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原创图书选题缺乏深耕，差异化不足
观察发现，近年来市面上的本土自然博物类科普图书在选题、形式和内容的趋同化比较突出。同类图书在内容设置上往往出现较大的雷同，知识点相似度也较高，并存在重复出版、跟风出版、拼凑出版等问题。如以“昆虫记”为关键词在当当网、京东、中国图书网等平台对市售图书进行检索，就会发现，除法布尔本人的不同版本译作以外，还有大量的节选、改编等衍生出版物。但若对与该关键词关联的图书品种进行深入观察就会发现，其中并没有对法布尔这部100多年前的作品以当代昆虫学角度进行科学批注、解读或考证的图书，仅有少量面对学生读者的图书是从语文角度进行注释的。再如以“二十四节气”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则可发现大量自然博物类绘本图书，或单册或成套，品种较多，然而在选题切入角度和内容上差异化较小。
若更换一些非出版热点的选题，在上述网上图书销售平台和国家出版发行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进行检索，可搜到的出版物种类则相对有限。以海洋主题的自然博物类科普图书为例，如以“大海”“海洋”等较宽泛的关键词进行检索，确有一定数量的自然博物类科普图书，但其中很多是引进图书；再以我国四大海域即南海、渤海、东海和黄海等主题进行检索，就会发现，搜索结果多为学术著作，而相关的自然博物类科普图书非常少见，相应的儿童读物更是几乎找不到。这也意味着我国自然博物类科普图书相关选题细化不足，有待进一步挖掘。
（六）创作者数量有限，科研人员明显缺位
图书出版以内容为王，其内容供给在根源上来自作者群体。在自然博物领域，尽管当前有以张辰亮等为代表的较年轻一代科普作家出现，但总体上，优秀青年科普作者较少，能够持续产出的则更少。《中国科学传播报告（2021）》甚至认为我国科普队伍已经出现了年龄断层现象，虽然这一观点仍有待商榷，但创作者尚不能满足公共需求确是不争的事实。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创作者无法获得与劳动相匹配的收益，导致动力不足。多数科普图书的印数在3000—5000册左右，甚至有29.44%的图书在3000册以下，超过10万册的仅占2.17%。以一本内容10万字、定价50元的图书为例，按8%版税、5000册发行量的较好情况计算，作者税前获得的收益也仅为2万元，这与其数月甚至更久的创作时间并不匹配，而如此印量还需要两三年才能售完。以笔者2020年初出版的一本自然博物类元科普获奖图书《非主流恐龙记》（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版）为例，该书首印5000册，截至2022年7月尚未售完，加印遥遥无期。
目前，国内科研人员在科普图书创作中存在明显的缺位，如物理学相关领域科研人员参与创作的比例仅为18.3%，而近年来自然博物类科普图书的出版，也表现出了类似的情况，而既在科研一线持续产出较高水平学术成果同时也在持续进行自然博物图书创作的作者，如王立铭、邢立达、刘阳等，更是非常有限。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有：科研人员日常工作任务较重，科普创作与工作量计算无关；学术写作和科普创作的类型差异较大，科研人员创作前期不易适应；对科普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相当多的科研人员怕说错话，不愿抛头露面与公众接触；科普图书创作收益太低等。
三、关于自然博物类科普图书创作的建议
通过对近年来包括国内自然博物类在内的科普图书的观察，笔者结合个人的创作经验，提出以下建议。
（一）设立国家公共科学素材库
科学素材的来源一直是科普创作面临的一大困扰，尤其是自然博物类科普创作，经常出现只看文稿尚可，一配图就出状况的情况，有时图片不仅质量差，而且准确度堪忧。以国内关于红火蚁入侵事件的报道为例，在为该物种配图时，上至中央媒体下到地方媒体状况不断，甚至相当多媒体将具有生物防控价值的本土蚂蚁黄猄蚁错认作红火蚁，错误配图的效果甚至不如不配。然而这种情况却可以理解。面对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多数科普工作者缺乏专业细分的生物分类学知识，不具备识别特定物种的能力。而一些商业图库在图片标定上也并不可靠，并且相当多的商业图库只授权给商业机构而不授权给创作者个人。此外，当今的学科细分也使得某一专业领域的图片、视频等素材非专业科研人员而不可得，这使得科普工作者要想获取这些素材变得非常困难。
解决科学素材来源有多种思路，如发动关系寻找专家支持，或选择素材更丰富的选题。不过这两种思路有一定局限性，前者使得创作成本增加，一定程度上给作者、出版者增加经济负担；而后者使得选题趋于集中，不利于原创图书的多样化发展。同时，这也使得部分素材来源存在版权侵权隐患。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一些研究者和科研机构实际上有分享研究成果和提升自身知名度的意愿，可以提供创作素材，然而他们缺乏与优秀的科普创作者合作的桥梁。设立国家公共科学素材库，可以让科学素材的供需双方更好地进行合作，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还可扩展我国科学界的影响力，如果进一步开放外文版本并限定媒体的具体使用场景和署名要求，更是有助于提升我们的国家软实力。
国家公共科学图片和素材库前期可以依靠国家资金支持，后期通过运营解决或至少部分解决资金来源的问题。素材可以来源于已经超过版权保护期限的作品、可调用资源库、机构和个人的捐赠、创作者委托销售、商业图库版权代理等，但对来源要设置学科专业门槛。与常规素材库不同，本数据库应将科学性置于美观或艺术性之上，对于一些珍贵素材，不应强调尺幅、像素质量等指标。笔者认为，当素材规模达到10万种以上时，图片和素材库将初步具备实用价值。对于不同的素材，可以采用灵活多样的授权模式并提供措辞严谨的授权书下载，如对公共版权的图片和捐赠图片提供免费下载使用，捐赠人要求署名或存在使用场景限制的，应该给出相应要求。图片代理或委托销售提成以及版权维权赔偿等收入则可用于维持本资源库的运转。
（二）建立科普图书勘误网络平台
尽管在众多出版媒介中，图书出版要经过多次审校，其内容相对可靠，但这并不意味着出版物不存在疏漏[26]。事实上，很多图书在首印时都会有疏漏，甚至有可能包含一些低级错误。这些错误有些会在印刷后立即被作者或编辑发现，如笔者出版的介绍动物粪便科学和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知识的绘本《臭臭的科学》（天天出版社2020年版）一书，在图书入库之前即被编辑发现有一页出现图片标注错误，于是当即在更正错误后重印该页，图书全部拆除塑封，进行了页码替换。但还有一些图书的错误是图书进入市场销售一段时间后，通过读者反馈等各方面反馈才会暴露出来，进而逐渐得到更正的。不过，已经售出的图书存在无法更正的问题，并且将持续造成影响——将已售图书全部召回修改不仅成本过大，也不具可操作性。标点、不涉及专业概念的错别字等易被识别的问题尚好，若是知识、数据方面的失误，如动物体型测量数据的单位由毫米写成了厘米，弄错了物种的濒危等级，混淆了欧亚大陆的土拨鼠和美洲的土拨鼠等，则可能造成误导，甚至更多不良影响。因此，笔者建议一方面建立可更新的统一勘误平台；另一方面，图书可预印当前版本的勘误网址和二维码，如发现错误，出版社可以向平台实时提交勘误内容和波及的版本，读者阅读时扫描二维码或访问勘误网址就可了解当前版本图书的勘误信息，以防止错误进一步传播。
（三）有重点地扶持、引导科普作家
提升创作与出版质量，离不开对作者这一群体的关注。相比已经具有一定名气的科普作家，新生代科普作者往往知识和观念较新，但创作手法和出版关系积累方面稍显稚嫩，不易获得出版机会，因此建议对已经有过一些创作经历但首次出版科普图书的新生代作者给予一些政策倾斜或者项目支持。一些年轻科普作者的知识和观点有时不够全面，甚至可能略有激进，要注意引导这部分作者在创作上逐渐转向成熟。建议重点关注一些有能力、有潜力的优秀科普作者，对其给予一些支持，必要时也给予一定程度的保护，让其不至于因为一些创作上的小失误而被舆论放大，进而断送创作生命。
与此同时，应继续引导和鼓励更多科研人员投身到科普创作中，笔者注意到当前已经有一些政策期许和调整，如强化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建立完善科技资源科普化机制等，希望这些政策可以持续施行，落到实处。
（四）优化科普图书奖项与奖励
图书评奖不仅可以将好书从众多图书中区分出来引导公众阅读，也有助于调动出版社和作者的积极性，对图书的销量也具有一定的带动作用，目前有一定数量的奖项在科普作品评奖时能将自然博物类纳入其中，并且有坪山自然博物图书奖这个专门奖项。但是，目前此类图书缺乏一个较高层级的专门奖项，建议就此进行筹划。从笔者个人角度上，期望高层级的出版奖项能够进行领域细分，以便可以更好地树立创作标杆，起到更多的引导作用。
除了现有针对图书作品的奖项，也应该考虑设立针对创作者个人的奖项，后者应该向一线科普作家倾斜，并减少评奖上报层级数。由于引进书总体强势，国内原创相对落后，应该考虑将引进书和原创书分开评奖，以鼓励和扶持原创，目前包括中华优秀科普图书榜等在内的一些奖项已有所尝试，建议坚持和推广。对于优秀图书作品评奖，建议每奖颁出两个证书，即在向出版社颁奖的同时，同时向作者或译者颁奖，目前文津图书奖的做法值得推广。鉴于科普图书创作收益较低，建议在奖项中，给予优秀科普作品的原创作者一定的经济奖励，尤其是中青年作者，以缓解其经济压力、维持其创作动力，目前这一点在坪山自然博物图书奖中有所体现，值得借鉴。
本文以2020年和2021年为主要样本观察我国自然博物类科普图书出版状况。结果显示，此类图书出版情况大体稳定，原创图书呈上升势头，童书类发展较快，也出现了一批好书。同时，还需认识到仍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出版质量鱼龙混杂、图书质量与市场销量不匹配、本土图书编多著少、选题重复度依然较大、创作者数量有限、科研人员明显缺位、图书说教内容较多、创作理念需要更新等问题，需要通过一些支持和措施加以改善。（文章内容来源于科普创作评论，作者系冉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