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科普实践

在科普实践方面，日本政府较为注重开展科普教育，并逐步把基础科学教育从校内扩展到校外。

1950年代，日本先后在全国各地成立“创造学会”和“星期日发明学校”，设立日本科学技术振兴财团、发明中心等专门从事科普工作。兴建了儿童科学游乐馆、科学技术馆、少年科学俱乐部、科学教室等科普设施；还为青少年出版各类科普读物；举办科技展览、发明创作展览、科学幻想绘画展览、科技智力竞赛。日本发明协会和每日新闻社每年还联合举办“全日本学生儿童发明展览”；《读卖新闻》社自1957年起举办“日本学生科学奖”科学论文征文活动。

1960年，日本政府提出“以十年后为目标的科学技术振兴的综合性基本方针”，随后正式提出《科学技术计划》草案，并纳入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这也是战后日本第一个专门针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长期规划，其中就包括关于科学普及的规划。如决定每年4月18日至24日举办规范化的全国性“科学技术周”，向全体国民并主要面向青少年学生普及基础科学知识等。

1994年，日本政府提出“科技创新立国”战略后，进一步提出要大力开展科普活动，教育青少年热爱科技，立志从事科技事业。日本科技厅为此制定了一项庞大的科普计划，希望通过该计划和配套措施，提高日本国民整体科技素养。

日本的科普宣教活动，既重视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基础常识的宣传与普及，也重视现代高新科技基础知识的传播，更注重训练和培养青少年学生实际从事科技活动的技能。不但政府非常重视科普活动，科技界、新闻出版界、文化教育界、民间企业等社会各界有识之士都积极举办或赞助开展各种科普宣教活动。通过这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科普宣教活动大大提高了日本青少年学生以及国民科学素养。

四、韩国科普实践

1967年，韩国政府制定了《科学技术振兴法》，其中第三条提到，为提高对科技的认识、促进产业现代化，国家和地方政府应探索必要的措施，以进行科学技术调查、普及新技术、开展技术指导。到1991年，韩国政府适时对《科学技术振兴法》进行修订，其中第三条规定“增进国民理解科学技术、促进国民生活科学化”。

2003年，韩国开始把科普工作作为一项独立的事业加以推进，制定实施了两个科学技术文化昌盛五年计划。

——第一次科学技术文化昌盛五年计划（2003—2007）。其主导思想是建设以科学技术为中心文化基础的社会。目标是加深国民科学技术的理解和促进国民参与科学技术政策的制定，树立与科学技术亲近的社会体系，发掘科学技术文化发展潜力。通过开展全国性的形式多样的科学庆典活动，基本实现了科技文化活动主体多样化，促进了国民对科学技术的关心，更提高了科学家对社会的责任。

——第二次科学技术文化昌盛五年计划（2008—2012）。主要解决与科学技术有关的共同体的问题；加强科技的作用和科技对社会的责任；扩大市民参与科学技术政策；加强对科学技术文化基础事业的发展，提高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等。其主导思想是科学与社会的沟通，形成参与和共有的科学技术文化。科学与社会的沟通是指科学技术积极解决共同体问题的可社会化要求。参与和共有是指把与科学技术有关的争论变成社会型公论，国民可参与科学技术决策过程。

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普实践

事实上，科学普及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古老的计划之一，2012年还举办了卡林加科学普及奖设立60周年的庆典活动。此外，教科文组织还通过设立“科学日”“国际年”等活动，以及发行《科学世界》杂志、开展科学新闻学培训，赋能科学博物馆建设等多种方式开展科普工作。

——卡加林科学普及奖。卡林加科学普及奖被称为科普界的诺贝尔奖，旨在表彰个人在向社会传播科学和促进科学普及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该奖项授予作家、编辑、讲师、广播、电视或网络节目导演、电影制片人等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他们将科普应用在改善公共福利，丰富各国文化遗产以及为地方、区域和全球层面的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世界和平与发展科学日”与“国际年”。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设立世界和平与发展科学日，每年11月10日在世界范围内庆祝。科学日强调科学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让更广泛的公众参与新出现科学问题的辩论的必要性；还强调科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和相关性。在一个基于科学做出诸多决定的时代，将重要的决定告知公众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教科文组织已开展多个国际年活动，涉及主题包括“淡水”、“化学”、“沙漠和荒漠化”、“地球：社会地球科学”以及“生物多样性”等以提醒公众注意诸如可持续水和土地管理或需要采用“绿色化学”等关键问题。

——发行《科学世界》。2002年，教科文组织发行《科学世界》（季刊），以宣传与本组织工作有关的问题，引起人们对国际年主题的关注。期刊选题涵盖教科文组织所有科学计划，包括生物多样性和土地管理、地球科学、海洋、卫生研究、自然灾害等。

——开展科学新闻学培训。与公众进行高质量交流需要媒体记者们进行科学严谨的报道。为此，自2004年始，教科文组织传播部门为媒体专业人士组织了培训讲习班，此外还建立了一个全球电视制作人网络。以提高记者的科学报道技能，应对假科学和反科学现象。

——赋能科学博物馆，举办科学展览。教科文组织为科学中心和博物馆的发展提供技术援助。自2004年以来，教科文组织一直积极参与在巴林、东耶路撒冷、马来西亚、摩洛哥和也门等地设立科学中心的工作。教科文组织也积极支持促进公众对科学技术认识的国际展览，如“体验数学”“生物多样性展览”等巡回展览。

六、经验借鉴

（一）政府与民间共同参与科普工作

从国外科普实践经验看，无论是科学展示场馆的建设还是科普工作的创新发展，其中民间与私人力量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如史密森学会的成立和卡林加科学普及奖的设立。但目前我国科技馆建设与发展以及科普工作的推动仍主要依靠政府，民间力量介入非常有限。科普经费来源更是渠道单一。这一方面限制了民间参与科普工作的热情，阻碍科普社会化、市场化发展进程；同时也对多渠道传播科学文化知识造成了不利影响。

（二）深度挖掘科学研究与成果内涵

科普可持续发展需具有创造性与敏感性。深度挖掘科学研究与科技成果的内涵是科普发展的重要前提。如，美国中途岛航空母舰退役后，其科普内涵被进一步挖掘，在旧金山建立中途岛航空母舰博物馆，游客可上航母参观舰桥、飞机库、战略指挥中心以及水下潜艇等诸多设施。NASA与欧洲核子研究组织（Organisation Européenn pour la Recherche Nucléaire，CERN）开展科普工作的场所就建立在科研场所的半开放区域，公众可以近距离观察科学研究过程，体会科研的价值，科研科普结合非常紧密。因此，对科研场所与科研载体科普内涵进行挖掘与捕捉直接影响了科普的有效供给和传播质量。

（三）“以人为本”多样化展现与传播形式

在国外经典案例中，无论是史密森学会旗下的航天航空博物馆还是NASA，其科普教育非常重视从受众角度来展示科技创新的过程与成果，更有利于科学知识传播的广泛性。博物馆的高互动性与高趣味性是公众乐于参与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除少数大馆外，我国许多科普场馆仍以静态展示为主，无法全方位多层面展示科技的魅力和价值。

（四）在传播手段上更多侧重线上线下相结合

史密森学会旗下科技场馆与当地多所中小学校和高校开展合作，提供在线学习和实地考察。学生们很容易将学到的知识用于生活实践，并愿意再次访问博物馆。青少年是科普重要的受众群体之一，目前我国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在吸引青少年参与的线上渠道建设方面以及新媒体的运用上依然欠缺。而“两微一抖”以及哔哩哔哩网站等青少年喜欢聚集的平台，其科普内容和资源又相对较为缺乏。有关部门应当主动引导此类平台加强科普内容与资源建设，拓宽科普渠道，创新传播手段。（文章内容来源于《科普研究》，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齐培潇，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王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