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科学纪录片的生产和制作

借助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分析科学纪录片，可以将整个科学纪录片系统涉及的行动者概括如下：制作人、科学家、主持人、解说、技术、资金等。有关科学纪录片的生产和制作的研究主要是对科学纪录片涉及的行动者和行动者之间关系与互动的分析，包括对媒体（制作人）和科学家、媒体和被拍摄对象的关系与互动的分析，以及对科学纪录片技术的分析。

4.1 媒体（制作人）和科学家的关系和互动

大卫·柯比（David A. Kirby）讨论了科学家和制作人对科学纪录片真实性的不同定义。对于科学家来说，真实性要求整部纪录片都遵循科学的逼真性。制作人则认为，如果一部纪录片在预算、时间和叙事的限制下具有科学逼真性，那么它就是科学逼真的。科学家和制片人的不同要求使得科学纪录片的制作需要在两者的持续协商中完成。但大卫·柯比对制作人和科学家关系的讨论没有注意到这两者背后是两种文化的碰撞。制片人和科学家之间所谓的两种文化的传统关系往好了说是试探性的，往坏了说是容易出问题的。不同时期制作人和科学家在科学纪录片制作中的地位也在变化，让-巴普蒂斯特·古永（Jean-Baptiste Gouyon）指出，从电影早期开始，电影制作就已经由从属于科学演变成为知识生产中的平等伙伴，由非科学家控制。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到20世纪60年代，电影制作已经从技术为科学服务的立场，成为一个平等的伙伴和具有自反性的科学制造者。这一演变的核心是电影制作的物质手段、制度、社会关系、围绕这一实践形成的价值观和信仰。随后，古永以《迁徙的鸟》（The Travelling Birds）为例指出，科学家可以通过分享他们对鸟类不同行为的了解对影片提供建议，使媒体有更好的电影摄影方法，以促使电影制作成为知识生产的参与者。

4.2 媒体和被拍摄对象的关系

关于媒体和被拍摄对象的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生态、野生动物题材的纪录片伦理方面。对野生动物纪录片伦理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观众欺骗问题上，如在科学纪录片中使用舞台布景和圈养动物等。纪录片的核心是必须看到活动，也就是说，没有图像的纪录片并不是一部好的纪录片，因为它没有提供将纪录片定义为事实形式的证据。因此，野生动物纪录片的核心是必须让观众看到动物。布莱特·米尔斯（Brett Mills）认为，这种必要性引发了许多伦理问题，比如动物的隐私权问题。但这些问题似乎在围绕野生动物纪录片的道德辩论中被边缘化了。米尔斯展示了动物隐私权是如何变成对制作团队的挑战的，他指出，制作团队使用新的技术来克服物种不想被看到的愿望。然而，其他学者认为，赋予人类隐私权同时否认其他物种这种权利的“物种主义”本身就是维护人类对其他物种保持控制权的公认原则之一。也就是说，为了让野生动物纪录片“做好事”，他们必须不可避免地否认许多物种的隐私权。摩根·理查德（Morgan Richards）则开始将野生动物纪录片伦理研究的重点放到野生动物纪录片制作者与他们所拍摄的动物和生态系统之间复杂的伦理关系上。

相比国外对制作人和被拍摄对象之间伦理关系问题的热议，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较低。刘思源将伦理学引入自然类纪录片的研究中，从拍摄伦理与叙事伦理两方面分析自然类纪录片在制作过程中的伦理问题。相比自然和野生动物纪录片，医疗纪录片的伦理问题则在国内引起更多关注。随着医疗成为社会痛点问题，《生门》《人间世》等医疗题材的纪录片开始在我国兴起，我国学者也开始讨论医疗题材纪录片的叙事伦理、媒介伦理等问题。比如，顾亚奇提到纪录片的“影像正义”，涉及采集的合法性、生产的合规性以及传播的合理性问题，指出必须保障被拍摄者的权利。

4.3 新技术在科学纪录片中的应用

科学纪录片的制作一直紧密地依赖新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有学者指出，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特写镜头、VR摄影等技术带给科学纪录片新的视觉奇观，使得制作人能够更好地记录被拍摄对象的活动。例如，严笑语指出，利用高科技手段可以拍摄到平常难以拍摄到的镜头，更好地还原动物世界，更全面地展现真实场景 。史立成指出，VR技术凭借其真实性和现场感的特点，可以更好地突出科教类纪录片的美学特征，更大程度满足观众的需求。但这些学者并没有反思这种视觉奇观背后的科学真实价值问题。国外学者德雷克·布斯（Derek Bous é）则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关注特写镜头在野生动物电影和电视节目中的应用，提出关于特写镜头在人类观众和动物主体之间创造了一种虚假的亲密感，这种技术的危险结果之一就是给人留下动物有类似人类的思想和情感反应的印象，会引发一些重要的伦理问题。

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技术人员开始利用CGI等计算机技术帮助科学家在科学纪录片中构建他们的主张，新技术对科学纪录片的作用与影响成为学者们较为关注的热点话题。有些学者看到了新技术为科学纪录片带来的新的可能性，例如，何塞·范·迪克探讨了科学家和电视制作人利用新技术让观众相信古生物学和物理学领域科学理论的合理性，认为计算机和数字化当然不是与以前的科学实践的根本决裂，而且科学主张的成功往往取决于其可视化的成功。

何塞·范·迪克承认利用新技术制作的科学纪录片仍符合纪录片的现实主义范式，但忽略了新技术的使用可能会造成的问题。也有学者注意到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虚拟纪录片得到快速发展，如安妮可·梅茨（Anneke M. Metz）指出，由于科学纪录片对戏剧性的需求和CGI技术的出现，电视纪录片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度虚构和有问题的领域。这些虚拟纪录片非常具有攻击性，模糊了科学事实与幻想、当前知识与未来猜测、严肃纪录片与骗局、科学与娱乐专长之间的界限。从使用CGI作为一种说明性工具到创造出引人注目的图像，以至于关注图像背后的事实基础已经变得次要。系列片的发展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新技术和对更身临其境、交互式体验的需求导致了系列片的发展，这些系列片使用了以前仅限于在好莱坞大片中使用的尖端设备，但视觉形象的奇观却掩盖了历史的特点。

对科学纪录片生产和制作层面的文献进行分析后发现，首先，对科学纪录片的生产和制作的研究主要是对科学纪录片涉及的行动者和行动者之间关系与互动的分析，现有的研究虽然涉及了科学家和媒体之间的关系，但没有注意到这两者背后的两种文化碰撞。在纪录片制作过程中，由于艺术上的限制，比如风格、时间和节奏，科学家的采访通常会被编辑，这个过程本质上改变了原始采访中存在的细微差别。通常，最终的影片要么错误地呈现了科学发现的本质，要么过分简化了科学问题的复杂性。其次，在CGI等新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科学纪录片真实与虚幻的边界在不断消融，科学纪录片制作的真实性问题日渐突出，然而在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还非常有限。近年来，科学纪录片频繁被曝出摆拍、造假等新闻。例如，BBC科学纪录片《人类星球》（Human Planet）中拍摄的巴布亚新几内亚雨林树屋，根本不是当地科罗威人部落居住的家，而是为了配合拍摄由BBC工作人员临时搭建的。搭建树屋并非碍于拍摄条件不允许才去搭建，也并不源于现实，更多的是为了博取观众的眼球，迎合猎奇心态，这违背了纪录片的伦理。如何平衡科学纪录片的真实伦理和画面效果，既不违背纪录片真实性原则，又能吸引观众也是亟须研究的问题。

5 科学纪录片受众和效果

国内外学者都非常关注科学纪录片的科学传播功能，学者们从传递科学精神、激发科学兴趣、促进公众参与科学等方面对科学纪录片的科学传播功能进行了分析。例如，姬丽红肯定了科学纪录片对科学传播的重要意义，指出即使当前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公众获得信息的方式更加多元，科学纪录片传递科学知识的作用因此有所弱化，但科学纪录片在开阔公众科学视野、激发公众科学兴趣方面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张爱凤分析了纪录片《流行病：如何预防流感大爆发》（Pandemic：How to Prevent an Outbreak）中的科学传播，指出该片通过记录科学家、医护人员的经历和故事，向观众潜移默化地传播科学精神，该片还聚焦了流行病发展过程中的病毒防范、疫苗研制等问题。比恩韦尼多·莱昂从叙事、戏剧和论证技巧三个层面对大卫·爱登堡（David Attenborough）的科学纪录片的科学传播进行分析，指出叙事和戏剧技巧使影片获得说明性趣味，论证技巧则使影片话语合理化。格蕾丝·瑞德（Grace Reid）探讨了戏剧纪录片在提高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方面的潜力，作者对英国戏剧纪录片《如果……克隆可以治愈我们》（If …Cloning Could Cure Us）开展了20次焦点小组审查，以审查戏剧纪录片对人们的知识和意见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戏剧纪录片有可能提高人们对科学的理解，但新的理解不一定转化为对这个问题更有利的态度。文章最后指出，尽管该节目在提高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方面取得了成就，但戏剧纪录片可超越科学传播的公众理解科学模式，更进一步、更充分地吸引观众参与科学辩论，让观众就新技术进行真正的对话。

除此之外，国外学者还使用问卷调查、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分析科学纪录片的教育功能，尤其是科学纪录片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以及科学纪录片是如何影响科学观的。例如，金善英（Sun Young Kim）使用问卷调查法，通过对比大学生在观看科学纪录片前后对科学的认识论观点的变化，探讨了科学纪录片在科学观教学中的有效性。研究发现，认识论科学观的得分在前测和后测之间有所增加，其中对社会谈判角色的认识增加最为显著。在书面答复中，大约一半的学生表示，他们通过观看纪录片了解到了更多关于合作与协作在科学知识发展中的作用。塔索斯·巴巴斯（Tasos A. Barbas）使用了抽样调查、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通过随机分层抽样选择了678名六年级小学生参与了这项研究，实验性地检验了那些观看过关于昆虫自然纪录片的学生是否比那些没看过的学生对昆虫有更强的环境敏感度，以及不同类型的自然纪录片是否对学生的敏感性有不同的影响（言语和非言语）。结果表明，言语的（传统的）自然纪录片对学生的敏感性有积极的影响，而非言语的纪录片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对昆虫的环境知识和情感。然而，在态度和信念的转变上，言语和非言语的方法同样有效。但国内学者较少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关注科学纪录片的教育功能。

6 总结与展望

国内外学者对科学纪录片的研究热点具有一致性，主要围绕科学纪录片的特点和类型、内容和叙事、生产和制作、受众和效果四个层面展开，但在理论性、研究方法等方面略有差异。国内对科学纪录片的研究多以文本分析法为主，国外学者还偏好使用访谈法（尤其是焦点小组）、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在研究的理论性层面，相比国外，我国对科学纪录片的理论研究还不够深入。比如，我国对科学纪录片叙事的研究大多是从经验主义层面对具体叙事策略的应用研究，对科学纪录片叙事理论建构的研究还不足。

作为科学传播的一种有效手段和媒介，相比报纸、科幻电影等媒介，学界对科学纪录片的关注还远远不够。笔者认为，未来对科学纪录片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在特点和类型方面，可以将科学纪录片作为一种寓教于乐型产品，分析科学纪录片中的科学和娱乐是如何结合的。第二，在内容和叙事方面，可以从科学传播视角切入，关注叙事技巧、修辞技巧、戏剧技巧在科学纪录片中的应用对科学传播效果的影响，研究科学纪录片如何能更好地向受众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第三，在生产和制作方面，可以从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视角切入，将科学纪录片视为知识生产网络中的一个节点，研究科学纪录片这个科学系统中涉及的各方，如制片人、主持人、科学家是如何参与知识生产的。科学家可以与科学纪录片的媒体机构合作进行科学知识的生产，甚至有时科学纪录片本身就是知识的生产者。另外，从两种文化的视角研究科学家和媒体在科学纪录片制作过程中的互动以及新技术对科学纪录片制作真实性的影响也是具体的研究方向。第四，在受众与效果方面，可以将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搜集更多受众对科学纪录片的反馈，真正了解受众观看科学纪录片前后和观看过程中的体验与科学观的变化，更好地促进我国科学纪录片的发展。

最后，科学纪录片的研究综述对我国科学纪录片在具体实践层面的选题和制作亦有启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未来我国科学纪录片在题材上不应局限于一般性地介绍科学知识或进行科学探索的影片，应重视对科学观念、科学哲学的传播，重视对观众科学想象的培养；第二，在制作时可以借鉴BBC、美国探索频道在科学纪录片中所使用的叙事和修辞技巧，包括内容的简化、关键信息的重复、拟人化的方法和引入娱乐元素等，更好地吸引公众理解和参与科学，开发一种寓教于乐型的科学纪录片。（文章选摘自《科普研究》，作者系窦一鸣,张增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