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媒介化抚育中的“脚手架”、身体及物质性——以留守儿童与打工父母的视频通话研究为例（上）

本文所有研究过程和研究内容获得了香港中文大学调查与行为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Survey and Behavioural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批准。为保护研究对象，转录文字中的姓名和环境全部经过了匿名处理。录像转录中的人物图片和截图，借鉴美国语言人类学家古德温（Charles Goodwin）呈现录像数据的经验及笔者以往研究基础，使用了线描和手绘方式，既能美观地呈现研究重点，也能很好地保护研究对象。

四、研究发现：远程媒介化抚育的互动实践及路径

（一）远程抚育中的“脚手架”

国内外既有文献在谈论媒介为抚育赋权之时，多把媒介化抚育描述成一种“父母-子女”的关系。然而，本文通过对视频通话的分析，发现远程媒介化抚育往往是一个三者传播（three-party communication），是一个“远程代际合作育儿”的过程，是“父母-祖辈-儿童”与“媒介”的互动和互构。远程父母经常需要祖辈的协助才能完成和小孩的互动及抚育。本文因此提出：在媒介化抚育过程，形成了祖辈作为“脚手架”的三者关系格局。

“脚手架”（scaffold）是建筑工人建造房屋时不可或缺的工具。没有脚手架，座座高楼难以拔地而起。教育学中著名的“脚手架理论”（scaffolding theory）引用建筑行业这一术语，用以指代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或者教师常常需要为孩子搭建脚手架，为他们的学习和社会化过程提供阶梯式、层级式的帮助和支持。根据脚手架理论最初的提出者，美国心理学和教育学家布鲁纳（Jerome Bruner）的论证，教育过程中的脚手架，指教育的策略、方法或工具。本文基于对视频通话的深入分析，发现远程抚育的进行不仅涉及父母和小孩，往往还需要一个脚手架的支撑才能得以完成。而这些作为脚手架的参与者，正是这些打工家庭中照顾留守儿童的祖辈，包括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样的监护人人群。

图2所转录的一个视频片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以期让读者更深入理解脚手架及其在媒介化沟通环境中的作用。

图2 “脚手架”录像片段转写

如图2所示，当打工母亲接通电话，面容出现在视频屏幕上时，奶奶及时指示小孩“喊妈咪”（第2行）。戈夫曼（Goffman, E.）在《公共场所的行为》中讲到，社会互动的开场（opening）有重要社会意义。打招呼（greeting）和回复招呼（return greeting）与社会关系的建立、保持和维护有极大关联。这里奶奶的指示，不仅是教会小孩社会互动规则，也是教育儿童认识自己远程父母并与远程父母建立起身份关系的过程。紧接着，在第11行、15行、19行，妈妈对小孩提出一系列小问题：“你的饭饭吃完了啦？”、“你在干嘛？”、“你在跳啥子哟？”请读者们从转写中细致地观察，在妈妈提出这些问题之后，发生了什么？

我们看到，在妈妈提出问题之后，奶奶积极地加入互动。她提示小孩应如何回答妈妈的问题：“你说>吃完了<”（第12行）、“你说我在耍”（第16行）、“你说我在跳舞”（第20行）。换言之，打工父母与留守儿童的远程传播过程，其实并非“父母和儿童”的双向对话。相反，它是“父母-祖辈-儿童”三方传播的过程。经典的互动社会学研究很早就发现了谈话的序列关系（sequence organization）：一般来说，当前说话的人会通过各种互动资源（interactional resources）选择下一个说话人（next speaker selection）。比如可以通过呼唤下一个说话人的姓名、通过眼神、通过其他肢体动作等。然而，在这些录像数据库中，祖辈自发在互动中提供支持。他们因此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对话序列，成为两者互动中的脚手架，从而使三方远程传播在协同中得以实现。

本文统计并细致分析了275个祖辈展开脚手架支撑的片段。分析发现祖辈这些脚手架行为各不相同，大概可分为四类：（1）祖辈帮助小孩回答问题；（2）提示小孩如何回答问题；（3）提示父母修正原始提问（如：当父母的问题太难，或者不适合目前小孩的知识水平时，祖辈提示父母这个问题不合时宜）；（4）“翻译”父母的行为给小孩听。这些辅助不仅是对小孩的帮助，更是祖辈在远程父母面前表现自己身份和角色的方式。在有关代际合作育儿的研究中，肖索未曾将这种祖辈的行为描述为祖辈积极争取话语权的过程。本文通过对“远程媒介化代际合作育儿”的考察，进一步发现在媒介化环境中，祖辈通过“脚手架”行为，不仅积极展示自己作为孩子照料人的责任，也积极获取机会参与到儿童社会化抚育过程，为自己作为抚育人主体之一争取和博弈话语权。图3展示祖辈在媒介化抚育中的作用，可更清晰地了解其主体性和不可或缺性。

图3 远程媒介化抚育中的代际关系格局

以往有关留守儿童的文献较少深入分析祖辈角色。即使有，也多以只言片语提及祖辈照料孩子的负面影响。例如常有研究提到，祖辈作为临时的监护人，把照料孩子当成单纯的衣食问题，祖辈也常溺爱和迁就孩子。然而，祖辈是远程代际合作育儿的重要执行者和参与者。本文借用脚手架理论，展现了祖辈在三方互动中所起到的支撑作用，也凸显了媒介化抚育不仅涉及媒介、父母和儿童，还涉及作为行动者的祖辈。在这一意义上，祖辈成为打工父母身体的延伸，也成为媒介化抚育平台本身的延伸。

（二）远程传播中的具身性：音律和身体的交织

远程视频传播模式难以用传统二分法，如身体“在场”或“不在场”对其进行简单地区分。近年来，中文学术界有关传播学中的身体、具身性等概念和视角的讨论蓬勃发展，对于我们理解视频中介传播过程中的身体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刘海龙在谈及传播学中对于身体的忽视和新近关注时特别提到，社会活动的参与者往往对于身体缺席容易产生焦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技术上不断去追求“身体在场”交流方式的原因。

这些讨论与视频通话的特性不谋而合，一定程度上说，视频通话仍是一个有一定局限的感官世界，例如目前大多参与者不能直接触摸和亲吻对方，画面也可能出现失真的状况。笔者通过对视频数据的细节分析，发现在视频通话这种“局限性身体在场”的传播模式中，参与者往往需要通过调动“具身性”行为去“弥补”那些“不在场”的互动资源。或者说，是通过身体资源弥补媒介的不足。例如，图4转写片段中，小孩通过肢体语言和音律，给妈妈打一个热情招呼的过程。这一案例展现了人们会通过热情、夸张、展示等具身实践把虚拟的沟通变得更具象。

图4 “两次妈妈”录像片段转写

如图4所示，当妈妈出现在手机屏幕上时，奶奶通过问孩子“这是哪个”来提示孩子识别母亲（第2行）。小孩回答的“妈妈”不仅是“对奶奶问题的回复”，更为重要的是，“妈妈”也可以被当成“对视频电话中妈妈的问候”。申大德（Todd Sandel）在研究汉语环境中的家庭关系时提到，中国幼儿在日常生活中常会被教育使用亲属称谓（kinship terms）来问候客人、亲戚和父母。成年人指示儿童用亲属称呼问候别人的过程，实则是中国儿童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然而，小孩第一次回复的“妈妈”（第4行）被奶奶认为是不够的，或者不合适的，因为我们看到在第6行，奶奶再次发挥了自己的脚手架作用。她重复了之前的问题，并在句末添加了一个语气词“哦”，“这是哪个哦？”以此让小孩修正自己刚刚的回复。作为回应，这一次小孩改变了言语和身体行为。她在椅子上跳起来，将身体更加靠近手机屏幕，然后大声地喊出“妈::妈!”。这一次，她的眼神更加专注在手机屏幕上。第二个“妈::妈！”因此成了言语和身体表达重叠中对妈妈的温情“问候”。在分析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不同家庭在音律表现中都有突出的特征，于是决定采用语言学中的Praat语音软件对音律进行分析和界定。例如该案例中，将参与者的语音信息导入Praat后，得出图5的音律特征。

图5 两次“妈妈”音律和身体表征的不同（使用Praat软件）

从图5可见，孩子的第二次反应，正印证了传播学学者皮莱特-肖尔（Danielle Pillet-Shore）所描述的“大问候”（large greeting）现象。这种问候的特点是潜在的韵律（prosodic）和具身（embodied）特征，包括延长的声音、更高的强度、更高的音调、可听见的笑容、可看见的肢体表征等。这里，孩子发出的第二声“妈::妈!”以较高的强度完成，音调更高（最大531Hz，第一次妈妈最高音调407Hz），并且音调上升得更陡峭，同时她带着可见的微笑。小孩的身体也和谐地加入到了这个互动过程中，跳跃、靠近屏幕、眼神专注等都让这个“大问候”变得更加明显。在大量的数据分析中，笔者发现这种“大问候”并不仅仅出现于这一个家庭，相反，它是一个普遍发生的现象。

声对父母“大大的问候”更容易唤醒和激发亲密家庭关系。一声懒洋洋的“妈妈”和一声洪亮热情的“妈::妈！”对于一个在外打工的妈妈而言，感受是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成人参与者在媒介化抚育过程中需要花费很多互动的功夫，尤其是具身的传播特征，用以帮助和协助小孩完成在视频通话中的“大问候”或者其他热情的表达方式。这一研究发现因此拓展了我们对于媒介化抚育中“具身性”的理解。以往研究在谈及视频通话媒介的优势时，主要关注媒介作为渠道所能提供的具身体验（如：可见性），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具身交互与媒介的相互依存关系。本文将远程媒介化抚育中的具身性概念化为两个层面（图6）：其一是媒介示能所能提供的具身体验，其二是行动者在使用媒介时候的具身交互（embodied interaction）。这两者在理解媒介与身体关系相互依存过程中必不可分。

图6 媒介化抚育中具身性特征的两个维度

（三）远程传播物质性：手机和镜头作为“物”的示能

以上剖析了远程抚育过程中的人（作为脚手架的祖辈）和身体（语言音律及身体特征），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远程抚育所使用的“物”——“媒介和技术”本身，即智能手机、手机镜头、互联网络等使远程抚育得以可能的技术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任何传播活动都离不开“物”，研究传播活动自然也离不开考察传播活动发生所凭借的“物”。戴宇辰认为，要理解以社会互动为基础的现实建构活动，就必须理解当下社会互动所面对的“对象”、所发生的“场所”、所凭借的“身体”以及对建构活动产生“物质性”影响的物体。如此说来，对活动产生影响的事物，不仅包括人的身体本身，还有场所中的“物”以及“人和物”互动过程中所生产的“场景”。正如阎峰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可以把媒介的使用者还原为“生活者”，通过社会实践去理解媒介的“场景化”，可能更易理解“技术”和“物”的社会性构建过程。

那么，作为技术基础设施的“物”，如何影响着远程媒介化抚育？手机视频电话的通话程序被生产出来之后，设计者在编程时给这个作为“物”的媒介技术嵌入了其技术“示能”。然而，这个程序“被设计的示能”并非等同于实际场景中的“示能”。本文认为，“物”的“示能”不是既定存在的。相反，它是参与者在互动过程中、在特定的物质环境（material environment）里被实现和被激发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的人使用同样的技术，技术本身所能展现的“示能”是不同的。

本文从“物”的“故障”（trouble）入手，探寻在参与者的视角中，示能究竟是什么。从故障入手进行研究的方法，得到了常人方法学创始人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著名的“破坏性实验”（breaching experiments）启发。在该实验中，加芬克尔让学生在生活中去故意打破社会规则，例如回家用十分客气的语气和爸爸妈妈说话，看看会发生什么。这些实验证明，许多社会规范在正常运作的环境下，反而容易被忽略。但规范一旦被打破或者出现某些故障的时候，人们就能十分轻易地发现这个规则本身。因此，如果想深入了解技术物的“示能”，不妨扩展思维关注在视频通话过程中出现的大大小小的技术故障。在这种观察中，我们更容易发现“物”是如何被需要、被修正以及被塑造的。

其实，视频通话中常出现技术障碍，大致体现在：手机镜头的角度没有对准小孩（如“我看不到娃儿”），小孩摇晃手机（如“不要晃手机”），声音变小（如“咋个听不到你的声音喃”），或者网络连接问题（如“信号好卡哦”）。如图7片段，远程妈妈抱怨说手机一直在晃，于是她问究竟是谁在拿手机。

图7 “手机摇晃”录像片段转写

在妈妈指出沟通故障之后，爷爷解释这一故障出现的原因（第5行）。随后，爷爷修正了故障，他拿起手机对准小孩（图7.3），以保证即便小孩要用手拨动手机，手机也可以不再大幅度摇晃。这一短暂的远程协作，从妈妈指出故障到爷爷解释和修正故障，都极好地展现出爷爷对于“物”的理解和把控，也很好地展现出远程父母在视频通话中对于“物”状态的期待和希冀。

如此一来，考察“物”与“传播”的关系，可以进一步考察“参与者”对于“物”的“示能”的关注。参与者对于“物”的需求往往会在他们使用这一“物”时表现出来。打工父母需要“看到”小孩，而不是看到摇晃的手机镜头，所以他们会在互动中指出故障或者请求修正。当阻碍和故障发生后，参与者积极地调整和调动“物”的示能，通过社会互动的方式重整维系视频交流。在此过程中，父母和祖辈都通过适宜的言语和非言语传播，达成真正的远程协同和远程代际合作。也正是在这样基于用户使用媒介的分析中，日常传播行为中的社会物质实践（social-material practices）才不可避免和不可抗拒地呈现出来。

五、结语和反思

本文以录像民族志为研究方法，录制了大量幼龄孩童与外出打工父母的视频聊天录像。通过录像会话分析，本文呈现了视频通话中丰富的社会活动在现实情境中是需要被达成（achieved）的。通过对录像的细节考察，本文论证了视频通话本身难以被定义为一个恒定不变的要素，相反，这个过程是互动性、实时性和场景性（contextual）的。“人”、“人的身体”、“物”和“技术”在互动的过程中彼此交织，从而构建出互动中的传播实践、意义和场域。本文通过关注媒介化抚育的实践过程，进一步强调“人——媒介——社会关系”在互动中的彼此重塑，也进一步呈现了身体、媒介、独特文化群体之间的相互辩证关系。

通过对祖辈角色的考察，本文论证了在媒介化抚育背景下，人与人在媒介影响下建立起新型的权力和话语关系。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当流动家庭需要依靠祖辈参与代际育儿的时候，本文展示了祖辈在行动中积极地争取话语权并积极地参与儿童社会化的过程。当人口迁移带来新型的家庭权力关系和格局时，新媒介的介入也带来了代际之间新的角色和分工。正如孙信茹和王东林提到，祖孙关系是亲子关系的延续。在新媒体环境下，家庭内祖辈、孙辈等代际之间形成新的互动形态。新媒体的出场，既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着家庭结构和模式，让家庭生活的角色和分工处于动态的变动之中，也为祖辈提供了新的媒介场域参与家庭事务。与此同时，本文研究发现进一步延展了国际学界对于跨国抚育的既有成果，通过我国独特的代际合作育儿形态和情感关系，本文将远程抚育重新概念化为三者传播行为，并强调远程抚育在新媒介的中介下，为更多的参与者提供了机会和平台；本文也由此揭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家庭意义和参与感的不同表现形式。

本文跳出功能主义范式，并不简单评价和界定远程媒介化抚育效果，而从脚手架、具身性和物质性的角度延伸了媒介与身体的关系。本文深化了媒介化抚育过程中两个维度的“具身”：（1）媒介渠道所能提供的具身体验；（2）行动者在实践中与媒介发生的具身交互。由此看到，围绕着远距离家庭展开的研究，不应仅仅是探索新媒介的使用对情感关系是否促进或者限制，而需要进一步理解远距离的家庭成员、媒介、身体传播过程、家庭结构和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组成的社会物质性（social-materiality）形态。胡翼青在谈论媒介可供性之时，提到从“生成本体论”角度去理解媒介的可供性，这一视角认为：“表征物和技术物只有当其呈现或实现可供性时才成其为媒介，而表征物和技术物只有成其为媒介物时才具有可供性。”本文通过细致分析人如何在情境中调动“物”的示能，进一步将这一论述放诸于经验研究之中，强调人的实践知识对媒介的补充和塑造。在经验研究中探索“媒介生成”过程，其实是将媒介放置在社会互动场景中，观看“人-物”与“示能”之间的博弈和形塑。当媒介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局限性”之时，人类的主体性被调动出来，通过身体等各种社会方式对媒介进行补偿；反之，媒介的发展也极力地改变着人互动的方式以及人机互动的形态。

在应用层面之上，本文对如何更好地照顾留守儿童得出实践意义的启发。例如：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祖辈十分频繁地对远程抚育提供支持和帮助，我们建议祖辈在某些时候可以“主动地”适可而止，在某些时候又可以主动“加强”这类脚手架辅助。如果在远程沟通出现故障的时候，祖辈的提示和脚手架作用则会更加有效。但祖辈可以给儿童留足思考和主动回答问题的空间，而不是在父母提问之后“立刻”给予帮助。

最后，本文所采用的录像民族志方法，为探索远程抚育议题提供了令人欣喜细节的同时，仍存在许多难点和不足。目前录像民族志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仍很欠缺，在中文学界的应用则更加稀少。本文作为一项录像田野和分析的实践，在田野期间亦遇到各种挑战。录像比访谈和问卷更难获得研究对象的同意，因为录像会采集到研究对象的容貌、声音以及家庭环境。争取研究对象的同意曾是本项目的最大难点。但是，本文仍想再次提出民族志在传播学研究中的价值，不可因为这个研究实际操作层面“难做”，“就不做”。与研究对象建立“信任”关系，仍然是克服这些田野困难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如今，我们处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人们大量使用科技，社会互动也被科技所重塑。如果可以使用录像研究更仔细地观察这些被科技重塑的行为，相信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科技与人的关系。也期待更多有关留守儿童和远程家庭的研究，能够更细致地观察这些家庭具体的沟通、效果和意义，从而探索出更多有益于远程家庭展开媒介化抚育的有效策略。（文章内容来源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1期，作者系甘雨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