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乐观主义的影响下，许多美国人坚信大规模工业生产，以及使用机器（人）取代人类工人将会带来好处。1910年，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设想了一种使用机器取代店员的“无人商店”，认为这将降低商品的价格，从而提高消费者的生活质量[17]。1923年，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在《回顾》（Looking Backward：2000—1887）中，同样设想未来的美国商店使用机器取代了员工[18]。在现实中，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工人们可以在缩短劳动时间的同时，获得更多报酬。据统计，美国工人的工作时间从1900年的每周60小时下降到1920年的每周50小时以下，但平均工资却从每年435美元增加到568美元[19]。机器大生产解决了工资与闲暇“不可得兼”的古老难题，并且承诺给工人更丰富的消费可能，以弥补枯燥重复的工作带来的痛苦。
机器给社会与工人带来的这些积极改变，与美国消费主义文化相结合，扭转了机器人凌驾于人类之上的形象。在20世纪30年代，机器人制造商通过使用新兴的遥控技术，如声控、光控技术，制造能够轻易被消费者控制的机器人，前文所述西屋公司的Rastus和Elektro便是例子。在演示Rastus时，工程师使用光控装置强制这个黑人男孩执行命令；而对于白人男性形象的Elektro，西屋公司则在广告中强调其操作员主要为女性组成，以暗示任何人（即使是女性）都可以控制这个似乎具有能动性的庞大机器[5]157。
在美国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下，机器人还常常以无所不能的助手形象出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1956年的科幻电影《禁忌星球》（Forbidden Planet）中的机器人罗比。罗比是一位理想的家庭助手，它遵循着永远不会伤害人类的机器人定律，兢兢业业地保护着女主角阿尔泰拉。但最重要的是，它除了具有佣人的一般功能外，还可以随时使用胸中的储物间满足主人的任何消费欲望，比如红酒、珠宝、服饰、电子产品，甚至豪华住宅等，堪称一台取之不尽的消费品生产工厂[20]。机器人助手的形象与驯服的“自动机”形象的不同之处在于，自动机的创造往往是为了给人以哲学教益，强调人具有超越机器的理性官能；而罗比这样的机器人助手则让观众沉浸在一种消费主义乌托邦中，幻想让机器人替自己工作，从而获得解放，享受更多的娱乐和闲暇。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Rastus、Elektro还是罗比，都与如今流行文化中的机器人形象类似，具有金属机械构成的身体。它们既不是《罗素姆万能机器人》和《大都会》中被异化的工人，也不是20世纪初导致工人丧失人格的机器的化身，而是象征着美国的消费主义乌托邦。这样的消费主义愿景扮演了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谓晚期资本主义的“补偿纲领”，以美好生活的承诺来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中不合理的工人—资本家的交往活动[21]。从异化工人向金属机器人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机器人原有的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将它的形象置于顺从的仆人或友善的帮手之下，这也提高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对机器人的接受程度。可以认为，将对机器人的理解从被机器化的工人转变为金属外观的人形造物，是美国技术文化对全球机器人文化产生的最重大影响之一。
三、“赛博格”：走向人机融合的新想象
不论是人可以控制机器的自动机想象，还是人机对抗的机器人想象，都强调了人与机器的二元关系。但与此同时，许多科学家、哲学家与科幻作家也在寻找将人与机器统一起来的方法。牛顿物理学引发了机械论哲学的热潮，用物理学定律解释人的身体乃至灵魂与机器的相似性。19世纪热力学认为人与机器遵循同样的能量定律，食物之于人正如煤炭之于蒸汽机一样，提供了独立运动所需的原动力[22]。最终，20世纪70年代“赛博格”的诞生，标志着人机二元论开始走向崩溃。科幻作品中出现了大量与人外形相似的机器人，探讨将这些机器人作为人类对待的可能。
（一）当代科技新进展与赛博格的诞生
在20世纪，行为主义心理学率先模糊了人与机器的界限。其开创者约翰·华生（John Watson）主张将人的行为作为心理学唯一的研究对象，他将思维还原为语言反应与喉头习惯，将情绪还原为内脏和腺体的变化，而这些习惯和变化都是受到外界环境刺激而产生的[23]。行为主义完全使用人的行为来定义其身份认同，这就否认了人具有超越机器的“灵魂”“理智”或“意识”，打破了人与物质世界的界限。在伊安多·宾德（Eando Binder）著名的“亚当·林克”（Adam Link）系列小说中，主角亚当虽然是一个典型的金属外观的人形机器人，但却似乎拥有“人性”，甚至被授予了美国公民身份。亚当的制造者林克博士使用行为主义的观点解释道，“心灵是由环境所塑造的一种电现象”，既然亚当经受了和常人一样的社会训练，那么他自然可以拥有人性[24]。
控制论同样开启了人与机器融合的新可能。该学科兴起于两次世界大战中有关自动反馈型机器的科技创新，比如自动追踪雷达、制导鱼雷或导弹等。它们虽然是机器，但是可以根据环境信息的变化及时调整自身行为，仿佛和人一样具有思考能力。除了这些科技创新之外，控制论也有着认识论上的影响，即技术并非只是客观中立地帮助主体认识客体的工具，它同样可以改变主体的可能认识维度，并通过反馈作用影响主体的行为。1960年，曼弗雷德·克莱因斯（Manfred Clynes）和内森·克兰（Nathan Kline）首创了“赛博格”一词。它是“控制论有机体”（cybernetic organism）的简称，以指代宇航员和他们的生命监测系统所组成的整体。在太空的恶劣环境中，这样的监测系统可以让宇航员及时认识到个人与环境的状况，并且相应地采取行动[25]。如今，“赛博格”指的是一个渗透了各种技术的人体，例如现实中植入耳蜗的听障人士，科幻作品中被机械改造的人类、仿生人等。
由于工人对于流水线工作接受程度的提高，美国人逐渐抛弃了在工作中获得提升的传统清教观念，转而在休闲娱乐中获得身份认同。然而，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多样化使得他们的身份认同变得支离破碎。在20世纪80至90年代，手机、电脑，甚至网络进入了许多美国家庭，用户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变得前所未有地亲密。美国文化理论家杰伊·泰洛特（Jay Telotte）认为，随着技术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个人对现实世界与身份认同的理解也随之改变，例如人的存在并非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而被感知，而是通过电话、电脑等电子媒介来传递[26]。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声称，由于人与人之间、人与现实之间的理解与联系不断改变，当代人的身份认同已经成为“多个网络的终端”，缺乏连贯性与独特性[27]。可见，技术与人类正在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技术成为人类名副其实的“身体的延伸”，这些变化都指向了凯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式的“后人类”，即人类的身体是一个可操纵的假体，可以通过与不同的技术相结合来安排或塑造[28]。总之，美国人认为人的身份认同不再需要由灵魂或理智来彰显，而是被技术与行为所决定。这些科技新进展为赛博格想象提供了前提条件，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人机融合是可能的。
（二）科幻作品中人机融合的赛博格
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科幻作品中出现的赛博格形象大多为以下两种：第一种是技术超人类，其本质是人类，经由技术改造而得到了身体机能的加强；第二种是仿生人，其本质是电子或机械的，但外表与人类无异。两种赛博格以极为不同的方式传达了人机融合的愿景。
在技术超人类的赛博格想象中，机器被视为人类的得力助手，可以随时响应人类的召唤，人类能够完美地与机器融合在一起，获得超能力，例如《机械战警》（RoboCop）中的赛博格警察墨菲、漫威电影中的钢铁侠等。不过，在这种类型的想象中，观众可以明显看出，赛博格中的哪些身体部件是生物的，哪些是人工的。这一类赛博格想象的关键在于，人与机器融合所获得的超能力，使观众认为赛博格可以被视为一种赋权的工具。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白人女性以及有色人种等长期以来公民权受到压制的群体普遍认为，通过与技术结合成为赛博格，他们的能力以及社会地位可以得到提升。1983年，美国女权主义哲学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赛博格宣言》（Cyborg Manifesto）中提出，赛博格将打破人与动物、人与机器、物理与非物理、男性与女性等一切二元存在的界限，而这些二元论正是长期以来“统治女性、有色人种、自然、工人、动物的逻辑和实践”[29]。
但是另一类赛博格想象，即以外形与人相似的仿生人为主角的科幻作品，往往会暗示人—机器二分法的进一步消除。例如，在1982年的《银翼杀手》（Blade Runner）中，银翼杀手德卡在明知瑞秋是复制人的情况下仍然与她坠入爱河，而电影结局的独角兽意象暗示德卡同样是一个复制人，但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的复制人身份。在1991年的《终结者2：审判日》（Terminator 2：Judgment Day）中，男主角约翰成功为T-800注入了人性，甚至让母亲莎拉认为T-800可以充当一个合格的丈夫。在2004年的科幻电视剧《太空堡垒卡拉迪加》（Battlestar Galactica）中，四个重要角色发现自己实际上是“赛昂人”（剧中的赛博格反派），但他们一致同意隐瞒自己的身份，继续忠于人类殖民舰队。这些赛博格形象均指向了华生的行为主义哲学，并反映出当代人类身份认同的不连续性：仿生人虽然本质上是机器的，但只要其行为表现出了足够的人性，就可以得到与常人一样的对待；它们暗示，人和机器没有任何可以被区分的本质。
四、结语
正如美国学者达斯汀·阿伯内特（DustinAbnet）所言，美国的机器人想象始终在“人化的机器”以及“机器化的人”之间拉扯[5]5-7。一方面，人被想象为机器，如不能独立思考、缺乏自由原则的人，或者被机器异化的工人；另一方面，机器被想象为人，如能够独立运转的人形自动机、“蒸汽人”、机器人等。最终，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赛博格想象模糊了人与机器的界限，人—机器的区分最终开始走向崩溃。美国人对于机器人的想象，按照“自动机”“机器人”“赛博格”依次展开，并且深刻受每个概念所处时代的美国文化的影响，体现了美国人所生活的社会类型与生活方式，揭示了同时代美国人对自身以及他者人性的设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机器人科幻是美国人认识自己的重要方式。
随着美国科幻文学和好莱坞科幻影视作品的流行，美国机器人文化也同样向全世界输出。例如，20世纪中叶，作为忠实的机器人助手形象，机器人罗比在许多国家，尤其是日本的玩具市场中大为流行，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了机器人所蕴含的无限可能性[9]191-201。《黑客帝国》（The Matrix）、《终结者》等作品中表达的机器人“敌托邦”忧虑，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深刻影响了流行文化对于人工智能的认知[30]。可见，美国机器人想象极大塑造了全球机器人文化，已经成为美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被视为美国价值观传播的重要载体之一。（文章内容来源于《科普创作评论》2022年第4期，作者系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科技与公共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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