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公共危机中，如何准确、有效地向公众传播科学信息是科学传播领域的重要问题。以广受关注的拉奎拉事件为例，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对拉奎拉事件的相关材料和学界评论进行梳理，并反思在公共危机中科学家如何向公众传播科学信息、如何帮助公众做出合理决策。在厘清拉奎拉事件脉络的基础上，指出公共危机中的科学传播活动面临的三个挑战，即向公众传播具有不确定性的科学、科学家在公共危机中的角色冲突以及非科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竞争，进而基于“科学为民”理念，讨论应对公共危机中科学传播挑战的思路，最后从“传播什么科学”和“如何传播科学”两个角度提出应传播“复数”的科学和“双向”的科学的建议。

关键词：公共危机 科学传播 拉奎拉地震 科学家角色 公众科学

一、 问题的提出

公共危机通常面临着决策急迫、后果严重等情形，身处其中的政府、公众高度依赖科学信息来理解危机并做出合理选择。科学在公共危机中被寄予厚望，但在欧洲出现的多次公共危机事件（如英国的疯牛病事件）中，科学家的判断屡受质疑。然而，没有哪一个案件像意大利拉奎拉（L’Aquila）事件一样，导致科学家被法庭审判。意大利新闻媒体将这次事件描述为，科学家因没能成功预测地震，而被责罚。这一观点在西方媒体中被广泛引用，引起国际社会关注。有人将这一事件类比为17世纪意大利宗教裁判所对伽利略的审判和对布鲁诺的刑罚。但是， Mazzotti根据判决文件指出，科学家被审判的原因“不是科学家无法预测地震，而是他们无法解决公众的担忧和有效沟通风险”。Prats也认为，被审判的不是科学本身，而是科学传播。科学传播才是导致拉奎拉事件争议的关键所在。

从已有研究来看，虽然一些国内研究讨论了科学传播面临的挑战，如科学家的科普责任等，但是这些研究主要以优化长期的、系统性的科普工作为目标，而非具有紧迫性的公共危机语境下的科学传播。自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以来，个别研究关注到了公共危机中的应急科普问题，从整体上反思了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中的科学传播活动，但较少对公共危机中具体的科学传播案例展开深入剖析。国外有关拉奎拉事件的社会科学研究，多关注事件反映出的科学与政治关系、应急政策，以及分析拉奎拉事件中的风险沟通问题等。拉奎拉事件提供了一次深入反思公共危机中科学传播问题的机会，笔者拟在回顾该事件的基础上，不去就事论事地讨论风险沟通，而是关注公共危机中的科学和科学家本身，从科学与社会的互动过程视角出发，来分析公共危机中科学传播面临的挑战，并借鉴欧文的公众科学（citizen science）理念，尝试提出可能的化解对策。

二、 拉奎拉事件回顾

（一） 震前的公众焦虑与专家会议

2008年，拉奎拉周围地区在大地震前的半年里经历了间歇性的地震群（低震级地震）。詹保罗·朱利安尼（Giampaolo Giuliani）是一名实验室技术员，他的业余爱好是监测氡的排放，并尝试以此来预测地震。作为一种稳定的惰性气体，氡存在于与岩石表面接触的流体中，当地下岩石出现滑动断裂时，就会导致氡在流体中的传播增强。詹保罗·朱利安尼在这一地区安装了4个自制的氡探测器，来实时记录氡的测量结果。他曾于2002年10月31日圣·朱利亚诺·迪·普利亚（San Giuliano di Puglia）5.4级地震前，监测到了氡的异常。2009年3月29日，他发现氡排放严重异常，并告诉当局一个星期内可能发生强烈地震。他的预测后来被泄露给公众并引起恐慌，他也因煽动公众罪而被传唤。

事实上，在大地震前的几个月，意大利的地震学家已经开始监测阿布鲁佐地区（其首府是拉奎拉市）的密集震动。2009年3月30日下午，拉奎拉遭受了一次4.1级地震，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恐慌。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公众担忧，2009年3月31日，国务卿兼意大利民防部（National Department Civil Protection，NDCP）负责人圭多·贝托拉索（Guido Bertolaso）召开了国家重大风险预测和预防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Predictio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Hazards，NCPPMH）特别会议，以提供有关应对公共风险的建议，后来受到指控的7名委员会成员都出席了会议。针对这次会议安排，圭多·贝托拉索曾指出，有必要安抚居民，并组织一场媒体活动。会议结束后，NDCP副主任博纳多·伯纳迪尼斯（Bernardo Bernardinis）和NCPPMH执行主席弗朗哥·巴贝利（Franco Barberi）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博纳多·伯纳迪尼斯告诉媒体，科学团认为没有任何危险，因为群发的小地震是在不断地释放能量，所以当前的形势有利（小地震会降低大地震的可能性）。

2009年4月5日晚，拉奎拉又发生了一次3.9级地震，之前一些警惕性较高的家庭，在发生轻微震动时会跑到屋外或干脆在外面过夜，但是这次由于相信了NCPPMH的结论，做出了留在家里的错误判断，仅4.5小时后，2009年4月6日凌晨，意大利中部便发生了6.3级地震，震中位于拉奎拉，地震造成308人死亡，约1 500人受伤。

（二） 震后的科学家被审判与争议

震后，那些信任科学的民众认为科学家背叛了他们，应承担责任。参与特别会议的科学家因此面临过失杀人罪指控^[11]。2010年6月3日，拉奎拉公众检察官办公室签发起诉书，以过失杀人罪调查6名科学家，分别是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研究所时任负责人恩佐·博斯基（Enzo Boschi）、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研究所国家地震中心主任朱里奥·塞尔瓦吉（Giulio Selvaggi）、罗马第三大学的弗朗哥·巴贝利、热那亚大学的地球物理学教授克劳迪奥·伊娃（Claudio Eva）、意大利政府民防地震风险办公室主任毛罗·多尔斯（Mauro Dolce）、欧洲地震工程中心主任吉安·米歇尔·卡尔维（Gian Michele Calvi），另外还有一名政府官员?博纳多·伯纳迪尼斯，7人皆是NCPPMH成员。

随后，来自100多个国家的近4 000名研究者联名写信给意大利总统表示支持意大利科学家，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首席科学家Leshner在写给意大利总统的信中指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多学科学术团体，AAAS对这一事件表示关注，在这一事件中，科学家因未能提醒拉奎拉人民地震风险而遭受审判，这对科学家是不公平和幼稚的。多年的研究表明，没有预测地震的可靠方法，在此时对科学寄予过高期望是不合理的，审判科学家的行为将对科研造成不利影响。”

2012年10月22日，法官以“过失杀人罪”判处这7名被告6年监禁，他们还需要向幸存者赔偿约900万欧元。法官解释说，这一判决并不是反科学，而是这7人没能履行法律赋予他们的职责，科学家并不是因为没能预测地震而被定罪，而是因为他们发布了“不完整的、不精确的和矛盾的信息”，其中有29人本可以逃生，却因为这些信息而没能逃走并死亡。依照意大利法律，被告有两次上诉权利，其间不用入狱。判决发布后，恩佐·博斯基说：“以前当人们或者记者问我关于某件事的意见时，我都会告诉他们，但是以后再也不会了。科学家不得不闭嘴。”

经过上诉，2014年11月10日，意大利拉奎拉上诉法院作出判决，由于缺乏证据，NCPPMH的6名科学家没有被定罪，博纳多·伯纳迪尼斯被判两年有期徒刑，因为作为民防官员，他应对提供给公众的信息负责，应该考虑沟通对公众的影响。对科学界来说，拉奎拉事件虽然是一场“虚惊”，但是也带给科学界许多反思，尤其是科学家在公共危机中该如何进行科学传播。

三、 公共危机中科学传播面临的挑战

（一） 向公众传播具有不确定性的科学

公众对于科学存在着一种“确定性”“权威性”的期待，这种期待是自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科学目标被认为是求真，即探求真理，为人类社会提供可靠的知识。伴随科学在实践中展现出来的巨大的成功与力量，科学拥有了对自然和社会解释的垄断权，成为指导公众生产、生活的知识来源。对于中国这样的科学后发国家，科学更是被赋予救国救民的重任，由此产生了一种“唯科学主义”的文化，科学的确定性与权威性得到进一步强化。在这种认知倾向下，公众希望从科学家那里知道“地震是否会发生”，但是许多现代科学（特别是地震科学）并不能满足公众期待。

地震科学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正如许多地质学会代表和科学家的证词所表述的，对地震预测来说，学界并没有共识，短期内也没有可预见的解决方案，地质学家在一种复杂的系统中来研究地震，由于这一系统过于复杂，无法准确建模，难以实现预测。在地震科学中，根据地震群中一个中等规模的震动，可以预测出此后数天内该地区发生大地震的概率约为2%。如果官员向民众发出警告，那么有98%的可能性是发出了假警报。概率描述无法预测单一事件发生与否，所以科学家无法给出“是”或“否”的简单答案来满足公众的期望。对科学理解的差异，部分造成了地震事件中公众对科学家的愤怒。

公众期待与地震科学特征之间的矛盾，意味着向公众传播不确定性的科学信息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若处理不当，就可能会导致公众误解科学并采取错误行动。在拉奎拉事件中，NCPPMH没有向公众解释科学的不确定性，相反他们试图维护科学的权威与可靠形象，告知公众风险为零，以此来安抚公众。于是，就产生了一个矛盾立场?“虽然地震不可预测，但是我们预测了没有地震”。NCPPMH用脆弱的确定性来掩盖科学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公众正确理解地震的可能性，是造成灾难后果的原因之一。（文章选摘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6(2): 108-114.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鸿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