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从辨析中国电视理论研究历史起点的既有结论入手，论文通过梳理历史文献，发现在1930-1940年代，中国知识界通过译介与观察两种手段，为中国引入了不同层次的电视知识。这一电视知识体系，超越了简单的现象描述和概况介绍，无论在当时的学术视野中还是在当下的学术标准下，都堪称已具备系统、科学、前瞻的理论性色彩。同时，这些理论成果在整体的内容取向、思维方式、精神气质方面，都彰显着彼时中国的历史印记。故而应将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历史起点从1958年向前推至20世纪30年代。
关键词
1930-1940年代 电视知识 电视理论研究
在“史”的意义上，电视理论史构成了中国媒介理论史中的重要一环，是本土理论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的意义上，电视理论史中裹藏着被洛夫乔伊（Arthur Oncken Lorejoy）称为“元观念”的媒介思想，而这种元观念则会进入到对当代融媒体的理解与解释活动中。刘海龙所谓的“灰色地带”使我们意识到，在经典主流历史叙述之外，存在着许多被疏漏和遗忘的声音。而从历史中打捞出这些声音，是补缺理论史谱系的重要工作。因此，本文将追踪电视理论史中“失落的遗迹”，使之在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中再脉络化，从而寻求书写理论史的新视野。
一、问题的提出：实践必先于理论吗？
所谓“理论”，是指人们关于事物知识的理解和论述——质言之，是一个系统、科学、有机的知识体系。对于当前的电视学来说，“电视理论”基本由三方面知识体系统合而成：一是本体论层面上的电视媒介理论；二是业态论层面上的电视事业/产业理论；三是业务论层面上的电视工作理论。
“先有实践，后有理论”——这体现了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应用性特征。在通常认识中，亦是须先有电视业的建立，才能基于电视实践活动形成对电视的经验认识和理论总结。对中国电视理论形成起点的既有探讨，基本上也都依循着这个默认前提，将1958年北京电视台的建成视为电视理论研究的发轫。
如杨伟光在《中国电视论纲》中将电视理论建设的起点定为1950年代末，并称之为“自发阶段”。欧阳宏生和李宜蓬同样将电视理论的起步阶段定于1958-1977年，并总结这20年内形成的电视理论大致呈现出“研究思路沿袭新闻理论和艺术理论的途径”、“研究对象集中在电视属性和业务操作方面”、“研究处于个人自发状态，理论平台少”等三个特点。杨新磊认为，中国电视理论虽然是依托当时已经比较成熟的电影理论而迅速壮大的，但基本条件仍是中国电视业的创建。张斌认为，中国的电视学是在1958-2009年这50年间孕育和催生出的，尤其到了1987年，北京广播学院组织出版的“电视节目制作丛书”才是中国第一套电视专业理论书籍。周小普和余敏考虑到中国电视理论独特的形成语境，认为同其他国家电视业以娱乐“起家”传统相异的是，中国电视业被定位于国家政治宣传系统，电视理论只能是党报理论在电视研究中的“续谱”，因此电视理论的起点应上溯至1957年6月14日毛泽东在《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中提出的“工具论”。石长顺和刘枫甚至认为，电视理论并非与电视业同步诞生，而是在改革开放后才真正出现的。
总之，既有研究都将电视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与1958年中国大陆电视业的建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似乎是一个无需赘言的历史原点。（虽然，也有人将其前推至1952年。当年，新中国为创立电视广播体系曾派章之俭等人赴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专攻电视专业。）于是，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电视业的创建及其传播实践，被认为是中国电视理论生发的唯一社会条件。
然而事实上，中国电视业建立与否，并非中国电视理论起步与否的必要条件。理论的根本源头当然是一手的实践经验，但拥有与掌握理论的来源无疑也包括引入、学习和改造等路径——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近现代的知识活动来说尤其重要。自从传统知识被欧风美雨冲击不断解体起，中国人的知识和观念便不再单一地通过亲身经验的缓慢累积而形成，而是受益于西方知识的强行植入或主动引入，并经过本土化理解、改造得到扩散。不难发现，早期中国人对报刊（新闻）的理解，远早于中国人自办报刊的实践。如使洋大臣与早期维新知识分子，通过对西方报刊活动的观察和报刊理论的学习，已经提出了颇具近代色彩的本土报刊理论，尽管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并没有办报的直接经历。由是推之，中国人拥有与掌握电视理论，也并非必需躬身力行电视传播实践。
不妨就此追问，将中国电视理论形成的起点认定为1958年，是否忽视了其理论源头的多种可能性？在1958年之前，中国社会是否已经存在电视研究的理论成果？若如此，这些早期理论成果与当下的电视理论相较，又具有怎样的特点？本文拟围绕这些问题，通过打捞散落在史料烟海中的吉光片羽，考察目前被遗忘的中国电视理论“史前史”，梳理民国时期中国人对电视这一在本土尚未落地的“新媒体”所做出的“超前”的知识、观念与理论思考。
二、民国电视知识的基本图景
有学者认为，民国时期关于电视的“文献资料既少又散”。与今天电视研究的成果比较，这句话固然合理。但如果进入1930-1940年代知识生产的语境中，我们会发现，众多期刊杂志已经开始关注电视的发展。一方面，“电视”以“无线电传影”、“电影活影机”等多个名称出现，被相当数量的文章所讨论，决不可谓“少”；另一方面，对电视的讨论研究也集中于《无线电》、《电世界》、《电影与播音》等专门性知识刊物中，间或也出现在《新生科学月刊》、《时兆月报》等综合性知识刊物中，具有鲜明的“新知识”特征，亦不可谓“散”。因此，我们有理由探讨这样一种可能性：这批既“不少”又“不散”的文章，是否较为系统和科学地研究过电视这一对象，并形成了一定的理论成果。为了求证，需要做的第一项工作便是在可能范围内，收集整理尽可能完整的历史文献，并通过细读，对民国电视知识的基本图景进行一番描绘。
（一）解释电视技术
中国人最早对电视的关注是从电视技术方面切入的。通过翻译、改写或原创大量专业性文章，《无线电》、《电世界》、《新科学》等刊物将电视机成像原理、信号传递原理、色彩呈现原理等知识详细地介绍给行业内人士，并冠以“电视学”之名。
《无线电》杂志是当时为中国引入与建构“电视学”的一个知识重镇，由国民党中央台创办，系统地介绍和普及了电视的技术知识。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两例：一是在1935年第6、7、8、9期中，连续发表了署名为“雪”的《电视学》、《电视学（续）》、《电视学（三续）》、《电视学（四续）》的系列文章，分为“有线电通讯概述”、“电视学原理”、“机械分条发”、“电视播送中的几种困难”、“阴极光管”、“阴极光管在电视上之应用”六章，详细介绍了电视传播技术的基本原理；二是刊发在1936年第4、9两期中名为《电视学述要》和《电视学述要（续）》的文章，其主要内容是介绍电视机关键元件“阴极光管”的技术知识。
这些“电视学”知识带有鲜明的、专业的科学技术色彩，显然不以“公众科普”为目标，也与当下新闻传播学科以人文社会议题为主的研究取向大异其趣。但是，这样一批文章却是早期中国人认识电视最主要的进路，同时也标定了中国人理解电视时“新技术”和“高科技”的基调。
与专业性文章相互补的，是另一类软性的科普文章。这些文章避开技术原理本身，以鼓励大众认识和了解电视技术发展为目的，通过多种形式普及电视知识。比如，有以故事的形式介绍发明家试验电视的历史，有以简明列表的形式罗列电视技术发展的累进过程，有以图解的形式向读者介绍电视节目制作和传播的工作流程，以及以新闻消息的形式讲述当时国外在研发电视技术过程中的资金和人员配置等问题。这就为普通的中国读者了解和想象电视提供了这样的框架：成熟系统的电视业得以建立的基础，在于发达的技术、充裕的资金、高效的分工和完备的管理体系等。
总之，对电视制播与传输技术的系统性介绍，是1930-1940年代中国人构建电视知识最主要的面向，也是当时电视知识图景中的亮点。由此可见，中国人对电视技术的理论研究并非始于1952年“外派东欧”的源头，而是存在着更早的“译介欧美”的源头。
（二）分析外国电视业的发展状况
在1930-1940年代的报刊中，关于西方国家电视发展情况的经验知识有两种获得途径：一是间接的新闻编译（大多数属于此类），主要是从外国报纸上编译某国电视业发展相关文章；二是直接的实地考察，由一些旅居西方的专业人士通过观察与调研当地的电视实践，向国内读者介绍其电视业状况。
作为一种知识的新闻，虽然其本身的系统性较弱，但却是构成系统性理论知识的基础。就新闻编译的间接途径来说，大部分的西方电视动态被编写成简短消息，使中国人能够迅速接触到电视业的最新情况。如《无线电》杂志长期开设“无线电世界”专栏，持续介绍了包括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美国、意大利、苏联等国电视实验和建设的最新情况。另外，这类消息还包括国外电视新的应用尝试，比如转引德国报纸对阿姆斯特丹一家工厂内的“新奇之电视应用法”的报道，称工厂经理在办公室内通过电视观看工厂内生产工作情况；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将“均用电视机由柏林无线电台播送各处”；苏联将电视安装在莫斯科—伏尔加河运河的闸门上，“管理者仅审视电视影幕，见有船只欲进入时即行开启”；伦敦某旅舍安装了电视机，成为世界上首先设有电视机的旅馆；昆士兰曾经的监狱建筑被改造成无线电及电视的研究电台。同时，这些短消息也关注西方电视业务，如电视广告业务：美国已经有多家广告公司设置了“电视室”，负责将广告插播进有声节目当中；又如电视新闻采访业务：街头流动的采集车随时对新闻事件进行拍摄、冲洗和发送。这些短消息在电视知识输入的进程中，扮演着“轻骑兵”角色，以其时态的瞬间性、事件的孤立性和内容的非系统性及时向国人传递了外国电视业的丰富知识。
在新闻编译的途径中，短消息所提供的知识重概貌而轻细节，与此相配合的是专题报道文章。比如《电讯》杂志中有一篇署名“铁英”的文章，详细地描述了BBC（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构成：“平均每周传播二次半之戏剧最受欢迎”、“每周一次之‘图画专页’，有图解的讲话舞蹈与杂耍、芭蕾舞，运动家访问业余摔跤与拳击表演”、“自制新闻片及许多短片”、“赛马，网球，世界运会以及船赛等都会传映在电视屏幕上”，还有“胜利游行、阵亡将士碑纪会典礼，伦敦市长就职游行，英王室巡幸南非以及伊丽莎白公主大婚”等国家大事。专题报道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进入内部观察西方电视业细节的窗口。
除了新闻编译的间接途径，中国人还通过直接的观察获得西方电视业的知识。这种知识具体到当时的报刊中，呈现为一种名曰“调查”的文体。这种文体形式类似于如今的行业调查报告，详细分析外国电视活动的业务流程、传播策略与媒介特点。日后的新中国著名电子学家蒋家仁在1937年于英国观看了“国王的加冕”电视转播后，曾撰写《调查：英王加冕典礼中之电视广播》和《英王乔治第六加冕日之广播与电视》二文。前文主要介绍的是此次加冕活动所动用的新型电视广播手段，如表1：
后文的具体内容包括两部分，记述当天BBC现场拍摄的各种准备，和自己观察后的意见，如表2：
蒋家仁在记述之后，还总结了几条意见：1、此次电视广播能够如此成功，在于“期前早已试礼数次”，因此技术人才、时间、经济三者是电视实践成功的必要条件；2、增音器和扬声器的质量欠佳，以致乔治第六的宣誓并不能听得明朗，加之其本身曾有口吃，所以现场声音效果并不好；3、整场典礼期间，民众秩序井然，加之军警管理有序，没有出现拥前挤后的现象，只是人群留下的满地垃圾有碍观瞻；4、当天天气状况不佳，下午典礼结束时突降暴雨，使得街上民众成为“落汤之鸡”；5、有民众在典礼前夜携带雨衣或绒毯在海德公园下榻，导致第二天精神不足，至中午已经有多人昏迷。可见，当时的旅外学者通过这种“调查”文体，对外国电视业不仅在事实层面上进行了记录与介绍，更做出了理性分析和批评。
综上，当时的作者与编辑不遗余力地罗列着已建成或正在建立电视业的国家名单，也事无巨细地描绘着西方电视业的细节与趣事，显示出知识界对于电视这种新传媒高涨的热情。通过大量的新闻编译活动和细致的实地考察活动，直接与间接的经验知识被及时、丰富、细致地引入国内，并经历了一定抽象程度的总结归纳，形成中国人对西方电视业发展情况的最早知识。同时我们也发现，知识界在描绘“先进”西方他者的同时，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对中国电视业“后进”现状的焦虑。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其实是这些“知识媒人”眼中一个关于国家发展的最新指标。
（三）推理与总结电视的传播特性
在今天的电视学体系中，电视传播特性是研究电视媒介本体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通常包括“远距离快速传递”、“声画符号双主体”、“解码难度低”、“真实性与现场感”等内容。在1930-1940年代，由于中国人对电视这一“新媒体”的了解还是隔“洋”观火，因此尚未能以日常实践为基础去总结电视传播的特性，但这并不妨碍中国人从其他路径探讨此问题。
首先，电视传播的时空特性是重点问题。如当代学者所述，现代时空观念作为现代观念的基础之一，与新兴的电影等视听媒介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密不可分。早期中国人就试图对电视的“即时性”和“远距离性”进行一种基于但同时有别于传统想象的近代性理解：“从前我们在故事里，时常听到有顺风耳和千里眼，据说他们能听到千里以外的声音，看到千里以外的事情，这不过是一个幻想吧？奇怪的是，这个幻想现在竟变成事实了。”有文章在向大众介绍这种新媒介时就说道，电视“在音声及形象上，打破空间的障碍”；又如，电视“在放送与接收上，应绝对打破时间的限制，换言之，在放送一方，影片上之屑微变动，应同时映示于接收幕上，方能显出灵活生动之意趣”；再如，“（电视）更能传达景物，使远隔重洋的景象，活灵灵出现在我们眼前，使无线电由听觉增加了视觉，这比无线电的发明更神奇了”。关于“空间”特性，当时就有文章指出，电视传播可以带给观众“在同一时间置身两个不同空间的新感觉”，这种感觉在人们观看电视新闻时体现得尤为明显：“观者可以足不出户而目击社会的动态，亲睹世事的演进，瞭望历史的递嬗……这方面可能就是电视初显身手，撼动世界的舞台。”可见，当时中国人对电视传播的时空压缩特征已经有了初步的把握，而且明确指出其跨时空性所蕴含的丰富可能，因此有理由将其视为中国本土电视知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在电视传播的符号特征方面，时人还强调了电视传播不仅是声画双轨，更是声画同步。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声画同步已是一种习焉不察的技术事实，但在技术未臻完善的当时，声画同步的现实可能性仍是人们理解电视传播特点的一个重要范畴。“电视的收信机……俱有音与影两种作用，加入这两种动作相差百万分之一秒，也不能得到良好的结果，所以必须要‘合谐’步调应当相符，这是最困难的问题”。技术上的不成熟，导致电视在采用动态影像上常常显得有心无力，故退而求其次地使用“静态图片+配音”的制作方式。但这种“有声图片”节目显然不符合人们对电视的预期。因此，就有人从电视本应具有的声画共存性出发，强调电视媒介之所以不同于以往的家庭媒介就在于其动态影像性：“电视与电传照相之作用异其旨趣，后者为死板的，固定的……前者为活动的，变化的。”并进一步指出，目前国外某些电视台在播放如新闻节目时，“只能採用静止影像，作为播音之辅助……（因此）须力谋技术上之发展（使画面成为动态影像）”。由此可以看出，尽管电视技术在当时尚未实现，但已有人对电视声画之间的同步性特征进行了探讨，更进一步确认了完善画面的动态性对于电视媒介特征的关键意义。
第三，电视接收的情景特征也是一个被时人反复讨论的问题。有人指出，电视机是在白天无用的，因为家庭主妇可以一面收听无线电广播而不耽误其工作，“然于工作之际，不能同时注视电视屏也”。这一认识虽然朴素，但其主要观点已经很接近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广播收听的伴随性和电视观看的沉浸性。著名的电影教育家孙明经曾在《电影与播音》杂志上编译发表过一系列电视研究的文章。他也曾论及收看电视的沉浸性特征，认为尽管未来的技术得以完善，但电视节目不可能像有声电影代替默片一样代替广播节目，因为广播听众尽管希望广播节目一直播放，但是实际注意听取节目内容的时间却很少。“晨间整理家事的妇女正在工作时可以随作随听；茶余饭罢，席间床次，或正在谈话的时候都可以音乐节目做陪衬。”而电视却要求“收影的人必须集中注意去观察，否则虽视而不见”。
此外，当时的中国人对电视传播效果也有一定程度的关注，甚至开始探讨电视的节目创作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与媒介特性相吻合，以增进观众的视听体验。如《无线电》杂志曾介绍过一位电视专家“专门研究如何为最佳妙之声，及最适合于电视之衣服颜色等”。当时的中国人就将这种“传播效果最大化”的研究称作电视的“时式化”研究，与现在所说的“遵循电视自身的媒介特性进行创作”的含义基本相同。
总之，通过三种具体路径——基于电视技术原理的合理推导、借用相关媒介（如广播）特性的知识类比、直接翻译关于电视特性的外国文章——即使按照当代电视学的架构来看，民国时期的中国人也已较为全面地推理与总结出了具有较高理论性的关于电视媒介与传播特征的知识。
（四）归纳电视的社会功能并想象其未来可能的应用
一项新技术问世后，人们会热情地想象其可能的社会应用。电视在1920年代发明，1930年代试验播出，被自然地置于时人技术想象中，并与已有的媒介技术和知识相接合，生发出关于其未来可能应用的种种讨论。
有趣的是，早期中国人并不简单地将电视视为大众传播工具，而是基于远距离传输图像的特性，将其当作一种人际传播的增益工具。有大量文章都介绍了“电视电话”这种新的人际通讯工具。通过给有线电话装上电视机，“通电话的时候，可以看到接电话人的面孔，就和当面谈话一样。这种电话叫做传真电话，情侣们使用这种电话是最适宜不过了”。文章的编辑还在文字旁插入了一幅一对男女正在打“电视电话”的照片，并配有文字“这是传真电话，这对情侣正谈着情话呢”。除此之外，还有杂志介绍了苏联电视研究院同样正在致力于电视电话的研究。足见当时中国人在想象未来电视的功能时，人际传播功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
当然，时人也敏锐地觉察到电视在记录时事方面的巨大价值。孙明经便称这一功能应该是“电视最有希望的园地”：当时事发生，人们却不便“抽空观察”的情况下，电视恰好可以将时事录成影片，事后或同时进行播送。前文提到的乔治六世加冕仪式中，新兴的电视同其他媒体一样，也参与到这场“媒介事件”的传播当中。基于这一新闻实践，中国人意识到影像形式的电视新闻的独特价值：“英国于英王加冕日，将加冕仪式及参加观众，用电视播送以供给未能参加仪式之群众，此种电视播送像片，将成历史上有价值之纪念品。”另有文章也做出类似的断定：“当有重要事件发生时，（电视）不但报告你新闻，而且把动态都演放出来，伟大人物巨头豪杰的举行会议，新歌剧的问世，奥令比克运动大会的赛跑只要是能看得见的，电视一定不会错过机会而叫观众埋怨的。”这些言论表明，除去在技术层面上将电视视为“技术发达”或“资金雄厚”的象征外，中国人从一开始就在文化层面上理解电视媒介的社会功能。这一点显然延续着中国现代报刊兴起过程中，中国人所说的“今日之史”如：“新报之事，今日之事……若无新报……而今人之事，所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者，心所未识，耳所未闻”；又如：“欲知古事读旧史，欲知今事看新闻”的媒介观念。
电视声画合一的特性也让人们很早就觉察到电视“在教育上以及游艺娱乐的用途不但与现在的无线电同样的无限度，而且效率上有过之无不及”。一方面，中国人在社会宣教的体系中理解电视业的功能，并将其规划为一种强大的教育工具，认真探讨过电视对于聋哑学生的特殊教育作用，或是把电视视为“政府对于乡村宣传活动之一种”；另一方面，电视的娱乐功能和优势也为中国人所注意和想象。有多家刊物频繁刊登国外电视娱乐新闻，如法国邮政部在1935年12月8日举行了第一次电视表演，包括古典派音乐、舞蹈、唱歌、诗曲、滑稽等，并称“市民参观者，极感兴趣云”。还有刊物援引迪士尼之语，称：“电视为播送活动画无上之媒介，可使之大为发展”。
此外，远距离传输图像的特性，促使人们寻求电视与其他科学技术嫁接的可能性。有人试验将电视与天文望远镜结合，使所观测到的图像放大，并推断：“吾人如能利用之观测星像，于天文界可开一新纪元”。在另一篇文章中，电视之于天文学的功用则被论述得更加充分，讲述了其观察日珥时的便利之处。
在电视未成现实之时，中国人通过各种方式归纳与预测电视的诸多社会功能和多种应用的可能性，这势必产生一种“先定”的框架，而这种框架无疑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建立自己电视事业的方向和旨趣。
（五）设想与筹划我国的电视业
电视对于1930-194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道听途说之物，不曾谋面，更罔论以实际经验来理解电视业的建设和运行了。但通过密切关注外国电视业，一部分中国人以此为参考，对中国建立现代电视业进行了系统的设想与筹划，并以报刊文章的形式公开发表。在目前所能发现的文献中，关于中国电视业建设最成熟、最系统的文章是发表于1944年《交通建设》杂志上的《最近电视演进情形与我国採用电视之方针》一文。
文章的绪言指出，马可尼曾做出预言，称电视终究会将摩尔斯电码淘汰，成为最为重要的媒介，但国人仍然“对于电视之功能与重要性，更乏正确之认识”。作者总结了当时国人对建立电视业所持的若干论调，如“为时尚早论”、“仅供娱乐论”、“耗费财力论”等，并进行了一一驳斥：电视声画结合，效果优于广播，因此只需“一半时间一半心力即可达到同样目的”；从无到有地建设一种新的事业，当然应该“尽可能摒弃旧方法而径行装设最经济最高效率方法”；电视究竟是发挥文化教育功能，还是成为奢侈性的娱乐玩物，关键还是在于“吾人运用之是否得当”；目前世界电视发展迅速，我国同样应采取措施，否则日后“外人必起觊觎之心，侵入我国设台推销”。由此，作者得出结论：我国应当紧跟世界潮流，尽快发展电视事业，使之成为一种文化教育的有力工具。
正文分为四节。第一节介绍电视在广播事业中的地位。作者在分析中国战后经济条件和技术状况的基础上，结合电视的特性得出论断：在城市中推广电视机有一定的可能，而在农村地区实属不可能。因此，“电视在我国尚未能遍布全国替代基本之调幅电音广播。”但是，目前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和主观需求，在大城市设立电视台，以辅助广播电台的播音。我国不应当跟从国外的做法，一个城市中设立多个电视台，使之相互竞争。这虽然能使电视节目质量充分进步，但会造成节目向娱乐化方向偏离，从而违背我们发展电视旨在弘扬文化教育的初衷。因此我们建设城市电视业，一城一台即可，“尽量充实其节目，保持收视者之兴趣”，使电音广播作为广播事业的基础部分，电视作为辅助，保证整个广播事业的平衡。这种对于资本与电视媒介之间复杂关系的透析可谓见解独到，显示出早期研究者对电视媒介与经济运行、文化影响之间紧密关系的深刻理解。
随后两节分别介绍了“电视与调频电音广播之异同”和“欧美电视与调频广播之发展”。作者在对比了调幅广播和调频广播的优劣之后，认为调幅广播可以作为全国广播网的基本部分，而调频广播可以建设在城市中作为辅助。建立电视台时，声音部分的传递可以用调频方式，因此可以选择城市中心为地址和调频广播台设于一处。另外，作者还介绍了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电视技术的发展状况。作者根据当时中国广播生态的实情，将新兴媒介与已有媒介有机融合的想象和设计理念不可谓不先进！
文章的最后一节，对中国电视业的建设最具指导意义。作者首先言明中国建立电视业的急迫性：“战后第三年起，我国须准备开始发展电视之应用甚至即行採用彩色电视，最好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末叶，即行实施建设，否则至迟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期务必见诸实施。”就电视业建立的目的来说，电视对于我国的巨大作用在于“推行社会与经济之进步，传发新闻并宣扬教育文化”，所以“对于节目之编排，尤应特别研究，多费功夫”。就电视业的独立性来说，我国应该注意世界电视业先进国的技术成就，“自动的有计划的准备必要步骤”，并且防范外国设台推销重蹈电音广播的覆辙。就电视业建立范围来说，由于条件限制，电视业只能暂时以大城市为限，全国性的传播还是应借助电音广播。就电视台建设地点来说，“拟先择国都省会及人口稠密工商繁荣之大城市五十处……在各城市中心设置天线铁塔”。就电视台之间的连通性来说，可以通过超高频和特高频的方式，使各城市台“转接而联播同一节目，甚至全国各台可连接一起”。作者在设计了上述诸多具体原则后也承认，如果以后技术进展，环境变迁，可以以此为基础适时地修正，“盖现代化之设计，必须Dynamic（动态，笔者注），始能适应需要”。
可以看出，这篇文章具备明显的理论色彩：在绪论中，以理论分析与驳斥的方式提出了中国建立电视业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其次在正文部分从理论出发联系中国实际，详细地规划了中国电视业的建设思路。且其间不乏对电视与社会，电视与经济，电视与文化，电视产业与全球化和殖民历史的关系等议题的深刻思考。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分析可以发现，在1930-1940年代间中国人的电视知识大致可分为“解释电视技术”、“分析外国电视业的发展状况”、“推理与总结电视传播的特性”、“归纳电视的社会功能”、“规划与建议我国的电视业”等重要部分——此五点构成民国电视知识的基本图景。而这一图景，与当代电视学理论体系“本体论-业态论-业务论”的基本框架，具有较高的契合度：比较充分地展开了本体论讨论，一定程度上进行了业态论讨论，零星地触及业务论。两者间的差异之处则应归因于本土电视实践的缺失，以至于“行业经营管理”、“从业者素质”、“电视工作规范”等议题缺少可供考察与批评的实践基础。然而，通过大规模的翻译与有限的实地考察得出的电视知识中，大量观点与论断不仅正确而且合理，充满理性思考的光芒。可以基本认定，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已经对电视传播建构了相当成熟、系统和科学的知识体系。
三、电视“理论”之辩
既然民国时期中国人的电视知识已经具备了成熟、系统、完整、科学等特点，那么这样的知识体系能否被称为“理论”呢？这是我们溯源中国电视理论起点时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前人在考察民国电视知识时的止步之处。
（一）知识的译介是早期中国电视理论形成的基本资源与主要形式
自1840年以来，中国现代知识的发展带有浓厚的“西源”烙印。如果简单强调直接经验而拒斥译介来源的话，那么众多现代事物的相关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就会变成“断头”历史。
中国人对报刊和广播的认识，均远早于中国报刊业或广播业的建立。林则徐、郭嵩焘等人对报刊的认识就是通过翻译外报，接触外报发行过程，或出使外国期间的观察所得而形成的。这些早期的研究成果尽管朴素，却触及到现代报刊理论的诸多核心问题。新闻史研究早已将这些“间接”所得的理论成果当作中国早期报刊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中国报刊理论史”之中。方汉奇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中考察广播学术研究的历史时，也将1920年8月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无线电传达音乐及新闻》视作广播理论的早期学术成果之一——须知本土广播实践乃始自1923年。
可见，对报刊理论史和广播理论史的研究，不必将中国人自办报刊和广播视为“理所当然”的起点，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将1930-1940年代通过译介活动而形成的丰富的电视研究成果排除在电视理论的范畴之外。
（二）电视技术理论是电视理论的应有之义和重要组成部分
早期电视知识中最为系统的部分是电视技术，这的确与目前电视理论的人文社会取向相异其趣。然而电视对社会的功能与影响，都是以电视技术为基础展开的，电视技术理应成为理解电视媒介的基点。我们在文化层面对电视的讨论不能忽视电视技术的物质面向，它甚至应当在“电视文化身份的构建中居于核心地位”。然而，由于学科细分，当前新闻传播学已经将电视技术的大部分知识排除至学科体系之外，仅保留零星帮助理解电视特性的基础知识。（文章内容来源于《新闻与传播研究》，作者系曹培鑫，薛毅帆。文章详细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