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若回归到“初识电视”的语境中，技术理论之于电视理论就显得尤其重要。正如15世纪的艺术家在对焦点透视进行理论化阐述时，不会将欧几里得几何学、眼睛解剖学和光学排除在考察范围之外一样，中国人建构电视理论的最初阶段也必须涉及相关的科技。倪延年在《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之史学观照》一书中特别强调：“21世纪……对‘中国广播电视研究’的研究至少应该覆盖对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技术、广播电视理论……的研究及其发展过程等方面，以求完整全面地展现中国广播电视各方面研究的历史轨迹。”在2019年中国新闻史年会上，与倪延年先生进行沟通，倪先生再强调，关于电视技术的译介文章，是具有“时代特色”的理论成果部分。尽管不能说其为中国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作为理论发展的源头之一，无疑可以作为早期电视理论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电视技术本身应是电视理论研究的题中之义。

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更积极地评价电视知识输入的历史意义：在电视尚未成真的中国社会中，中国人正是倚仗技术知识，才找到了对电视进行“空想”最为真实可靠的支点，也才找到了展开关于电视文化与社会研究的基本立足点和讨论空间。

（三）将民国电视研究文章视为理论文章具有学术合法性

目前新闻传播学界在进行理论探讨时，即使以1980年代作为电视理论研究的正式起点，也不排除将对电视传播现象的描述和分析当作电视理论的必须部分。比如石长顺和刘枫在讨论中国电视理论建构方法时，也承认了“现象描述法”的地位：“这种研究方法，使用者既可能来源于业界也可能来源于学术界，其目的在于能够对整合电视传播现象进行描述，从而形成一定的理论。”

张国涛的《中国电视剧第一篇理论研究文章考》一文，可作为我们在认定“理论文章”时的一个重要学术参照：张文之所以将电视剧理论研究的起点确定为《电视剧浅议》（1964年）一文，就是因为此文将电视剧当做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并总结其特点，思考其发展方向。就此标准而言，许多民国电视研究文章无疑已经达到了“理论文章”的标准——恰如张国涛所说，在那样“贫乏的条件下，能够认识到并总结出这些真知灼见，实属难能可贵”。而许多学者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1834年所发的《新闻纸略论》一文为最早的关于报刊的理论研究文章，也与此同理。

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早期论及电视的大部分文章并未有意识地进行系统化的理论建构，也没有明确提出“电视理论”的概念，但却围绕电视业的起源、电视节目的生产与传播流程、电视台的经营逻辑、电视媒介的特征，甚至电视观众的媒介使用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描述、总结与思考。故而，我们有理由视这些文章为“理论文章”。

（四）当时的新闻学界已有将电视纳入新闻学学术知识体系的尝试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新闻学学术研究蜂起，各种新闻观点形成、传播和交锋。民国新闻学者任白涛在其1941年出版的《综合新闻学》中，就已经将电视与广播合称为“广播电视事业”，并呼吁“新闻业者和从事新闻学的研究者，都应用积极的目光，注视它的发展”，因为“电视的远程播送，一旦成功，在新闻事业上——特别是在采访上——一定要发生很大的变化”。1946年，学者胡道静更在《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中，将即将到来的“电视新闻”时代与“口头新闻”、“手写新闻”、“印刷新闻”、“广播新闻”并称为新闻发展的五个阶段。这种理论概括同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媒介环境学派主张的媒介分期论高度相似。

创办于1948年的《报学杂志》是一份学术性的刊物，登载了大量新闻事业相关知识和史料文献、新闻学的研究论文，以及新闻学术近著的书评。其中，就收录有若干关于电视的内容。比如介绍BBC转播肯塔基音乐会、赛珍珠在纽约主持电视广播、美国电视电台扩充至四百处等。尽管这些文章并非严格的理论文章，也被作为“消息”安排在“新闻界新闻”版面当中，但是《报学杂志》作为一个专业性的学术刊物，将电视传播的相关内容置于选题范畴内，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在编辑群体内，电视传播不仅可以被当作新闻业的新事物和新前景，更可以被当做新闻学学术讨论的内容而存在。

可见，在1940年代的新闻学研究领域内，电视已经成为新闻学术严肃讨论的对象，并确实出现了关于电视新闻的理论性成果。因此，可以认为民国电视知识在当时的学术标准下已兼具理论性与学术性。

四、民国电视理论的整体特点

通过第三部分的分析可知，民国时期中国人形成的电视知识，不单是简单的现象描述和概况介绍，无论在当时的学术视野中还是在现今的学术标准下，都已经具备了系统、科学，甚至前瞻的理论色彩。故而“民国电视理论”应当被视为一个合法的学术概念。

既然民国时期中国电视理论已初具雏形，那么对当时电视理论内容取向、思维方式、精神气质等方面的特征进行辨析，则是确定其历史意义的基础。

（一）内容取向：以“技术神话”理解电视的社会与文化意义

在进步主义和线性历史观的框架中，技术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尤其对于中国人，从“师夷长技”起就日渐形成一种对技术的渴望，甚至是崇拜之情。无怪有文章感叹电视发明者菲路·芳斯华斯（Philot Farnsworth）“以一个十九岁的人，居然能有这样一种伟大的发明给现代生活开拓一个新天地，在我们科学落后的中国人看来，不是一个伟大奇迹么？”同时，即使在西方，电视也依然处于试验阶段，大规模的社会化使用尚未形成，更罔论社会文化取向的电视理论成果。在这样的“内需”和“外源”背景下，中国人针对电视形成了以技术为主的持续性知识输入和理论铺垫，并在技术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电视媒介特性、传播优势、传播效果的初步理论总结。

“技术为主”不仅是一个客观现象，更是一种主观认定：对于时人来说，电视知识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学”，就在于电视技术知识具有极强的科学性，如前文所例举的《电视学》和《电视学述要》两组系列文章。曾有文章称新型的电视摄影器镜头就是爱因斯坦“一九〇五年的指示的直接结果”。其实作者在爱因斯坦与电视镜头之间建立的这一联系，在今天看来着实牵强，但这种“强行关联”的做法恰恰说明中国人热衷于在技术性的认知框架中理解电视，并搜罗（有时是牵强地，或策略性地）各种证据为电视的科学性背书。可见，民国电视知识以技术性内容为主的特征，不只是知识传播的客观情况，更是中国人主动确认的结果。

以技术为基础，人们展开了对电视社会文化属性的理解。这种理解有时会被夸张地拔高，将电视视为一种关乎人类福祉的超国家力量——这与当时国际战争背景紧密相连。技术既可以成为暂时搁置政治争端的缓冲地带，又可以作为制造互利共识的纽带。有文章援引德国广播事业指导者哈达莫斯干之语：“电视事业，为世界人类间最好之和平桥梁”；称英国的尼伯高分条盘与德国的极登白（即古登堡）印刷机同样重要，“英国利用德国发明者为基础，而德国则能採取英国之改良步骤”。又有文章称：“电视是科学的最新发明，克服战胜了距离，给予世界人类一种寻求知识的工具，而且会带来永久的和平”。这种观念不仅盛行于战前或战中，同样存在于战后：“电视已不仅为一科学玩具，亦为一潜在之社会力量。”

总之，从内容取向上看，民国电视理论以电视技术理论为主，社会文化相关理论为辅；同时，出于“技术神话”的心理，在部分论述中电视的社会文化价值具有“空想”的倾向。

（二）思维方式：在媒介比较中深化对电视属性的理性认识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常常需要置之于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由于当时电视仍是一种“传说之物”而无法被切实感知与使用，因此以已有媒介为参照，就成为理解电视的重要思路。电视一方面通过与已有媒介相关联而被定义和解释，另一方面也通过与已有媒介相区别而被赋予特征。

然而类比的认识路径使作者与编辑在面向读者解释何为电视时，常会制造一种陈述的矛盾。首先，解释者十分依赖已有媒介的概念，常会使用“就是”、“即是”之类的词汇，声称电视就是某种特殊的已知媒介。比如《电影与播音》称电视“就是影戏院里放映的活动影片”；又如《首都电厂月刊》将电视比附为家庭电影，称：“此种新发明可使热心无线电者，在家即可看有声电影”。但同时，杂志编辑们也清楚电视与电影或其他无线电媒介之间存在本质区别：比如强调“电视是利用无线电做中介……和电影之留影于影片而后再去享用是迥乎不同的”，而“电传字画（Picture Telegraphy）与电视也是两件事，不可混为一谈”；又如：“电视既非无线电，又非电影，亦非戏剧；它一方面参合三者的性质，另一方面含有若干迥异的新成份”。可见，早期中国人在构建电视知识时，存在一种理解的困境：既需要征用已知概念，依赖其他媒介来定位电视，又极力想要纠正那种植根于已有媒介而产生的对电视“想当然”的误解。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电视研究在进行媒介比较时，不仅做了横向对比，还有意识地在媒介发展史中进行纵向比较。“最初传递符号，名曰电报。其次传递语言，名曰电话。再次传递文字形象，名曰电相。今则传递语言音乐形象动作以及彩色，名曰电视。”这种明显带有“媒介进化论”色彩的电视观念在当时众多研究文章中都或隐或显地存在着。

总之，尽管存在某种理解困境，当时的中国人仍旧依赖于这种“他者”思维，来定义和解释这个“不在场”的电视，并在不断对照的过程中逐渐获得了对电视的理性、科学、周全的认知。

（三）精神气质：面对新媒介的乐观精神

特定的理论是特定时代精神活动的产物，其中必然凝结着特定的时代气质。理解中国早期电视理论的形成，离不开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战争背景。技术在二战中所展现的惊人力量，使得人们对作为新技术代表的电视的发展前景基本上持积极正向的态度，而由此产生的理论分析也大多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

不难理解，人们对电视的社会前景可能持有相当不同的观点，这反映出人们对新生事物与现有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和推测。当时有文章总结，美国人关于电视未来的社会地位分成三派观点：第一派认为，由于资金与物料的缺乏，电视“不能有任何发展，至少亦得停滞一段很长的时期”；第二派认为，为了扩大普及，电视应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原有的技术标准，使之不用“为过分的变更所拖累”；第三派则认为，电视正应当迅速发展超短波等新的技术范畴。

经过系统的理论分析，作者认定电视事业必定是战后各项事业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星”，“它的潜在势力足以兴起一项规模宏大的新工业——雇用成千的工人吸收以百万计的资金造成年达兆亿元的贸易额。整部工业史内，找不出一项新兴工业像电视工业这样机缘良好，能够在战争的间隙中勃起，并且缜密地计划着自己的前程”。纵观当时电视研究的理论文章，这种乐观的精神普遍存在。时任金陵大学影音部主任的孙明经就以严肃的学术态度指出，尽管盲目断定电视的将来必定“极惊人”是一种有些“过分”的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加紧改良接受和发送的基础上，电视的“进步已经很快而有成效。最近的发展已经开放了未来无限的光明”。

除了被看作一项前景乐观的国家事业外，电视也被视为一门利润可观的生意，这是当时许多研究文章的共识。有文章分析说，虽然目前广告公司对电视广告投入巨大而收益较小，但是“广告者以为电视者若确有地位，暂时蒙受若干损失俾奠定其基础，在所不惜”。

除了此处列举的例子外，前文提及的绝大部分文章基本上都对电视的前景抱有积极的态度，而当时的电视理论在整体面向上也带有明显的乐观主义色彩。

五、结论：对电视理论“史前史”的发现与重估

在1930-1940年代，受到弥散于中国知识群体间的民族主义、技术崇拜等意识形态的召唤，电视这一新媒介被赋予了独特的社会角色和媒介地位，也被赋予了重要的存在价值和未来可能。中国知识界通过观察国外电视实践和译介国外电视知识，在本土既有知识的基底上，形成了关于“相识不相见”的电视媒介的一整套知识。这些知识涵盖了电视的技术原理、业务实践方式、生产与传播特性、社会功能、建设原则等诸多方面；这些知识并非是幼稚、琐碎、混乱、臆测的，其中一部分电视研究的文章，具有相当程度的成熟度、完整性、系统性和科学性。无论从当时的学术视野，还是如今的学术标准来看，都可以认为当时中国已经出现了初具形式的电视理论研究，堪称中国电视理论的起步阶段。因而，将中国电视理论的起步时间点认定在1958年并非一个准确的结论，在中国电视业建立和电视实践开始之前，电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还存在着一段内涵丰富且极具价值的“史前史”。

追溯电视理论在1930-1940年代的历史起点，实际上拓宽了研究中国电视理论时的“问题域”：当我们发现中国电视理论的起步与实践的展开之间具有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差，我们就需要在二者的历史对照中，考察先在的电视知识如何与后来的技术标准、政治环境、新闻制度等具体条件相接合，哪些理论设想（如电视用于公共教育）顺利地进入了新中国的电视实践，而哪些设想（如电视用于人际传播）最后落空？这些新问题，无论在电视史的层面再度审视1958年前后新中国筹备与初建电视业，还是在电视理论的层面探讨中国本土电视理论的起源与范式抉择，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知识社会学的思考维度。

无论从民国理论到新中国实践的“变现”过程中存在着何种割裂、矫正与重构，我们都不能否认，作为一种思想成果的理论“史前史”，其独特的历史价值更像是一种“延宕的实现”：这些知识并不会因为技术制约，或随着政权更迭，就消散无踪；“盗火者”为中国带来的理论火种，在日后某个合适的时空条件下，定会焕发出理论的力量，为中国电视实践增添燃料。比如，前文提到的孙明经从院系调整后就执教于北京电影学院，为新中国培养出一大批电视创作与管理人才。这些“继承者”们在中国电视事业的重要岗位上工作数十年，影响深远。总之，新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不能说与1930-1940年代间大批知识分子的理论学习与思考经历无所关联。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对民国电视理论成果进行重新评估，并继续探索其中尚存的研究空间与其所引发的新问题，以此充实当代的电视学研究。（文章内容来源于《新闻与传播研究》，作者系曹培鑫，薛毅帆。文章详细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