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格”，英文全称cybernetic organism，即“控制论有机体”，伴随着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的革命性进展，增强智能、脑机芯片、基因编辑等技术步入试验与应用阶段，“赛博格”概念在更广泛范围内激起人们对于人与机器、身体与意识以及人类本身的反思。在理论领域，“赛博格”被刻画为具有后现代异质性气质的技术造物，意味着人的主体边界的移动与改写，而其概念以身体技术改造为基础，则接续人类思想史的身体向度，成为一脉重要的异变分支。
不同于科技应用或理论构造，科幻文学作为一种具有越界性与综合性特质的“思想实验”，以“幻想”本身为鹄的，在叙事中将读者引向对人、机器、非人、“新人”等之间的关系的深度反思与价值新判，“以隔代流传、人工嫁接或突变虚拟的生命特征或特定符号为中介，想象人与物、物与物联动下，中介变化、传导的种种可能”。事实上，关于“赛博格”书写中所涉及的人机关系的诸多高度叙事性的冲突，也只能在具体情境当中才能得到完整的呈现和可能的解决。沿此思路，本文以新世纪中国科幻“新生代”①及以后作家作品中所涉“赛博格”形象为基础，着眼于“赛博格化”身体的三个维度，即身体构造的“小型化”导向、人机协调过程的身体 - 情感问题与群体中的异分生成，结合文本进行阐述。
一、“赛博格”的概念逻辑与文学形象
技术性的“赛博格”概念始见于1960年曼弗雷德· 克莱恩斯（Manfred Clynes）与纳森·克莱（Nathan Kline）合作发表的《赛博格与太空》（Cyborgs and Space）一文，二者以生理科学视角，借助罗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控制论思路，设想出一种让宇航员能够延伸并增强身体器官的自调控功能，从而能够保持在任何环境下的生理自体稳态（physiological homeostasis）， 使人体能够自如而无意识地达成自己的行为目的的人机组合模型，并将之命名为“cyborg”；1985年，唐娜· 哈拉维（Donna Haraway） 在《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中则将“赛博格”概念拓展为一种技术存在与文化意涵兼涉的批判性概念，其基于唯物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立场，意图以“赛博格”技术隐喻反抗生物技术与通信技术所导致的“世界本身被转化为一种编码”“抵抗性的异质因素消失”等问题，既展示了“赛博格”对传统范畴的破坏性作用，也突出其与生俱来的“再生”特质。在后人类理论中，凯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以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为基础，认为身体本身等价于信息数据，而人的肉身则是人们要学会操控的假体；而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则指出“后人类主体”是一个“游牧主体”，是个“多层面的关系性主体”[7]277，“后人类生命”“通过跨越复杂肉体的、文化的、技术化的网络系统的活力信息符码来表现自身”。“赛博格”作为后人类概念的一种技术实现，“后人类主体”信息性、随机性、关系性、物质性的特点即是“赛博格（主体）”的特点。
关于科幻文学中的“赛博格”形象类型，克里斯·希林（Chris Shilling）从身体被“技术化”方式的角度将之分类为身体替代、身体增强以及虚拟身体共同体变革；简圣宇则从人机结合的阶段性角度将其分为游离阶段、外接阶段和人机一体阶段。
然而，在科幻文学的实验场中，“赛博格”概念总是在思想边缘抑或概念缝隙之中寻求超越性结合或是颠覆性重组，以幻想之名，展露其越界的特质。因此，科幻文学中的“赛博格”内涵远更广泛——“赛博格”是技术性的、隐喻性的，也是叙事性的。例如，借鉴控制论的“反身性”思路，即“意图控制机械的人体最后被机械所影响甚至处于一种动态的一体互化过程，乃至机器对人体的激烈反叛”，这在作品中就表现出多样的形式：陈楸帆《荒潮》中的陈开宗对身体进行技术置换，但义体“储存着你的喜怒哀乐，你的阶级，你的社会关系，你的记忆”；江波《机器之魂》中的陈子龙同样作为人类意识与机械躯体的结合，却面临着脑库会把所有人都“转化为纯粹的机器人”这样机械改变人格的安全问题；杨晚晴《归来之人》中肖威廉接受了一半人造大脑的替换，其将一切事态进行编码，从而能够帮助个体达成利益最大化，但同时也会意味着人造大脑的决策常常压制了原生大脑的选择，并且作为处于互联中的军事设备，他不再具有独立的意志。
技术与文化的绞合、反讽与隐喻的交杂，使得理论性阐发留下了一种隐喻混杂的“赛博格”想象，而在文学文本中，则必要地在具体叙事中对“赛博格”的“类型溢出”进行动态把握。
二、微型：边界突破与价值重审
唐娜· 哈拉维在《赛博格宣言》中认为“物质与非物质界限”已被突破，“小型化”的微电子“无处不在而又无一可见”正是技术发展进向的缩影。在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发展的基础上，“小型化”所导向的视界使人们突破对宏观世界的传统认知，物质、能量与信息三者的界限不再坚固，原来隐微的、模糊的、异质的事物乃至人的精神，都似乎游移于物质与非物质的边界，并能被微观地转写为同质的代码。如果“大型化”一极意味着现象世界中物质边界的新实现，那么导向认知另一极的“小型化”则意味着物质与非物质边界的突破与颠覆，暗示着一种在“微小”所隐含的技术颠覆性中试图突破物质边界的欲望；而身体本身的“小型化”则暗示了人类趋近无限的另一种路径，并生成了一种独特的崇高感。
在科幻文本中，“纳米构造体”正是“小型化”导向的典型代表，其往往被设想为具有集成处理功能的微型芯片，能够作为补充、置换或者延伸人的肉身的材料，有的纳米构造体甚至能够直接链接人的神经系统；而纳米构造体之间能够互联组合，以“群集”为主要存在形式。例如，在江波的《机器之道》中，大帝的身体由一种液态的纳米体构成，而这种纳米体能够被操控而离身变化为不同形态的工具；在宝树的《海的女儿》中，法蒂玛的骨骼、肌肉乃至神经都由纳米体构造而成，并且经由意识的控制而能够变成特定的形态；在郝景芳的《人之岛》中，具有接入网络、接发电信号功能的纳米级脑芯被植入脑部，使人能够随时存储与获取互联网信息；迟卉《卡勒米安墓场》中的纳米构造体功能尤为多样，其相互之间通过中微子波相接驳，同时能够链接人的神经系统作为人的思考、情感辅助工具，作为人的身体构成物，其能够以生物质能为能量来源，与人类保持一种“连生”的一体共生型存在。
这种由微小化所导向的探索，往往引向对于物质边界的思考。在《卡勒米安墓场》的最后部分，舒凝“几乎可以感觉到在纳米构造单体之间，那些信息随着中微子波永不停歇地奔流交融，形成一个巨大的信息海洋”。于此，纳米构造单体、舒凝的身体与纳米构造体集群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关系，“意识的物质化”设想与“身体的信息化”想象在文学书写中得到整合，这种物质与非物质的新型关系，使得现实与幻想看似界限分明，却又能够互构相融，形成了一种自由的审美张力。通观全篇，从身体被纳米构造体置换与延展，到人体能够操控纳米构造体的行动，再到人的肉身和意识与纳米构造体形成共生状态，以至于舒凝“放开了自己的意志，融入那片海洋。她用自己的意志建立起最简单的律条：保护、服从、协同……”，身体与纳米构造体进入了一种相互交融的状态。技术造物与有机人体被审美地感知为“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知风乘我邪？我乘风邪？”的关系，新的自组织体构成并存续于动态交互之中，“智能场域”不再局限于人脑，这一叙事也构成了对传统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等级二元论的超越与反拨，而超越了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的传统等级二元论。
在文学叙事当中，凯瑟琳·海勒关于“后人类主体”是“一种混合物，一种各种异质、异源成分的集合，一个物质—信息的独立实体，持续不断地建构并且重建自己的边界”的观点在科幻文学中得到了实验性的书写：物质的界限被突破，身体的构成被隐喻化为物质与数据流的混合，身体本身可以由不同的物质或非物质组成而表现为一种混合共存、若隐若现的“肉身”图像，体现出一种“相即若离、同态互构”的审美特质，东方美学与技术美感于此技术、理论与叙事之缝际处妙合叠印、无垠共生。
在肉身与纳米构造体相互关系中，身体与纳米构造体之“合”，意味着纳米构造体与肉身成分具有相同的微粒结构，意味着纳米体是一种能够根据肉身成分而调整自身与之结合方式的具有独立智能的技术造物，也意味着互相有机关联后的纳米构造体能够作为一种集体的存在而对身体的“残缺”进行补全；而身体与纳米构造体之“离”，也并不意味着纳米构造体与人体联系的完全割裂，而是以离身的形态始终保持着与人的意识/神经同频联结的状态，这仅仅表示着其使用性被暂时地搁置，而这种“离”恰恰最能体现其与身体存在着实质的连接与统一。在“离”与“合”的动态关系当中，身体的边界被动态地延伸，技术成为肉身与意识的延伸；“相即互含”的美感，即产生于传统身体界限的被突破及动态的重构。
知觉现象学视域下的“幻肢”现象与“纳米构造体”的假体身体同样牵涉意识、知觉、身体、情境的互动关系，具有内涵与逻辑的高度可比性。“幻肢”，即伤残者仍有对缺失肢体的知觉的现象。在梅洛-庞蒂看来，“有一个幻胳膊，就是对胳膊能够独自进行的全部活动保持开放，就是保留一个人在伤残之前所具有的实践场”，身体“朝向性”地以“处境”的意义赋予、把握“刺激”，从而与情境形成了一种可持续进行的“提问—回应”过程。而身体各部分能够相互替代，正是由处境被经历为“开放的”而导致的身体知觉的含混性，“使各个肢体能够相互替代，能够在任务的显现面前是等价的”。“赛博格”身体在“介入”世界的过程中也整合入世界，心灵和身体的统一“在实存运动的每一瞬间获得实现”。
身体整体地被小型化，在科幻小说中往往意味着以光年为单位的空间尺度所蕴含的人际伦理陷落于微粒尺度层面；极微化后的个体以自身视界所要观察的事态由先前的“极微”变为了当下的“极巨”，这种落差带来的是人类对于一切经验知识的颠覆性反思与重构。从具身认知角度来看，人们往往以“上”为善，“大人”即是这种认知隐喻的美好想象；而人身的极微化则在文学形象—文学作品—世界层面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从而引发读者的价值“重审”：由现时之“小”与先前之“大”的对照而引起“小大之间孰善”这一基本价值判断的反思。而当“小型化”已然成为人类全体的现实，刘慈欣在《微纪元》中进行如下设想：微纪元社会中人的身体因尺度极小而强度极高，也因身体尺度极小而情绪调节能力极强，因而没有对生理痛苦的忧惧，也不必遭受负面情绪的折磨，人因身体极小而只需要极少的能量消耗就能完成生命维持。这是一种不会形成等级制的社会，是由“微型”技术所产生的乌托邦。“生命进化的趋势是向小的方向，大不等于伟大，微小的生命同大自然保持和谐。”从人类生命延续的角度，审美之善被指向“小”的一端；“小”，而非原来之“大”，给出了人对于“无限性”追求的另一条路径，因象征着人之复归生态性生命而被定义为“伟大”。
“纳米构造体”的构想代表着人类思维与技术“小型化”的发展方向，由此产生微物突破物质边界的崇高感受；纳米构造身体的“离—合”过程挑战了物质的界限，身体的信息或能量化隐喻得以形象呈现，“相即互含”是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独特美感类型；而整身的“小型化”即意味着人对于基本价值与伦理的重审以及人、社会、生态关系的互动重构。（文章内容来源于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作者系陈宥文、王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