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共生：具身适应与情感阵痛
在科幻文学叙事中，复杂的技术往往还牵涉复杂不定的人伦纠葛，使得人物在面对技术时的态度充满未知，由此引申关于身心与人际界限可能性的情绪与思考；在迈向人机共生的过程中，人都会经历不同层级的“阵痛”，这种情感也因情境差异而具有层级性与多样性。
在陈楸帆的《荒潮》中，第一次写到小米与机器互动，是小米初次戴上文哥送的增强现实眼镜时：一阵眩晕过后，小米便“如同沐浴在夕照霞光中……一种强烈的情感无来由地从心底涌出，如同凿开了一眼压抑已久的甘泉……她（甚至觉得）能闻到母亲身上那股淡淡的竹叶香气，没有紧张，不再慌张，她愿意在这种幻觉中永远地沉湎下去”。如增强现实眼镜这般辅助性的技术产品增强了小米的感知能力，她潜意识里对于温暖的需求被个性地、私人地具象化而能够被经验性体知。此时，人与异生的机器产生了适应初阶的“阵痛”，但很快就与其达成了一种积极协同效果，并且人在人机关系中表现出明显的主导地位。
而小米的第二次人机结合则层级更深，与先前殊为不同。当她被刀仔等人凌虐至生命的边缘时，她的意识突然转移至一个合金机械体的控制腔内：“她感觉到某堵墙，无形的屏障，横亘在她的意识与机械人之间，向所有方向绵延出无限远。”而“意识的触手如同柔韧海草，蠕动着渗入那堵墙，寻找着缝隙及复杂咬合的机关”。在新的具身协调过程中，意识的形态成为一种具有能动性的“类物质”。而当她机动地完成适应过程后，离开肉身而独立存在的意识与机械身体达成了感知上的一致，小米终于能够独立地运用这具新的身体去完成复仇，她自由地运用机械体碾压式的暴力并将之诉诸刀仔。然而，当复仇结束时，“小米—机械人狂暴地跃出两步，随即重重跪倒在沙地里，她的意识变得模糊、稀薄，无法集聚足够的能量操控外骨骼。小米这才醒悟，自己并不是真正自由的灵魂，仍然牵连受制于那具埋于地下、即将死去的脆弱肉体，而肉体一旦死去，意识也将魂飞魄散”。意识感受到了肉身的牵制，这意味着身体与意识并非能够自由地、超距地分离，而是存在着技术的空间限制——技术仅仅赋予了意识在限定距离内分离与转移的能力。“阵痛”在这里就不仅仅一种适应过程中的一道必然面临的小障碍，而是象征着“技术化身体”本身的界限。
在意识离身、新具身化、返回肉身的曲折过程当中，“小米”之意识始终作为人格核心而存在，但是，意识的界阈被框定在与肉身的关联之中，肉身的在场因“阵痛”情感而被凸显，这意味着，“赛博格”肉身与意识需要保持一种不断变动而又不可割裂的联系。
江波在《机器之门》中则从桑迪普·库玛与楚南天两个对身体改造态度相反的人物形象来体现了这种多样联系。小说中，人工智能体已经具备足以与人类抗衡的高级智能。为了具备更强大的身体以向人工智能体寻弑亲之仇，桑迪普·库玛进行了身体的置换；除了脑部和脊髓，他将身体的其他部分全部置换，因为在他看来，“神经中枢决定了他是谁，决定了一切的爱恨情仇，除此之外的一切，机器都能做得更好”。做完全身置换手术后的桑迪普·库玛面对镜子，“看见了自己的头颅，头颅下方没有躯干，只有一条白生生的脊椎”。在这里，他并没有显露出因整全的“镜像主体”再度残缺而导致的认知不适或情绪异动，而是继续表现出对人机合一的满足与信任：面对意识与机械体中的那一道“黑墙”，“他的世界里一团漆黑，然而门就在那里，而且将为他而开。他深信这一点”。可见，他满足于肉身的增强，而且自信于他的精神意识能够完全掌控这副增强的身体，而且自信于他能以自身意识完全掌控这副增强身体，而这根源于他对自身意识独立性与身体掌控力的自信。物质身体是绝对忠诚于意识的工具存在，这代表着一种理想的人机结合过程。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反对人体机器化的楚南天。他面对着人工智能体的威逼，被迫进行了纳米体植入改造，他担心并且愤怒于“肉体的温暖”的缺失，担心人工智能组织“会用纳米机来控制自己。他听说过这种恶毒的手段，被控制的人会失去完整的人格，成为提线木偶”。他由反抗机器到反抗机器的控制，担心由肉身改造导致的意识与人格独立性的改变，因为他对独立性与人类特殊的“意义”问题表现出极度关切，“他反对机器化，根本原因是机器化会给人类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当人和非人的界限都变得模糊，世界将会走向何方，这关乎生命和存在的终极意义”。因而，在他认为肉身与意识同样具有代表一个人人格地位的情况下，他反对肉身被改造。这种分裂对抗的情感态度则对人机共生过程具有阻碍作用。类似地，江波《机器之门》中的陈子龙流露出“脑库”可能将人转化为机器人而关涉意识独立性问题的深层隐忧。迟卉《选择性末日》中叶晴面对着技术催逼下“消失的自己”与“重生的自己”的选择困境，韩松的《进化的腥膻》中将原有意识可能被新的、复制的意识所替代的难题置于思考的中心等，皆从不同角度展现了相似的关切与反思。
概言之， 人机之间能否达致一种海德格尔所论的“上手”状态、保持“物物而不物于物”式的自由关联，这牵涉到人对于机器的态度、人对于身体与意识界限的认知：若自信于意识能够在结合过程保持独立性及主导地位，走向共生的过程便不成为一种难题；若强调意识的具身性，认为身体与意识都具有组成或代表人格的功能，那么对于机械身体的接受与适应则成为人机结合过程的中心矛盾，而这种矛盾也会导向人机叙事走向不同的方向。
四、群异：“人”的异化、流变与复归
人何以为“人”？在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阐释中，使人之为“人”的是那种“能够认为自己是人”的能力，即一种被他命名为“人类机制”（anthropological machine）的过程。换言之，人，通过从人的“内部”区分与排斥来划分自己而为“人”，而这种“人类机制”也应随历史变化而被更新定义。人机结合时代，人的赛博格化意味着在新的技术与文化交织的语境与规则下，赛博格化后的人将自己认识并确立为“人”，并且赛博格的互联技术也意味着新“人”的联结体能够被技术所增强，从而“旧人”被包含式地排斥出新“人类”，成为新社会的边缘异在。身体的赛博格化，同时也意味着在社会中的自我身份与认同的改写，意味着新人与旧人在定义战场上的冲突；在科幻文学中，这表现在被赛博格所排斥出“人类”的“孤独者”形象。
迟卉在《选择性末日》中设定了一种“选择性神经信息过滤系统”，其被通过神经胶囊的方式注入人的大脑当中，帮助人们屏蔽不愿承受的感觉以减少痛苦感受。当绝大多数人都被这种药剂改造而具有了屏蔽感受的能力，新的“人”群类由此形成，而新的“非人”也由此产生。故事中的李一凡，由于无法拥有屏蔽感受能力而在新的技术环境中被蔑视与排斥。身份在差异化的过程中被确定，并在主流群体与边缘者的互动中得到增强与固化，李一凡被排斥出“新人”群体，而成为“孤独者”。在谢云宁的《宇宙涟漪中的孩子》中，绝大多数人都已经选择离开现实世界，通过“水晶柜”将意识接入“高速”赛博世界生活。然而，宁天穹的父亲对人类神经彻底接入赛博世界持强烈的反对态度，执拗地选择留在“低速”现实里，可现实骨感，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赛博世界提升的步伐越来越快”，而他却“越来越失落，终日郁郁寡欢”。身体存在方式的差异主导了人的存在方式的差异，而这种差异被人类区分机制进行新的固化，被排斥者不得不成为“孤独者”而产生社会性抑郁。
值得注意的是，在赛博格化的人的内部，“人类机制”继续发挥其“区分”作用。比如，同样是在《选择性末日》中，那些“弃世者”，即过度使用感觉屏蔽功能的人，因为过度屏蔽痛苦感受，甚至失去了对快乐的感受、对意义的感知；弃世者依赖赛博格化身体的功能，主动弃绝感受而割裂与生活的联系，但是“这个世界并不会因此放过他们，反而因为他们的退缩而变得更加难以忍受”；他们成为因偏离“新人”道路而被排出的“旧人”，“他们抛弃了这个世界，同理，也被这个世界抛弃了，蜷缩在自己的意识深处，与世隔绝地慢慢死去”。
当只有赛博格化身体才能被定义为“人”的身体，身体符号组成新的社会运作机制，符号的暴力促使着赛博格身体的缺失者与抵抗者被自动地、强制地划分出“人类”，从而导致旧人与新人、旧人与新社会交流的阻隔。由于世界差异所导致的技术性阻隔，两种群体之间无法产生具有意义的相互对话，意味着“孤独者”的再生成与进一步的自我区隔。此外，科幻中的“群集智能”设定本身，也呈现出“人”的异化与概念流变。“群集智能”，似于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从媒介角度指出的“所有人全都由一种无所不包的意识统一起来”那样，在科幻文学中指一种由多个人脑—意识组成集合体的构想，众多个体大脑协同分工运作以进行高难度计算与决策并保持自体存在。迟卉在《伪人 2075·意识重组》中设定了一个被称作“伪人”的集群智能体，而伪人规模与意志统一程度正相关而形成一种正向反馈循环；在此过程中，作为组部的单体，逐渐不再独立思考，“各种行为者的互动越过了内部—外部、原体—假体、自我—他者的界限，不断推动着更具涵括性的生成游戏”；而即便当他们脱离“伪人”集群，他们还是会不自觉受限于“伪人”的集群式思考模式，这使得他们面临着内在认知与社会生活的困境，比如，作为“伪人”残体的艾瑞克“还记得自己有一百个头脑、一千双眼睛和一个声音，却没有名字”；夏歌虽然已经“是一个单体，但当她需要的时候，集群从来就不在那里。她不得不像人类一样活下去，却要承受这些属于伪人的命运”，同时她也丧失了人类的情感，与同集群伪人单体存在理解的障碍，因而既非人类个体，亦非“伪人”中的成员，她“像人类一样弱小，像怪物一样孤独”，成为一种被生成的异类存在。
单体智能以被动失去个体意志的结构化方式参与到“群集智能”的运行之中。就其曾作为独立而完整的个体来讲，其生存的目的已变更为“群集智能”的目的，在自我剥削中被技术异化。同时，即便单体已从“群集智能”中脱离，其仅存的个体意志却已使其在被规训与异化的过程中认同自己作为群体组分的身份，而非具有独立意志的个体；换言之，重返个体生命，却已无法复归为“人”。
五、结语
从三个维度对大量文本进行分析后，文章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身体构造物与身体本身的“微型”想象，与人类认知和理论发展的“小型化”趋向具有内在关联，这指向了一种对物质边界突破的求索欲望，并因技术的参与而形成一种新的身体—技术美感；其次，身体与机器的“共生”之路，因技术复杂程度的不同以及人对于机器的不同态度等而具有个体差异，而这种适应过程在叙事中表现为多样的可能性；最后，个体身体的改造，往往引起社会语境中个体对其身份认同的改变，在与技术结合与否所导致的群体分异中，“人”在异化的过程中流变，“群集智能”实验则更加呈现出“人”的复杂内涵。
从科幻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赛博格作为一种具有高度跨学科意义以及文化隐喻潜力的概念，对中国科幻作家的创作产生了不同维度的影响，在中国科幻文学中也不断被借用与书写：有的作家偏重“硬科幻”式的技术创想，有的作家擅长创绘具有后现代异质性气质的赛博朋克世界，有的作家则精于借其展示人性的复杂，或是表达一种“回到未来”式的现实关怀。然而，无论如何，赛博格的物质性、身体性始终是一切幻想实验的基石，“赛博格”所凸显的人的“人—工具—环境”的嵌合性质，“赛博格”技术多元互动、异质混杂、万物互动的面貌，都在叙事进程中或隐或显地发挥着关键作用。（文章内容来源于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作者系陈宥文、王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