国经济工作的总体任务仍然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然而严峻的环境状况引起了部分社会人士的注意，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要求不断提高国民素质。提高国民素质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通过文化图书向国民输入环保思想，影响其价值观是必要的。由吴国盛主编、吉林出版社出版的《绿色经典文库》，从1997年至2000年出版了16部绿色丛书，目的是填补绿色文化读本在市场上的空缺，同时给对绿色文化感兴趣的各界人士提供一个学习和探索的资源宝库。侯译本《沙乡年鉴》正好是该丛书之一。该版的封面设计虽然不是很精美，但包含的信息量很大，尤其是小字“绿色经典文库”把该本书列入绿色丛书，突出它的环保价值，说明当时社会已经意识到环保问题的重要性，也凸显了出版社对这本书的重视，希望引起读者的关注。封面的插图也寓意深远，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本书的出版意图相得益彰。

2007年党中央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能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可以看出，“环保”也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教育界也意识到环保意识应当逐渐注入到国民教育中，《沙乡年鉴》中多篇文章已经逐渐被选入中学和大学课本中，《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瓦尔登湖》（Walden）等与环保相关的经典自然文学书籍越来越被人熟知，在阅读市场上也大受欢迎。2010年的侯译本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较之前两版，这一版的封面设计会更侧重宣传它的文学地位和环保价值，封面中的3幅彩色图正好与这本书内文的插图特点相得益彰。2016年版本封面信息非常简洁，“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几个字说明这本书已被归入学术领域，该封面设计留白面积广，严肃且清新，非常契合学术性书籍的特点。

这4个译本封面设计的差异也表明，《沙乡年鉴》译本的受重视程度随着目的语的社会语境的变化而改变。国家经济发展不再一味追求效益，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十八大报告的“五位一体”之一，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也成为十九大报告的一个重点，在这期间国民素质也日益提高，侯译本的四次出版也正好顺应了这个发展过程。出版社也从一开始不接受出版，到逐渐为其开拓市场，出版面向各类读者的译本，为其量身打造封面，突出其不同领域的价值取向。因此，这4个译本的封面设计变化也很好地诠释了《沙乡年鉴》从1997年至2016年被中国社会逐渐接受的过程。

（二）标题

标题是读者最先接触到的文本信息，它向读者传递文本的主要内容，是引起读者兴趣的重要因素，好的标题能够促使读者与文本交流得更顺利。译本的标题不但要在短时间内吸引读者的关注，而且要准确无误地传达出原文的意图。一个恰当的书名能够有效推动一部外来作品的传播，而不恰当的书名会让一部好的作品埋没，即使其译本十分优秀。

表2 4个译本书名标题的翻译情况

原著的英文名称是A Sand County Almanac，每个版本的书名翻译对sand county这两个单词的翻译是一致的，但对于almanac的翻译却有所差异。根据《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第六版）》（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6th Edition for Advanced learners）的解释，almanac的意思是“book produced each year containing information about a particular subject，especially a sport，or important dates，times”。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第2版）》上的解释为：1.历书，历本，年历；2.年鉴，如《世界年鉴》（The World Almanac）。综上所述，almanac这个词指的是按时间顺序记录与某个主题相关的信息，可以译为年鉴，作为查阅信息的工具书。《沙乡年鉴》这本书中，第一部分根据一年12个月的顺序，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描述了发生在这个农场上各种有趣的事情；第二、三部分主要是关于各地景观特质和作者思想理论的理性概括。因此，1992年和2010年版本的书名翻译是意译，1997年和2016年版本是直译。侯在2010年版的后记里提到，1992年版中使用的书名是《沙乡的沉思》，意在避免原书中的almanac（年鉴）在读者中产生错觉，以为这是一部工具书。在1997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再版时，根据编辑的建议，采取了直译——《沙乡年鉴》。这次三版，按照编辑尚飞先生的意思，又恢复了初版时的书名（避免有些资料把它归入到了年鉴类）。在2016年版本后记里，译者写道，“译本在第一次出版时的书名是《沙乡的沉思》，为意译；第二版时改名为《沙乡年鉴》，为直译。三版时与初版同名，四版与二版时相同。实际上，直译或意译，‘沉思’还是‘年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而译者侯文蕙深知，作为一名译者，编辑的意见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她会根据编辑的意见进行取舍。而她坦言，反复易名的根本目的是便于读者接受，希望读者能体谅译者和编辑的用心良苦。

从作者的后记里可以看出，书名的翻译到底是直译还是意译，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会考虑读者的理解需求，但在出版的过程中，译者又必须要考虑出版商的需求，并且很多时候出版商的意见对书名的翻译策略具有决定性作用，译者必须服从于出版商的要求以及市场需求。

（三）序跋

序跋是“序”和“跋”的总称。序也被称作“叙”或“引”，一般放在书籍或文章的前面；“跋”内容上与“序”相同，但一般放在书籍末尾，通常以后记等形式出现。序跋可以是作者本人或他人写的文章。序跋是副文本的一个重要信息，是译者与读者进行深入沟通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是译者借此平台引导读者深入理解原文和作者的一个手段，内容也可以包括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版本源流等，同时出版商借此平台推销此译本。侯文蕙4个译本的序跋内容情况如表3所示。

表3 4个译本序跋的主要内容情况

从表3可以得知，4个译本的序跋内容基本相同，以1992年版译本的序跋为主要轮廓，后来的译本只是在此基础上调整序跋的位置和增加序言和附录。在1992年版译本的序中，《利奥波德和〈沙乡的沉思〉》主要是介绍利奥波德的生平，概括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和深刻的思想理论及其深远的影响。在这部分内容里，译者道出她的翻译目的：“这位名扬四海的新环境理论家，在我国还鲜为人知。在现今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中，对利奥波德及其著作的介绍应该是非常必要的。”这部分内容均被放在后3个译本的“跋”中，和未发表的序及动植物名称翻译并列，更具逻辑性。苏珊·福莱德（Susan Flader）是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领军人物、权威学者，研究成果颇丰，同时也是利奥波德思想最早的研究者之一。因此，她在中文序中对这本书的推荐极具代表性意义，她对译者的认可也是对该译本的价值的肯定，在1997年译本序的末尾，她希望这本书在面临经济增长和环境严重破坏的中国，“利奥波德呼吁生态理解、伦理意识和有责任感的土地管理上的恳求”，能够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原文作者利奥波德在他的英文版序中提出的质疑“一种平静的较高的‘生活水准’，是否值得以牺牲自然的、野外的和无拘束的东西作为代价”在今天仍然是值得读者深思的问题。利奥波德简要概括理论概念，并希望能够通过价值观的转变慢慢解决这个问题。在附录中的动植物以及人名对照表里，可以看出译者的翻译策略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译者还在每一个译本的后记里记录了再版的原因，并向给她提供过帮助的利奥波德亲属、苏珊·福莱德以及主编和编辑等人致谢。

1997年译本区别于其他版本之处在于增加了丛书主编吴国盛的总序，因为他深感“弘扬绿色意识，倡导绿色观念、确立绿色伦理”任务的艰巨，希望这些绿色读本能够“增进和深化全民的环境意识”并“使中国学界在消化吸收绿色观念方面有第一手的基本文献可以依靠”。该译本相对于1992年版译本，在跋中增加了利奥波德1947年所作的未发表的序，并且后面的两版也均把它附在其中。译者在这篇序的文末做了一个详细的注解，方便读者了解到这篇序与发表于1948年的序中心思想大意一致，而区别在于篇幅的长短。1947年的序篇幅很长，原因在于作者详细论述了与每篇文章相关的背景和亲身经历，目的是“有助于读者去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和主题”。通过这篇序和译者的注解，读者也能进一步了解到利奥波德对“自然写作”的见解，以及他与以往自然作家的区别。

2010年和2016年版译本的序跋与1997年版序跋并无很大差别。译者在2010年版译本的后记中对该译本进入中小学甚至大学教材倍感欣慰；2016年版译本目录前面是由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发布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说明》，表明该系列书出版的主要目的是让“这些富含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的译本系统发行，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在该版后记里涵盖了2010版的内容以外，译者强调利奥波德的这本书不仅是一本关于自然写作的著作，更揭示了他的哲学内涵。

综上所述，从这4个译本序跋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在译者的不断努力下，序跋的内容变得更加全面周到，在结构上更加侧重逻辑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译者能根据读者的需求，满足出版社的要求，不断地完善补充译文的序跋，目的是帮助读者跨越异国文化障碍，让利奥波德的文字与思想在中国读者心中生根发芽，被更多的人了解、接受。侯译本的这4次出版是出版社的选择，是读者的需求，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更反映了中国读者接受“绿色”文化的一个过程，环保意识渐渐苏醒的一个过程。

（四）注释

注释指的是添加注解，补充信息，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内容。注释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评论性，另一种是解释性。一般来说，解释性注释会比评论性注释多，但两者可同时存在。注释在译文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译者通过注释这种方式与读者交流，现身传递作者的意图，帮助读者扫除阅读障碍；同时，译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文中作者观点进行评价，发表自己的观点。

侯的4个译本注释的数量和内容都是相同的，总共有70条，都属于解释性注释并且以脚注的形式呈现，主要包括人名、地名、文学作品介绍、引用出处等。侯译本注释中，人名注解有33处，简单介绍历史事件和出处为6处，地名为7处，动植物各一处，并且每条注解都加了“译者注”的字样。原文中出现许多西方历史人物的名字，对于不了解西方历史文化的读者来说，无形中增加了阅读障碍，因此译者对于文中出现的历史人物，例如，乔治·福·巴比特（George F. Babbitt）、约翰·缪尔（John Muir）、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等做了简单介绍。译者对部分地名的地理位置也会做出简单解释，比如章节小标题出现的地名，墨西哥的两个州——奇瓦瓦和索诺拉。为了解决某些原文词汇在翻译成目的语后让读者不知所云的问题，译者会对某些特殊表达和词汇做出进一步解释，比如译者在《桤树杈》（The Alder Fork）一文中，就一种鱼饵的外形做出了解释——“一种人工制的鱼饵，上有彩色羽毛，以诱鱼上钩”。译者通过解释性注释帮助读者跨越文化障碍，理解原著内容，从而进一步领悟其思想。

（五）插图

插图具备一定的审美功能，为读者提供视觉上的享受，并且配合文中的形象和情节，丰富语言的阐释力，增强趣味性和可理解性。侯译的4个版本中，1992年和1997年版本中没有插图，当时只是为了向中国读者推广这本绿色书，因此出版的形式比较单一，只有纯文本形式的译本。随着国民环保意识的提高，这本书的译本也逐渐被更多的人熟知，部分名篇甚至进入中小学、大学课本。原著中出现了大量的动植物名称，然而普通读者在阅读纯文本时很难在脑海中形成关于它们的直观画面。为了满足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降低理解难度，增加阅读的趣味性，译本的形式就必须多元化，2010年和2016年版的插图译本就满足了这样的市场需求。这两个译本的插图数量和内容完全一致，共有38幅，其中动物有35幅，其他场景描写3幅。侯译本的插图全部来源于1966年出版的《沙乡年鉴》英文原著，插图集中在动物形态上的刻画，配合文本描述，生动形象。由于英文原版书中没有关于植物的插画，所以该译本也忽略了植物的形态刻画，而书中少量的风景图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感受文中的景观刻画。（文章选摘自自《科普创作》2020年第4期，作者系余婷，温州大学在读研究生；李新德，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