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公众参与科学的时代背景下，公众成为科学传播实践的中心。该研究将以纪录片《食物的演化》（Food Evolution）为例，探讨科学纪实影像创作如何顺应这一时代召唤，搭建争议性科学议题公共沟通的桥梁。通过文本解读，研究发现：以《食物的演化》为代表的科学纪实影像建构了一种启发式的传播关系；通过倡导对话交流，提升争议各方的认知水平；巧妙利用视觉载有的情感力量，突破争议双方的固有观点。在影片分析的基础上，从理念和实践提出了建构本土化科学影像创作的框架和具体建议。这些都指向一种建构性的科学纪实影像创作取向，体现出参与模式下对经典传播模式的反思和拓展。

关键词

科学传播 纪实影像 争议性 参与模式 公众参与

争议性科学议题所面临的沟通困境，既涉及科学界的内部辩论与科研竞争，也涉及公众的群体焦虑和舆情波动。以我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和推广为例，从科学争论到公共辩论，这一议题所掺杂的社会情绪极为复杂。在科学事实不明的前提下，种种争议只会“离题万里”，而回归议题的科学属性成为破解沟通困局的当务之急。本文将以纪录片《食物的演化》（Food Evolution）为例，探讨纪实影像如何促进争议性科学议题的沟通。

一、《食物的演化》诞生的时代语境

全球化浪潮下，转基因农作物及其商业性种植在世界各地引起广泛争议。2010年，一项由《中国日报》（China Daily）面向近5万名中国互联网用户开展的网络调查结果显示，有84%的人会出于安全原因而拒绝转基因食品。在中文互联网空间中，反对转基因技术的声音愈演愈烈，甚至出现支持转基因技术商业应用的科学家频频遭受语言暴力和其他软暴力攻击的现象。“寒蝉效应”之下，不少对转基因技术及其安全性潜心研究多年的科学家面对争议时往往选择“退避三舍”。由此形成了诡谲的转基因沟通困境：一方面，公众、政府、科学家和媒体等社会行动者对于转基因生物技术的认知和态度差异极大，且立场较为稳定，难以彼此说服；另一方面，不同的立场、利益和诉求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特别是涉及国家战略的推广屡屡受阻，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的科普宣传和风险交流面临空前的紧迫性。

媒介在公众态度的形成和转变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议程设置效果的存在，媒介对争议性科学问题的报道方式可能会直接影响受众的风险感知程度。例如，苏格兰科学家在电视上声称转基因土豆有害健康，美国科学家在Nature撰写通讯声称转基因导致美国野生帝王蝶数量减少，以及所谓的转基因污染墨西哥玉米的事件。通过媒介特别是大众媒介的放大，富有争议性的转基因生物技术议题快速引发公众的关注。有研究发现，大部分欧洲媒体在报道转基因时，支持和放大了转基因所带来的风险和危机。在印度，媒体对转基因的报道也以负面为主。在涉及转基因报道时，由于批评转基因的报道和言论常常对政府和科学家表达出强烈的不信任感，甚至质疑其中的个人利益，导致以讲科学原理为主的正面报道在舆论竞争中难以占到上风。

《食物的演化》正是新近加入“科学原理”阵营的佼佼者。该纪实影片由斯科特·汉密尔顿·肯尼迪（Scott Hamilton Kennedy）执导，于2016年在美国上映。影片基于科学事实，较为全面客观地展现转基因争论各方的主要观点、证据及逻辑。揭示了恐惧和错误信息是如何轻而易举地压倒基于科学事实的实证分析。当“挺转”与“反转”双方均认为各自立场合理且为了人类环境可持续发展和食品安全而努力时，作为公众应该如何理解与抉择。影片做出了详尽的对话与讨论，把最终的选择权交付于公众手中。影片上映后在全球多个国家收获好评。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曾发表关于《食物的演化》的评论中提到，影片以一种既尊重反对者，又坚持数据为证的温和姿态，向有机食品支持者呈现了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在一个既需要保障食品安全同时又能够为全球人口提供可持续供给的迫切需求下，转基因或许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有益力量。美国娱乐报刊《好莱坞报道》（The Hollywood Reporter）对影片做出了积极评价：它为当下全球的粮食和农业政策的持续争论做出了一定贡献，为维护转基因生物在农业中的必要地位而辩护。同时，影片为“挺转”一方赢得了很大一部分观众的支持，包括像“科学人”比尔·奈(Bill Nye)这样的怀疑论者，他后来也因此而修改了一本个人著作，显现出对转基因食品的看法确实发生了变化。欧洲媒体《欧盟科学家》（European Scientist）对影片的评价是：一部科学而勇敢的电影，在其激烈而复杂的辩论中，帮助我们揭开有关食物的真相并以此做出正确的决定。影片并非非黑即白，而是试图让持各种立场的声音与动机被公众所知晓。以《食物的演化》为代表的科技题材纪实影像，通过编辑、整合现实情境与科学事实，有望平衡科学话语与艺术表达，促进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

二、科学纪录片与传播理念革新

（一）科学传播实践的视听转向

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统治的世界，视觉传播系统塑造人们的所思、所感与所言，影响人们的文化身份认同。视觉元素在现代科学知识的传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科学图表、科学动画等视觉表达形式，是科学共同体内部沟通及面向公众的科普交流所不可或缺的元素。纵观近现代历史，科学家一贯使用图像来诠释和传达他们的理论和成果。而视觉表征也可以推动公众对于科学知识的理解和解释。尤其对那些教育程度偏低的公众而言，形象化的信息呈现方式能够有效降低他们的认知门槛。有研究发现，与传统的科学传播方式相比，视觉化表达能够有效提升公众对科学的理解能力。

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公众接触科学信息和知识的渠道，诸如博客、网站、论坛、杂志、电视、视频、游戏、漫画、电影和app等媒介形式层出不穷。视觉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交媒体提供的海量信息接入，进一步提升了各类图像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应用，它们对如何建构公共辩论及如何塑造公众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科学影像是一片受到关注却尚待“开垦”的研究沃土。正如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摄影影像本体论》所说，摄影的美学特征在于它能解释真实，科学影像的传播优势同样也体现在解释真实方面。与其他传播形式相比，科学影像更能满足观众对科学信息“知”和“信”的需求。

就中国科学影像发展历程来看，主要有两种文本形态：科学教育电影和科学纪录片。科学教育电影是国内出现最早（1918年）的科学影像形式，简称科教电影或科教片。它是“运用电影的视听表现手段，以纪录片的再现方式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影片”。诞生之初的科教片就承担着“科学救国”的时代使命。作为兼具情节性和艺术性的特定电影类型，科教片“是记录和传播文化的媒介”、“是教育和建设的利器”。对社会服务功能的偏重也带来一些弊端，近年来国内科教片整体呈现出形式单调、人文情怀不足、市场竞争力薄弱的态势。一种新的影像形式开始出现，为科学传播实践增添新活力。科学纪录片是指那些以科学题材为记录和传播对象的电视纪录片。2000年我国加入WTO之后，在国外纪录片市场的冲击及国家政策的支持之下，中国开始出现能够与国际同行对话的科学纪录片。这类纪录片主要涉及以下领域：一是介绍和传播科学知识、科技发明和科技创新；二是介绍科学探险、科学探秘以及一些超自然现象；三是科学史、自然史、艺术史以及人类文明史的讲述；四是对科学观念、科学哲学等抽象哲学领域的探讨。

与传统科教片相比，科学纪录片在传播观念上更注重科学与社会的平等交流；在表现内容上更重视科学探索的过程而非更多表现定论性的内容；在表达上摒弃“灌输”的方式，采取“故事”呈现；在社会功能、传播目标上，分别从宣传教育和解决实际生活生产需要，转向了娱乐教育和激发公众对科学的好奇与热爱。

这为我们理解科教片与科学纪录片这二者之间的根本差异带来思考与启示。传统经典科学纪实影像的“科学观”更倾向于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其科学叙事主要围绕界定科学技术特征的基本属性与功能的“本质”，而其他“非本质”特征则被视作附属要素，不在核心范畴讨论之列。实际上，这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自20世纪中叶以来招致了不少批判和质疑，这类批判和质疑共同构成20世纪盛行于西方的“反本质主义”思潮。相比之下，科学纪录片的发展则是一种公众参与式的、建构主义的“科学观”：引入科学共同体在社会语境下的互动与交流过程，在协商当中产生意义，这与参与模式、参与理念和时代精神相互呼应。

（二）参与理念的召唤

相较于实践领域的蓬勃发展，科学纪实影像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1981年，加纳得（Gardner）和扬格（Young）发表“Science on TV”一文，提出电视科学节目蕴含的科学意识形态问题。20世纪80-90年代，随着电视研究的兴盛，传播学领域出现了更多有关科学纪录片的研究论文。电视研究学者罗杰·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通过案例研究和人类学观察，关注科学纪录片的生产过程、影片对科学的框架作用及叙事问题。2000年后，研究者注意到计算机模拟图像为科学纪录片表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例如计算机成像技术如何影响科学纪录片的“虚拟语气”（the subjunctive）表达、医学纪录片对计算机模拟图像的应用等新现象。

总的来看，科学传播领域的影像研究集中在视觉语境和视觉表达。国内对科学影像的探讨多置于“数字科普”框架之下。“数字科普”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它是指“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采用艺术的表现形式，以网络和其他数字媒体为载体，发布和传播有关科学观念和技术普及应用知识的活动，并在传播的过程中强调分享与互动”。这一理念在实践领域的体现，即不少科学纪录片仍旧带有传统科教片的路径依赖特征。

国外的科学影像研究则置于“公众参与”框架之下。从时间上来看，全球范围内科学纪录片的兴起呼应促进了科学传播的参与模式。科学传播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科普阶段、公众理解科学阶段和公众参与科学阶段。到了公众参与科学阶段，科学传播的目标，总结为一句话就是：建立起科学团体和社会的桥梁。具体来说，科学传播的目的在于弥合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鸿沟，在传达科学信息的同时将其引入一个对话的语境。所谓科学，从官方、权威、正式和独白式的表征，转变互动产生的可获得、可被理解的知识，有研究者甚至把这个阶段的科学称为Science2.0。

在这个模型中，公众成为科学传播的中心，他们被视为有观点和感受的个体。对他们来说，有时观点和感受比事实更为重要。Science2.0时代的科学影像在促进公众理解科学和参与科学方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纪实影像对于科学事实的处理方法，既可以避免对科学文本的过度解读，又便于直观呈现抽象的科学原理，加上播放平台社交媒体的交互性特性，科学纪录片在达成公众参与的目标上具有显著的优势。

为深入理解和剖析科学传播的影像化沟通，本研究将以科学纪录片《食物的演化》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尝试回答以下问题：面对争议话题，科学纪实影像如何增进科学与公众之间沟通？具体来看，纪录片如何打破彼此的症结与隔阂？如何平衡科学的现实性与影像空间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还尝试建构适合本土化科学影像传播实践的话语体系，思考如何将讲述中国故事与科学传播有机融合，开拓新时代科学传播实践的创新路径。

三、《食物的演化》之文本观察与探析

（一）建构启发式传播关系

视觉研究者认为，静态影像和活动影像都能通过调节个体与环境的关系，实现传达信息、影响论争的目的；影像发挥作用的机制类似于建构一个“认知框架”。《食物的演化》建构的“认知框架”暗示了一种自省式的参与关系，即纪录片创作者并不急于提供科学结论，而是聚焦于转基因争议包含的“乌合之众”心理，通过对这一现象及机制的揭示，帮助公众破除固有偏见，实现自我认知的提升。正如勒庞（Le Bon）所言，人群达到一定规模、形成群体单位时，其思维会出现非理性化和简单化；迎合群体基本需求的主张越简单，越容易得到支持；在这种思维前提下进行谣言和荒诞观念传播可谓易如反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反转”心态普遍存在，至于转基因到底如何，公众并不关心。

在讲述方式上，影片首先展现了“反转”人士与“挺转”人士的观点及其阐释，进而对一系列的争议点进行交叉验证，最终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特别是那些负面传言，影片追溯它们从何而来、如何产生。影片提供的核心信息在于：一是“反转”人士进行“伪科学”的宣传；二是“反转”人士利用逻辑谬误进行毫无相关性的“关联性解读”，并将“结论”作为谣言进行传播；三是“反转”人士积极利用大众的恐惧心理传播谣言，乐于看到大众被愚弄后的恐慌状态；四是一部分“反转”人士与相关商业机构有利益关联，例如有机食品商业等。

“抽丝剥茧”的讲述背后，影片较为全面地呈现出双方的“争议”与“错位”，启发观众重新思考自身持有观点的来源；在双方立场不断进行博弈的过程中，给公众提供一个客观认识转基因的机会。例如，影片中“反转”人士提供了一组看似严谨的有关“转基因”和“自闭症发病率”之间存在明显相关性的数据图表，称其二者之间因为是“如此完美的关联系数”，所以“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发展有机生物。”“挺转”科学家给出了回应与讨论，同样拿出了“有机食品消费数据”同“自闭症发病率”之间呈现出“高相关性”的“证据”，便可得出“有机食物会导致自闭症患病率”的“结论假设”。结合“反转”达人杰弗瑞·史密斯（Jeffrey Smith）的自述：“我不会称自己为博士甚至科学家，这对我显然有好处，因为我要问许多愚蠢的问题，并听取来自更多人群的假设。我可以把相关内容记录下来（暗示为“反转”传播做准备）。”启发观众在多元信息的呈现中主动思考，明辨转基因在各自立场中话语传播的真实面向。

（二）通过对话提升认知

讲述科学事实之外，如何向公众揭示争议双方的内在逻辑？影片着意运用对话策略，通过呈现“反转”和“挺转”双方的“各执己见”，促进事实与观点的激烈碰撞，达到真理越辩越明的目的。

苏格拉底（Socrates）最早将“对话”提升为一种哲学思考的方法。他认为“对话”就像助产士帮助分娩一样，有助于人们追求智慧。在谈话中，不首先提供问题的正确答案，而是通过问答获得对真理的理解。伽达默尔（Gadamer）早期作品《柏拉图的辨证伦理学》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探讨“对话和我们走向共同理解的方式”，在伽达默尔看来，“达到理解”也就是“达到共同理解”，理解的目的在于与对话的“他者”建立一个“共同的世界”。立场是否扭转并不是对话的根本目的，经由对话展开一个话语空间，并在该空间内进行思想的流通与交汇，则是对话的内在意涵。正如他所言：“只有在谈话中(以及就像达成某种默契而相视而笑中)才能互相成为朋友并造就一种共同性，在这种共同性中，每人对于对方都是同一个人，因为双方都找到了对方，并且在对方身上找到了自己。”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等也持有一个基本的信念：谈话是通向真理之路。如何开展有效的对话以达成相互理解的共识？伽达默尔也给出了建议：“从善良意志出发，有耐心、敏感、有同情心和宽容，以及对作为我们生命之一部分的理性的无条件的信任。”

影片赋予“对话”的丰富设计与运用，建构多重显性与隐性对话空间：争议双方科学代表的共同出场、观点之间的相互讨论以及不同阵营支持群体的多元发声等。随着对话有序展开，争议中的谬误有望被剥离出来，实现转基因事实的客观呈现。“对话”避免某一方形成话语权的优势主导地位，以及刻意隐去另一方话语进入公众视野所形成“一家之言”的情况，也避免形成生硬的、宣传意味的“灌输”和“说教”。影片在对话中呈现出一种特有的情感姿态：耐心、客观、全面、平和、温情和包容。这正是回应了伽达默尔在对话理论中的诠释，以善良意志为前提，通过平等的对话方式，将处于争议性科学议题的讨论通向相互理解、追寻事实与真理为共同目标。

（三）诠释影像人文特征

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影像等视觉表达能够加快人们对事件的情感反应“速度”；相对而言，人们对文本和口头证据的处理更慢、更偏向逻辑思考而非情感卷入。《食物的演化》在处理论据时，充分利用视觉材料的情感本质诠释转基因争议的复杂性。以影片当中发生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故事为例，这是一个转基因技术如何促进农业发展的故事，若以常规话语方式展开事实陈述，公众可能只会记得转基因农业与农民收益之间的相关性。这种基于事实的认知，有助于留存于理性的头脑之中，帮助公众建立对于某种概念的基本认知，但因缺乏情感色彩，难以触达受众心灵深处。

影片选择通过鲜活的人物形象及丰沛的情感表达，力图在“转基因-农民”之间建立一种内在关联。当南非农民穆斯（Musi）因无法顺利种植转基因作物导致生活受到极大冲击，表现出焦虑情绪并流下泪水，此类诉诸情感流动的镜头，直接带给观众一种真实的触动。当这些真实的生命体验通过影像丰富的叙事呈现冲击观众的心灵时，它已超越一般意义上的事实概念与逻辑认知，而是科技背后与人的生存切实相关的现实写照。

影片在视听镜头的选择上体现出一种科学与人文的张力。一方面，科学文本信息通过高效的视听语言表达得以呈现；另一方面，多样化的动态语意呈现，为单一的话语表达提供了延展空间。影片对视觉与情感关系的理解和巧妙调用，不仅提供了生动的信息，还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易于记忆的论据，影像“眼见为实”的力量也有助于信任关系的形成。

（四）保持叙事张弛有度

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认为，故事是以一种平衡或者和谐的形式开始，接着一个事件打破了已经存在的和谐和平衡，叙事的任务就是要着手对付失衡的世界，并且重新找回世界的平静与和谐。结构主义叙事学注重发掘多元性下的共同结构，将“功能”和“角色”作为两个基本的叙事元素来验证文本意义产生的可能性。在多元性符码中，通过由同质性和差异性建构起的二元对立的规则，可以挖掘隐藏在主体表面下的对比，及所隐藏主旨的结构核心。

影片采纳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由争议两方产生的“冲突与和解”的关系模式，为“挺转”和“反转”建构合理的叙事框架。在“挺”与“反”的二元对立中，实现深层叙事内涵。二者由于立场对立产生的冲突，既是影片内容的叙事重点，也是形成转基因议题讨论困境的现实来源。而对立双方背后所蕴含的真实意向，通过在不断的冲突——解决的过程中，最终指向了科学真理与谬误陷阱之间的本质矛盾，这也是推动整个影片叙事的根本动机，最终引领观众摈弃偏见、接受科学。

影片结尾处，10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名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呼吁绿色和平组织结束反对转基因生物的运动。运动组织者、1993年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罗伯茨（Richard Roberts）对华盛顿邮报说：“环保组织反对转基因生物的立场是破坏性的和反科学的。”最终，影像定格在傍晚草地上“挺转”科学家、“彩虹木瓜”的研发者丹尼斯（Dennis）在夕阳下弹奏尤克里里的音乐场景。这种平和、欣慰、愉快，与他在影片一开始呈现的焦虑、担忧甚至气愤形成鲜明对比。至于转基因议题最终的冲突是否被解决，影片也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

（五）彰显深层价值立场

影片的目标之一是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科学素养指的是公众对于科学的了解程度，其中对于科学知识本身和科学思维逻辑的使用与判断是其中重要的表现。正如片中“挺转”科学家丹尼斯（Dennis）所言：“如果你是因为信仰而拒绝转基因，我表示尊重。但如果你是因为说转基因是有害人类健康的，那请你拿出数据来。”又如影片引用的“肿瘤大鼠”案例，“反转”人士断言转基因作物对健康是有害的，判断依据是食用转基因食物导致实验大鼠患肿瘤。公众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看到此类图片很容易产生负面情绪，并对结论深信不疑。但在影片进一步的科学论证后，发现实则不然：大鼠之所以患肿瘤，其原因并非食用转基因食物，而是所选择的实验样本自身就是易患肿瘤的那类大鼠。换句话说，这类大鼠食用非转基因食物，一样易患肿瘤。类似逻辑谬误所产生的错位关联与刻意误读在影片中被明确指出。由此，公众的某些科学认知偏见在一定程度上有望得到纠正。

科学议题的讨论往往不仅局限于科学本身，所争论的焦点问题也常被某种无形的价值立场与心灵框架所左右。影片开篇就引用了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名言，“比起说服人去相信他们被愚弄了的事实，直接去愚弄人要容易得多。”影片中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教授也认为：“像杰弗瑞·史密斯（Jeffery Smith）（‘反转’人士）这样的人会利用人们的恐惧，并无视科学。”科学素养之外，影片还关注到人性与价值取舍的重要性。从科学素养的培养，深入人性中对善的理解与追求，是影片带给公众另一重要的思考视角。

四、本土化科学影像话语建构

对于《食物的演化》文本分析，有望为本土化科学传播纪实影像创作提供方法和观念启发，为相对缺乏沟通与对话的科普影像创作提供借鉴思路。

图1 本土化科学影像创作框架

（一）秉持人文传播心态

《食物的演化》具有较强的叙事感、交流感与人文感，拉近了科学与公众之间的距离。科学传播的本质就是在科学与社会、公众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进行有效对话。而对话的前提则需要在平等的关系与平和的状态中展开，否则将无法长久持续。公众参与科学，也就意味着公众的感受与观点被传播者考虑其中，由此展开的传播过程更加注重互动性。作为科学传播的影像化表达，尤其是争议性科技议题影像沟通，融入人文视角的观察、讲述与论证是纪录影像创作的重要环节。

科学与人文的结合，科学与艺术的共舞，是将科学议题同人类的思想、情感与命运产生有效联结的最优解，通过对话实现公众科学素养与科学精神的双重提升。科学传播影像化表达，其核心目标不仅在于科学知识的传播与认知偏差的矫正，更重要的是在沟通与对话中培养公众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内涵是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具体而言又分为探索精神、实证精神、原理精神、创新精神与独立精神。实现科学精神的目标，需要借由人文视角讲述科学内容，在尊重公众权利的前提下自然达成。

（二）重视公众隐形参与

接受美学认为，在作者、文本、读者三者的关系中，读者是文本阐释中心，文本只有通过读者，才能进入连续变化的经验视野之内，实现审美价值和历史意义。这一理念与公众参与科学的对话模型有内在呼应。互联网时代，公众获取各类影像文本的机会大幅提升。何种作品会被公众筛选和接纳，这构成了当代影像生产的现实处境。科学纪录影像的知识普及与价值引导，同样需要以公众为中心。影像生产应吸收接受美学理论成果，特别是其对期待视野与召唤结构的阐释，应用于具体的生产实践。

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姚斯（Jauss）认为，接受者在进入接受过程之前，往往根据自身的阅读经验、人生经验和审美趣味等，对艺术作品进行预先估计与期盼，这就是“期待视野”，当接受者的“期待视野”与艺术作品相融合，才能真正完成接受者对作品的接纳和领会，而且融合的层次越高，接受者对作品的领悟就越深，作品也就越能得到观众的认同，这就是视野融合。影片全面展示各种立场包含的观点、论据、逻辑，以及立场背后各种关切、顾虑甚至是谣言，满足公众对信息知晓、立场对话与中立态度的既有期待，实现协商性解码或顺应性解码。

德国著名接受美学家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提出“召唤结构”，即文本自身具备召唤读者阅读的结构机制，文本中的“意义空白与未定性”是其表现形式，能够召唤读者创作的能动性。正是这些未定性和空白点，为公众留下想象和思考的余地，促使公众参与再创造，也激励公众主动探寻作品的意义。《食物的演化》的召唤结构主要通过情节召唤与形象召唤两方面实现。

情节召唤主要通过多重叙事线索平行推进的方式，实现叙事细节与叙事逻辑的统一。影片设置多个情节与段落的空白点，呈现讨论的多样性与多声音的平衡。形象召唤则是重视对个性鲜明生动人物的刻画与聚焦。视觉具有唤起一系列基本情绪的能力，这种唤起功能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宣传、广告等领域。影片通过真实可感的具象，召唤公众内在的情感体悟，以人物为媒介，将价值判断留给公众自我选择。

（三）精准“翻译”引发共鸣

转基因争议涉及的科学性与专业性，对公众理解而言具有诸多困扰。影片将知识可视化，并融入视听故事，依托人物情感，使问题与矛盾变得有温度。叙事手法与视听语言的有机结合，是对原本艰涩内容的二度创作，既能够帮助观众按照故事线索展开逻辑推理，也能够增进观众的情感共鸣，最终形成有关转基因的科学认识及对争议本质的体察。这也是本片创作的精髓所在：在感性认知的语境下引导观众生发理性逻辑演绎，避免使用纯理性论证及其可能引发的认知壁垒。

已有研究显示，当影像讲述个人故事时，视觉效果的情感影响力最大；例如讲述有关孩子的故事，人们愿意为某项事业付出更多的金钱。如何将科学论证转化为故事讲述？这正是我国科学纪录片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如果仅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语言进行交流，其结果往往类似于学术讨论，无法与公众展开有效沟通与对话。在面向公众进行争议性科学传播时，我们首先要解决科学语言的“翻译”问题。

各媒介的“翻译”方式不尽相同。对于影像传播而言，需要将科学语言进行合理的视听语言转换，遵循影像叙事的创作手法与表达规律，更重要的是面向公众进行科学对话时的话语方式与逻辑变通。科学传播主体应站在公众视角，针对科学传播中的痛点、难点与疑点予以换位思考，耐心引导公众，将沟通困惑透过影像化的方式有序解答。尤其在面向争议性科学议题时，传播者直面争议核心矛盾，对争议双方保持冷静、客观地表述情感，揭示争议的生成、现状以及背后被遮蔽的科学逻辑。

从影片展现的经验来看，公众固有立场相对稳定且较为局限，沟通与对话的目的在于打破藩篱、扩展认知边界。但这也蕴藏了一定的沟通风险：一旦话语方式或情感表述不当，科学传播者将失去公众对沟通本身的信任。争议性科技往往是那些可能带来社会、环境或健康方面的不良后果，从而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的科技或产品。风险本质上是一种依赖于主观感知的评估结果，定义风险的往往不是单纯的技术因素或科学研究发现，而是社会因素，即风险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建构，而新闻媒体常常起着“风险放大站”的作用。因此，科学影像的创作表达更需要谨慎把控争议性科学议题，规避因视听语言的表述不当或分寸逾越而导致的风险放大。

（四）讲述中国故事的理念创新

科学语言的有效转换和传播心态的合理定位，依托于传播理念的不断更新。视觉语言、听觉语言和叙事手法等均依托于影像技术的外在表达，根本上仍需要内在创作理念作为支撑。《食物的演化》所体现的视听方式与叙事创作本质，体现出文化理念的先进性，为我国本土化科学纪录片创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本。叙事变迁需要过程，在不断的传播交流实践中找到适合自身的话语方式、话语状态与话语体系，依托纪录片影像特有的话语表达及叙事方式，呈现符合中国特色的科学纪录片样态。

我国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要围绕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维视角进行深入研究，为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提供学理支撑。促进科学发展与中国故事有机融合，是新时期科学传播中国表达的创新尝试。特别在国际传播与国际科学合作场景下，影像化的中国科学故事能够弘扬中国精神，促进理念交流，提升我国科学传播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影响力。

五、总结与思考

在不少研究者看来，纪录片具有表达和参与社会议题，特别是破除社会“神话”甚至鼓舞社会行动的能力，尽管纪录片对特定行为（如环境保护投入）的直接作用可能只是暂时的，但它对公众潜在感知的形成及态度转变所发挥的影响不容小视。纪录片与科学话语共享一些精神的内核。比尔·尼科尔斯（Bill Nichols）认为纪录片与科学、经济、政治、教育等非虚构表达系统一样同属“清醒的话语”（discourses of sobriety），这些非虚构系统正是权力发挥作用的地方。对公众而言，观看纪录片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复杂议题的非正式学习。特别在争议性话题的公共沟通之中，纪录片有望为观点相异的人群提供共同的“词汇”，帮助他们表达自己的兴趣和关注点。

通过对影片《食物的演化》展开细致的文本分析，本研究发现这一科学纪实影像的创作呼应了科学传播由“缺失模型”到“对话模型”的时代转型；影片以科学影像的传播方式，在科学与公众之间搭建有效沟通与交流桥梁，展现了以公众为中心的创作理念与创作方法。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建议：面对争议性科学议题，纪实影像能否成功引领公众在科学议题与社会议题的双重参与，既取决于创作手法的革新，更根植于理念的与时俱进；纪实影像创作需要努力汇聚科学与人文、艺术的力量，需要落脚到“人”的本位；遵循科学传播及其影像创作规律，多元叙事、多重对话，将极大提升科学沟通的有效性。

不过，我们仍需看到纪实影像与科学传播的“联姻”始终存在着张力。尽管公众眼中的纪录片与现实世界体现为一种“直接而透明”的关系，但在科学界看来，纪录片生产的知识往往是可疑的。这种质疑，一方面来自纪录片对视觉表征系统的高度依赖：视觉表征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但过度依赖想象又可能限制逻辑论证的力量。同时，这也体现出“经典”科学纪录片对科学本质所持有的信仰：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它们将科学视为从自然观察中提取真理的方法，不受社会因素的制约。这种观点在科学家的话语中普遍存在，并在大众媒体的科学报道中不断重复出现。但这种观点可能是过时的。与将纪录片视为“现实之窗”相比，也许我们从《食物的演化》中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是探索一条符合时代精神的建构主义科学影像创作之路。

建构主义思潮旨在突破传统科学观下的知识垄断。20世纪后半期，受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的启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审视科学的本质，更激进的后现代观点甚至将科学视为一种话语实践，将科学文本视为一种修辞。走向极端的建构主义立场不可避免地引发不确定性增强、共识无所依托的问题，难以实现纪录片内在的社会功能。具体到实践领域，即便是持建构主义理念的科学纪实影像创作者，也不得不平衡科学知识客观性与科学阐释主观性问题，需要解决科学议题的不确定性与知识权威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每个案例研究只能为科学纪录片的创作者和公众提供部分解释。本研究对《食物的演化》展开的分析也存在相当多的局限。对科学纪实影像创作背后隐含的核心问题，即纪录片如何表现科学实践和科学知识的性质，不同的创作观念和时代语境将持续交互影响。如何应对两难的创作处境，落实公众参与的科学传播理念，丰富公众对科学的看法，帮助公众形成自己的观点，影像创作领域对这些重要议题的探索仍在进行当中。（文章内容来源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12期，作者系邢梦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