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全球人口流动背景下，“远程家庭”已然成为一种新型社会图景，许多流动的打工父母不得不与孩子异地而居。此种情况下，父母怎样与他们留守的小孩沟通？远程抚育又如何进行？对此，该研究以录像民族志为方法，深入探索父母使用视频通话技术进行“媒介化抚育”的实践和路径。基于两年的录像田野和细致的录像分析，研究展现了远程媒介化抚育是“远程代际合作”过程，祖辈以“脚手架”角色参与其中；结合语音音律以及对远程传播中“物”的分析，论文指出媒介化抚育参与者需要调动“具身”特征、调动“物”的“示能”来构建远程亲密关系。该文为理解中国劳动力流动所带来的远程抚育与新媒介之间的相互构建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也为传播学中有关媒介、身体和物质性的探讨提供了创新方法论范式参考。

关键词

留守儿童 视频通话 远程媒介化抚育

身体与物质性 录像民族志

一、引言：视频通话与远程家庭

现代人对远程沟通早已不再陌生。尤其是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远程”和“视频”这些词汇成为鲜活而具体的社会活动进入了更广阔的视野。以视频为中介的传播（video-mediated communication）已成为当代生活和工作的重要工具。据Zoom在2020年4月统计，其每日活跃的会议参与者人数达3亿。此前，微信2018年报告的其视频通话用户数量在2015年基础上同比增加了570%，每天有4.1亿次音视频呼叫成功。与过去的语音电话相比，视频通话为用户提供图像的同时，也提供了更多具身的（embodied）、感官的（sensorial）、实时的（simultaneous）和互动性的（interactional）资源，比如眼神、面容、手势、体态等。阿迈恩（Ilkka Arminen）等指出：“无论人们的收入和地位如何，视频通话都正在成为他们普及的沟通渠道（communication repertoire）。”

在全球人口流动背景下，视频通信技术在远程家庭（distributed family）中的作用也更加凸显。这种新技术帮助家庭成员在远距离环境下进行更具象的沟通。2018年BBC制作了一部名为“Skype家庭”的纪录片，描绘了英格兰跨境移民家庭在Skype上构建的家庭生活。在该片中，家庭成员尝试使用视频通话创造日常家庭实践，例如：影片中远在别国的父亲使用视频通话看到他的孩子学会爬行和微笑，跨国夫妻在屏幕上一起吃饭，异地的恋人用视频通话进行虚拟约会，离居的亲人一起在Skype上跳舞和喝啤酒。

视频通话在我国远距离家庭中也受到青睐，成为流动人口维系家庭关系的重要工具之一。这一现象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尽管现有研究较少直接聚焦于视频通话，但有学者已开始探索智能手机和微信等媒介对于实现远程父母职的作用。肖索未和汤超萍在有关北京家政女工的研究中提及，微信已然成为“远程照料”的手段，为流动母亲提供了实现母亲职责的可能性。胡春阳和毛荻秋有关留守儿童与亲子关系的研究也指出：“留守儿童家庭中的父母和孩子通常长期分离，只能借助手机、电话等媒介进行日常沟通和关系维护。”与此同时，国际上有关跨国抚育的研究也呈现迅速增长的趋势。这些研究在阐述新媒介如何重塑流动家庭亲密关系的同时，都特别提到视频通话媒介区别于其他媒介（如电话、信件等）：视频电话的“可见性”（visibility），使父母和孩子可以虚拟地“见面”，这种“可见性”加强了利可布（Christian Licoppe）所言的“连接性在场”（connected presence），使远距离抚育更多样，为促进亲密关系起到了极大作用。

然而，就方法论而言，现有研究大多采用访谈法，虽探索了视频通话媒介在远程家庭中的优势，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人们使用这一媒介的感受，并了解其使用频率等情况，却难以深挖视频通话的实践意涵。换言之，鲜有研究对父母和子女“如何”（how）完成异地视频沟通进行考察， 我们也因此对打工父母“怎样”与留守子女视频沟通的细节知之甚少。但是，“怎样”这个问题却是媒介化抚育的重要内容。对“怎样”的探索，可以帮助我们近距离了解远程抚育的路径和挑战。手机和视频通话中的媒介化抚育不仅是物理距离上的“远”，可能还会涉及情感的“陌生化”。在这种情感和距离的挑战下，交流如何进行？更进一步而言，远程父母职的实现，不仅是访谈中父母告诉研究者他们使用手机或者视频电话辅导儿童功课这类具体事务，还包括媒介化环境下，父母“怎样”和儿童交流，他们的语气如何，情感表达如何，这种交流和面对面交流差异如何等问题。

这些基础性问题，鼓励着研究者走进视频通话媒介被使用的“现场”和“田野”，去探索中国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过程中打工父母和留守子女的远程沟通实践，包括：（1）他们在远程抚育过程中具体互动实践（interactional practice）如何？在虚拟的环境下父母对小孩的抚育如何达成？会遇到哪些难点或挑战？（2）新媒体的“示能”（affordance）如何在远程传播中得到体现？（3）视频通话的参与者，包括父母、小孩、照料小孩的祖辈，在这一传播行为中各自的角色为何？

在进入本文中心议题之前，下文先简述劳动力流动和家庭关系转型与新技术媒介之间的相互构建关系，以帮助读者了解当代远程媒介化抚育形成的重要背景。

二、研究背景

（一）我国城乡人口流动、留守儿童与家庭结构变动

2013年全国妇联在《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称，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100万人，占儿童总数量的21.88%。2018年，民政部通报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减少至697万人，其中96%的儿童由（外）祖辈隔代照料。尽管以往研究均承认，父母外出打工为留守子女提供了更好的经济环境，但研究者们主要提示父母抚育的缺失对留守儿童产生的负面影响。留守儿童常常会感到孤独甚至感到被遗弃,也有孩子面临学习的困难,甚至有研究提到父母关爱的缺失导致留守儿童的智力发展滞后。

留守儿童现象背后是人口流动带来的家庭结构变动。留守儿童多由祖辈照料，因此催生了新型的代际合作育儿现象，形成了一种“远程代际合作育儿”格局。肖索未曾阐述，在代际合作育儿的过程中，祖辈与年轻父母会依靠彼此的亲密关系形成弹性的权力格局，孩子父母和祖辈会有不同的分工和角色。肖索未将这种代际合作育儿中的权力分工称为“亲密的权力”，用以指代家庭依靠彼此的情感关系弹性地博弈其角色的过程。肖索未的研究关注同居环境下代际合作育儿，本文将其扩展到留守儿童抚育关系中，进一步探索媒介化代际抚育背后的权力博弈。

这种家庭结构变动极大地冲击着留守儿童与打工父母的情感关系。有关留守儿童的一项元分析提出，媒介可能对此类情感关系提供补偿功能，打工父母和留守子女之间频繁且规律的沟通有助于降低分居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随着中国农村网络普及率的极大提高，越来越多乡村人口开始使用智能手机及移动网络。在1990年代和2000年初期，打工人群想要和家里联系，大多需要使用公用电话，或者先打电话到村里有电话的人家里。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流动父母得以通过智能手机与家人沟通，也因此促进了媒介化情感关系的构建。但正如王清华和郑欣认为，虚拟空间中的情感补足可能只是短效药，加强亲密关系不能仅依赖于媒介本身。

（二）人口流动过程中的媒介化抚育

由人口流动造成的父母和孩子分居现象并非中国之特有，而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近十年来，国际学界对于远程家庭的关注越来越多，愈加丰富的研究开始探究远距离家庭成员如何使用通信传播技术展开媒介化抚育并维持情感关系。其中，由于菲律宾大量输出女佣，菲律宾跨国流动的母亲、跨国留守儿童、跨国抚育等问题成为国际学界广泛关注的重点。

这些研究当中，首屈一指的当属梅迪阿诺（Mirca Madianou）和米勒（Daniel Miller）多次通过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探索菲律宾母亲远程抚育的研究。通过同时调研母亲及其对应的留守子女，梅迪阿诺和米勒展现了一幅新媒体技术背景下人口迁移的图景。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在2012年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流动和新媒体》（Migration and New Media）一书时，为之设计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封面：一片悠悠青绿色下，一个孤孤单单的Home键被放在书的中间。似乎只要用力按下去，外出打工的父母就能瞬间通过Home键回到家里。这样的设计极具表现力地呈现了“距离”和“新媒体”的关联。在此书中，梅迪阿诺和米勒将移动设备终端概念化为“复媒体”(polymedia)，展现手机作为一个媒介，整合了文字、图像、视频的同时，又聚合了媒介、娱乐、关爱、沟通等多种社会功能。他们将这种媒介化抚育方式称之为“移动手机抚育”（mobile phone parenting），并提出媒介和新传播技术为这些流动人口赋权，为他们提供了完成“父母角色”的可能性。

然而，梅迪阿诺和米勒在《流动和新媒体》一书中单辟一章，特别聚焦于儿童视角，讲述菲律宾留守儿童如何“抵触”和“反感”此类媒介化抚育。尽管孩子们承认新兴通信技术让他们和外出母亲的沟通变得可能，但他们对于科技是否可以传递母爱这个论述表达了相当质疑的态度。比如一些孩子提到，母亲常常在媒介环境中忽略他们的实际年纪。

孩子的视角正好印证了社会学家贝克夫妇（Ulrich Beck & Elisabeth Beck-Gernsheim）在《遥远之爱》(Distant Love)中的观点。他们认为现代科技对于远程家庭而言，其实是一种“晴天科技”(sunny day technology)。这里的晴天自然不是真的意味着自然天气，更意味着家庭关系、事情是否紧急等状态：

毋庸置疑，如果出现重大或甚至轻微的危机（学校、药物问题、疾病、事故等方面的困难），很快人们就会意识到这些媒介化形式的母爱所带来的限制。新媒体是“晴天科技”（sunny day technology）。在困难时期，亲密关系和实际陪伴变得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儿童。

（三）视频通话抚育的优势和特性

媒介化抚育的相关文献常提及“视频通话”的特殊作用和优势。家庭社会学家彭铟旎提到，外出打工的菲律宾母亲，特别是那些有幼小的留守子女的，尤其赞赏视频通话：“因为当小孩年幼，尚不能完全理解母亲所说的话，或者还不能用清楚的语句表达自己的情感时，可视化的聊天便对他们和远程母亲的沟通大有帮助。”也有研究提到视频通话提供的“视觉识别”（visual recognition）功能为流动父母提供了情感保障。许多流动父母十分担心自己与孩子分居之后，孩子不再认识他们。这种不被认知的恐惧通常被认为是缺乏亲密感的表现。视频通话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被识别”（being recognized）为父母的场域，从而显得格外珍贵。

诚然，不同媒介，因其不同的示能，对于补偿远距离环境下的亲密感具有不同的效果。一些流动母亲提到，如果小孩遇到紧急问题或者金钱问题的时候，他们更加倾向于使用语音电话与小孩及时沟通。在一些特殊节日（如小孩的生日、母亲节），父母可能认为文字信息具有特殊的意涵。随着小孩的年纪增大，一些孩子也会更倾向于用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与父母沟通。而小孩年龄越小，视频电话的次数越频繁。然而，正如利克布（Licoppe）和思默瑞达（Smoreda）所言，在这样的家庭沟通中，很大程度上是传播的行为本身（the act of communication）比传播内容（content）更为重要。

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打工父母和留守孩子的视频通话过程，追问这些传播实践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本文想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打工家庭都在使用视频通话，也并不代表本文认为所有的家庭都应该使用视频通话。本文出发点是关注这些熟练使用新媒体的家庭，关注新媒体如何影响了这些远程家庭的亲密关系。为此，本文选取的家庭也只是广大打工家庭中的小部分。希望通过细微细致的考究，深入探索这些正在使用这一科技的家庭，是如何在使用它的。这个常常被研究者视为理所当然的问题，却是本文的用勤所在。其创新之处在于，本文并不将视频聊天视为恒定的要素，而将它视为一个“互动的成就”（interactional achievement）。视频通话是需要行动者使用“互动的功夫”（interactional work），包括并不限于言语、手势、肢体、感官、物质等传播元素，在互动行动中与他人远程协同合作，才能完成的一件互动行为。

三、研究方法：录像民族志

为深入了解远程父母和孩子如何使用视频通话，本文借鉴了国际学界对于视频通话的录像研究，使用录像民族志（video-based ethnography）方法，录制打工家庭自然发生的视频通话过程。录像民族志起源于社会学中的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和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视角，这种方法论强调回到人们的互动本身，去探索互动的规律和模式。因其对互动研究的优势，本文希望借助录像民族志，深入剖析远程媒介化抚育到底“怎么样”被实现这一问题。在先行访谈和问卷类研究基础上，本文旨在补充远程抚育互动实践方面的相关研究发现。

（一）录像田野

本研究的田野调查地点选于四川和贵州的农村地区，田野工作从2016年9月初期探索到2018年12月基本完成。在田野过程中，笔者通过与研究对象建立起信任关系，获得研究对象的同意进行录像和分析，在跨越两年多的田野中，田野工作本身发生了许多的调整和变化。也正是在不断修正田野的过程中，逐渐找到研究的核心和问题。田野工作前半年时间多用于寻找研究对象并与研究对象建立信任关系。其间笔者先后在深圳、东莞两地的打工村进行调研，与13对在外务工的夫妻进行了深入沟通，并花时间与他们同吃同住，了解他们子女的情况。笔者虽然在深圳和东莞进行了大量录像，却在录像和前期探索性分析阶段发现在打工父母一侧录制的影像具有很多的不足，例如小孩总在视频电话中跑动，因此无法捕捉到小孩。于是，笔者通过前期调研积累的人际基础，决定前往这些打工父母的老家。也因为作者自身的方言优势，选择了人口流出大省四川和贵州的留守家庭。之后，笔者在十余个村镇拜访了56个不同的农村留守家庭（因匿名需求，不阐述村镇的具体地址）。在这些家庭当中，笔者摸索出一种创新的录像方法（图1），既可以捕捉到小孩和祖辈，也能录制到打工父母。此后，在每个家庭中连续录像5-6次（一般在1-2周内完成一个家庭的录像工作，这取决于该家庭的视频通话频率），最后选取2-3次该家庭较为完整的录像作为研究数据。为保证本文数据分析的一致性，本文所选取的105次录像是完整的从留守儿童一侧录制的视频，并不包括在深圳东莞打工父母一侧录制的视频。这些通话时长从7分钟到98分钟不等，平均时长26分钟。

本研究依据以下三个条件选择研究对象。第一，为了真正理解父母子女分居的状况，选取父母双方均外出打工的家庭。第二，如前文提到，诸多研究已表明，孩子越小，打视频电话的频率越高，因此笔者选择的是有3岁以下婴幼儿留守的家庭。第三，入选的家庭每周至少有2次视频通话。换言之，并非仅研究者教授这些家庭使用视频电话，打工家庭也都是视频电话科技的日常使用者。除以上条件外，研究对象的地点（如父母打工的城市）及其他要素并没有作为筛选条件。本研究所有素材的语言为四川话或贵州话。

（二）录像方法

具体到录像方法，本文结合传统录像以及录屏的方式，获取两组视频流。第一，通过传统录像，获取祖辈及婴幼儿使用手机视频聊天的过程，见图1机位1。第二，通过手机录屏方式，又可从手机屏幕中得到远程打工父母的表现，还能通过录屏的小屏幕得知父母所看到的孩子在屏幕中是怎样的，见图1机位2。

图1 录像方法结合了传统录像及手机录屏两种方式

（三）录像数据处理、转写及分析

录像分析自发展以来，已有了较完善的视频处理和分析方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录像分析所用的“无动机观看视频”（unmotivated looking）策略，这种策略是指在分析初期不带价值判断去观看录像。收集到录像素材后，笔者使用Adobe Premiere Pro CC视频剪辑软件将两则视频流同步到同一屏幕，反复观看并做笔记，观察视频通话中发生了些什么行为，以及行动者（父母、祖辈、子女）是如何协作完成这些行为，再对重复出现的行为和现象进行界定和转写。

录像片段转写（video transcription）是十分重要的分析步骤之一。录像转写，顾名思义是将视频转写成文字，这也是将视频呈现给读者的可行方式。然而，视频转录不同于单纯的文字转录，视频转录过程不仅关注对话，也关注非言语要素（肢体语言、动作、环境等）。如本文所使用的转录片段，不仅包括对话，也包括对话中的间隔时间、人们的肢体行为以及一些对应时间点的视频截图。所有转录均使用会话分析学家杰弗森（Gail Jefferson）创设的会话转写系统。本文附录中详细罗列了本文所使用的转写符号及意义。同时，借助Adobe InDesign软件对转写进行排版。除此之外，本文使用了Praat语音分析软件对视频数据中的音律展开分析（prosodic analysis）。（文章内容来源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1期，作者系甘雨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