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9日至31日之间，通过“极术云”网络样本库，采用分层配额抽样的方法进行了覆盖全国31个省市（不含港、澳、台地区）的网络问卷调查，获得有效问卷2060份。在问卷中，我们让受访者对10道事实判断题的真实性进行了判别，并询问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这些信息的可能性，还询问了他们对新冠病毒相关信息的关注度、对基本科学常识的认知水平、使用媒介和信息渠道获取信息的基本能力、对信息过载的感知程度、获取新冠疫情相关信息的主要渠道等问题。

（一）样本构成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20年9月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样本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反映了全国网民的基本情况；中等收入人群占比较大，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的代表性相对欠缺。

（二）变量测量

1. 信息辨别力

受访者对4条科学事实和6条伪科学虚假信息的辨别情况所示，判断准确度最高的一题是“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正确率达80%。而“空气越干燥，人们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越高”、“零下20℃，新冠病毒可存活20年”两题正确率最低，分别为23.5%和23.9%。有相当多的受访者选择了“不清楚”选项（范围在12.1%到41.4%之间），表明人们对新冠肺炎相关信息的认知水平普遍较低。

对每一道事实判断题，若受访者判断正确编码为1，判断错误或选择“不清楚”编码为0。将这10道题的判断结果取平均值，得到取值在0-1之间的受访者对真伪科学信息的辨别力（M=.43,SD=.19）。也就是说，受访者平均只可辨别正确不到一半的科学事实或虚假信息。其中，对科学事实的辨别力（M=.46,SD=.27）要显著高于对伪科学虚假信息的辨别力（M=.41,SD=.26；p<.001）。

2. 信息分享意愿

对每一道事实判断题，受访者被问及在微信朋友圈、微博或QQ空间分享该信息的可能性有多大。选项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1-5分代表从“完全不可能”到“可能性非常大”。相比之下，受访者对科学事实的分享意愿（M=3.30，SD=.685）要显著高于对伪科学虚假信息的分享意愿（M=2.84，SD=.633；p<.001）。

3. 科学素养

本研究使用的科学素养量表借鉴了美国科学基金会科学与工程指标（US Science & Engineering Indicators）中与物理学和生物学相关的科学常识题，共6个题项。若受访者回答正确编码为1，回答错误或选择“不清楚”编码为0。对这6道题的判断结果取平均值，得到取值在0-1之间的科学素养水平（M=.47, SD=.24）。也就是说，受访者只能回答正确不到一半的科学常识题。

4. 信息关注度

问卷中询问了受访者对患病人数变化、传染地区变化、防控应对措施、病毒相关知识、医院治疗信息、防控专家采访等话题的关心程度。选项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1-5分代表对话题从“不关心”到“很关心”。对这6个题项取平均值测量人们对新冠疫情相关信息的关注度（M=4.05, SD=.69），该变量具有较高的信效度（KMO=.866, p<.001; Cronbach's α=.84）。

5. 媒介信息素养

我们借鉴了多个成熟量表，建构了一个由6个项目组成的媒介信息素养测量指标，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1-5分代表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对这6个题项取平均值测量人们的媒介信息素养水平（M=3.82, SD=0.61），该变量具有较好的信效度（KMO=.813,p<.001; Cronbach's α=.74)。

6. 信息过载感知

我们对目前广泛使用的癌症信息过载量表中的6个题项进行了改编，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1-5分代表从“完全不赞同”到“完全赞同”。对这6个题项取平均值测量人们在新冠疫情中感知到的信息过载程度（M=2.69, SD=0.75），该变量具有较好的信效度（KMO=.822, p<.001; Cronbach's α=.74）。

7. 信息获取渠道

本研究测量了受访者通过与亲朋好友面对面交流（M=3.27，SD=.97）、传统媒体（报纸、广播和电视，M=2.85，SD=.98）、在线新闻（新闻网站、今日头条、澎湃等手机新闻类APP，M=3.46，SD=1.03）、社交媒体（微信朋友圈、QQ空间、微博等，M=2.76，SD=.95）等渠道获取有关新冠疫情相关信息的频率，选项均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1-5分代表“从不”到“非常频繁”的接触程度。

（三）分析方法

首先，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我们对真伪科学信息的辨别力和分享意愿建立了结构方程模型，以期探寻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路径。其次，在控制了科学素养水平、信息获取渠道和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我们将对疫情相关信息的关注度、感知的信息过载程度及媒介信息素养水平作为解释变量进行了层次回归分析，以期探寻人们的注意力如何与信息过载的环境相互作用，影响其对真伪信息的辨别力。

三、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首先，科学素养水平显著正向影响人们对伪科学虚假信息的辨别力（β=.170，p<.001），支持假设1。其次，人们对疫情中信息过载程度的感知显著负向影响其对伪科学虚假信息的辨别力（β=-.079，p<.001），支持假设2a；另一方面，信息过载感知会显著正向影响人们对伪科学虚假信息的分享意愿（β=.160，p<.001），支持假设2b。第三，媒介信息素养水平对人们正确辨别伪科学虚假信息的影响并不显著，假设3a未得到支持；但它显著促进了人们分享虚假信息的可能性（β=.232，p<.001），支持假设3b。第四，信息获取渠道与人们对伪科学虚假信息的辨别力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假设4a和4b均未获得支持。最后，人们对虚假信息的辨别力与其分享意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β=-.851，p<.001）。

从个体差异来看，男性对虚假信息的辨别力要显著高于女性（β=.029, p=.009），年龄越大（β=.007，p=.035）、受教育程度越高（β=.011，p=.023）的人对伪科学虚假信息的辨别力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分享伪科学虚假信息的意愿越低（β=-.051，p<.001）。

首先，人们的科学素养水平能显著正向影响其对真实科学信息的辨别力（β=.217，p<.001），支持假设1。其次，感知的信息过载程度对于正确辨别真实科学信息仅有边际显著负向影响（β=-.020，p=.095），但对分享真实信息的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71，p=.012），支持假设2b。第三，媒介信息素养水平不但能显著正向影响人们对真实信息的辨别力（β=.103，p<.001），也能显著正向影响其对真实信息的分享意愿（β=.196，p<.001），假设3a和3b均得到支持。第四，通过与亲朋好友面对面交流（β=.017,p=.004）和传统媒体（β=.015, p=.008）获取新冠相关信息均能显著正向影响人们对真实信息的辨别力；而通过社交媒体获取信息负面影响其对真实信息的辨别力（β=-.015, p=.010），假设4a和4b得到支持。最后，人们对真实科学信息的辨别力与其分享意愿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β=1.034，p<.001）。

从个体差异看，人们对真实科学信息的辨别力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均无显著相关性。但年龄越大的人分享真实信息的意愿越强（β=.025，p=.004）。

我们注意到信息注意力、信息过载感知和媒介信息素养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性，因此，我们通过层次回归考察了这三个变量对真伪科学信息辨别力的影响，以回答研究问题1。如表5模型1所示，人们对新冠疫情相关话题的关注度与其对虚假信息的辨别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020, p=.023），对信息越关注的人辨别力越好。当模型2中加入感知的信息过载程度后，注意力对辨别力的影响不再显著（β=.006, p=.473）。人们的媒介信息素养也与其对虚假信息的辨别力有显著正相关关系（β=.022，p=.031），但当模型3中控制了感知的信息过载之后，注意力（β=.003, p=.775）和媒介信息素养（β=.010，p=.345）对辨别力的影响均不显著。

就真实科学信息而言（模型4），对信息的注意力能显著正向影响人们对科学事实的辨别力（β=.035,p<.001）。当控制了信息过载感知后（模型5），注意力与辨别力之间的关系仍然显著（β=.029，p=.002）。但当加入媒介信息素养水平之后（模型6），注意力与辨别力间的关系不再显著（β=.002，p=.820）。而媒介信息素养水平对人们辨别真实科学信息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76，p<.001）。对信息过载的感知程度则显著负向影响其对科学事实的辨别力（β=-.018，p=.020）。

综上，就信息辨别而言，人们的科学素养水平对其正确辨别真伪科学信息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媒介信息素养仅能显著促进人们对真实信息的辨别力，对辨别虚假信息并无显著影响。感知到的信息过载会显著损害人们对虚假信息的辨别力，对辨识真实信息有边际显著负向影响。人们对信息的注意力和对真伪信息的辨别力之间呈现出一种虚假关系，对真伪科学信息并非越关注辨别越准确，它受到人们感知到的信息过载程度与自身的媒介信息素养水平影响。在四种传播渠道中，不管人们通过面对面交流、传统媒体、在线新闻抑或社交媒体获取信息，都不会影响其对虚假信息的辨别力；而面对面交流和传统媒体会增加人们对真实科学信息的辨别力，社交媒体则会损害对真实信息的辨别力。就信息分享而言，媒介信息素养水平越高的人和感知到信息过载程度越高的人都会更愿意分享真伪科学信息。

四、结论和讨论

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往往伴随着虚假信息的泛滥与传播。2003年非典、2009年甲型H1N1流感等事件无一例外。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医疗、卫生、科研等权威部门对新冠病毒尚处于研究探索中，普通公众更是知之甚少，造成大量不确定性消息在网络上出现、传播，真假难辨。这类信息或危言耸听，引发社会恐慌；或倡导不正确的防疫措施，对疫情防控产生负面影响。世卫组织呼吁世界各国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同时，也要重视“信息疫情”带来的危害。

2022年12月，我国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政策，结束了先前较为严苛的封控措施。随着逐步放开，全国新冠病毒感染人数不断攀升，引发了新一轮的社会恐慌。与此同时，网络上又涌现出大量与变异毒株、治疗药物、新冠后遗症相关的虚假信息。如2023年元旦前后，“XBB.1.5变异毒株在美国登顶，建议大家有条件囤点儿蒙脱石散”的假消息在网络上流传，引发该药物在全国多地药房、电商平台一夜脱销。在12月30日举行的“2022凤凰网财经峰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高福也指出：“现在既要防新冠疫情，也要防信息流行病。”

基于一项全国性网络问卷调查，本研究对于有效抗击“信息疫情”或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我们发现公众对与新冠相关的科学常识存在较大的认知偏差；相较科学事实，人们对虚假信息的辨别力更差。这显然不利于疫情防控。

就影响信息辨别的认知因素来看，人们的科学素养水平是影响其正确辨别真伪科学信息最重要且最为稳健的正面因素。科学素养水平越高，对信息的辨别力越强。可见，我们要注重培养公众的科学素养。政府和有关部门需积极组织科普教育，使公众加强对科学知识的再学习，保持对最新科学进展的关注与敏感。同时也要鼓励科普创作者将专业的科学知识制作成简单易懂的图文、视频、动漫等，让人们通过刷手机就能接触到科普知识，让优质的科普内容融入日常生活中。只有全面提升人们对科学常识的认知水平，才能提高其对科学信息的辨识能力，更好地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科学信息传播。

其次，人们感知到的信息过载程度是影响其正确辨别真伪科学信息最重要且最为稳健的负面因素。在新冠疫情期间，人们感知到的信息过载越严重，对新冠病毒相关的真伪科学信息辨别力越差。这说明，过载的信息环境会给人们的认知带来极大干扰，使人丧失对信息的辨别力。尤其当面对虚假信息时，哪怕人们对信息的关注度很高，但由于无法应对海量信息带来的认知负荷，关注度高的人也容易迷失在信息汪洋中，无法正确识别真假。

第三，媒介信息素养对人们的辨别力也起到了一定的正向影响。但媒介信息素养对人们正确识别科学事实有较显著的影响，对正确辨别伪科学虚假信息影响不显著。这或许是因为媒介作为官方发布渠道在传播真实信息方面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但在对虚假信息及时辟谣等方面未能采取有效的方式和渠道。加之网络世界中信息过载严重，人们虽具备一定的媒介信息素养水平，仍难以在混杂的信息中辨识虚假信息。而对于科学事实，哪怕人们对新冠疫情相关信息的关注度很高，也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媒介信息素养，才能正确辨别信息真伪。

第四，人们对真伪科学信息的辨别力还会受到信息获取渠道的影响。传统媒体在疫情这一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表现出良好的引导作用，能提升人们对科学事实的辨别力。这可能是因为传统媒体作为疫情期间最重要的官方发布渠道，更及时、准确、客观，并具有较高的公信力。而社交媒体削弱了人们对真实信息的辨别力。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经常使用社交媒体获取信息的人可能因为接触到大量真假难辨的信息，在面对真实信息时都难以相信。

就真伪科学信息传播的影响因素来看，我们发现伪科学虚假信息辨别力越差、真实科学信息辨别力越强的人，越愿意分享相应信息。这说明人们并非故意传播虚假信息，而是因为“信假为真”，这也与前人的研究结论相符。同时，媒介信息素养水平较高的人因其能熟练利用媒介也具有更高的信息分享意愿。而当感知到信息环境过载越严重时，人们越愿意分享信息，不论其真假。这可能反映出在信息过载的重负之下，人们需要将接收到的信息转发出去以达到“减压”的目的。

本研究从认知心理学视角出发，分析了在新冠疫情期间人们的认知能力和认知局限性如何相互作用影响其正确辨别和传播与新冠病毒相关的真伪科学信息。在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人们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恐慌情绪加剧，对信息的需求也会增加。在疫情爆发初期，信息的匮乏使人们更容易去相信新出现的信息，而不对其加以辨别。及时发布权威信息能平息公众内心的不确定性与恐慌感，一味遮掩只会造成更大恐慌，进而导致公众情绪失控和过高的风险感知，削弱人们对虚假信息的甄别能力。从2019年12月底至2020年1月中旬的种种行为与言论，如对李文亮医生进行训诫，新闻中“未见明显的人传人”等，让人们一开始对所谓的“不明肺炎”不加重视，在疫情真正爆发后又不知所措、盲目悲观，并伴随着担心自己所了解的信息并非真实情况的怀疑。因此，为了能让人们客观评估疫情的严重性，必须要重视信息的透明公开。

但与此同时，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一旦感受到信息过载甚至超载，信息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要充分考虑到人的认知局限性，既要满足人们日常的信息需求，让他们能快速获取必要的信息，及时了解疫情的发展状况、病毒的防治措施等，达到自我保护和减少恐慌的目的，又要避免过量信息使人感到迷失，从而丧失判断力。要在信息的丰富性、多样性与信息过载之间寻求平衡，过犹不及，避免过量信息给人带来认知上的负荷。同时也要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培养人们的科学素养与媒介信息素养，使他们具备更高的认知能力，从而能更好地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真假难辨的海量信息。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第一，我们选取了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与腾讯较真查证平台作为辟谣信息收集来源以确保权威性，但可能无法覆盖疫情期间流传的全部伪科学虚假信息，尤其是通过人际渠道传播的信息。第二，本研究的问卷调查于2020年底展开，彼时我国疫情已得到全面控制，人们对新冠病毒的认知较疫情初期有了较大提升，因此受访者的作答情况可能难以完全反映疫情初期也就是虚假信息大规模爆发期的最真实情况。第三，本研究通过网络样本库获取了全国性配额样本，尽管在主要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上能代表全国网民，但仍不是概率样本。第四，本研究从认知心理学视角出发，关注了认知能力与认知局限性对人们处理、辨别与传播信息的影响，但未能考虑情绪在信息处理和传播中的作用。尤其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人们的恐慌情绪、对未知风险的感知会如何影响认知判断与传播行为，本研究未能给予关注。在今后的研究当中，我们将进一步探究情绪如何与认知相互作用进而影响人们对信息的处理、辨别与传播。（文章内容来源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1期，作者系王蕊、常芷若。文章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