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首创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指引自然保护地规划
从某种意义上讲,“半个地球”理念的提出受到了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的启发。换言之,倘若前期没有创立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或许就不会有“半个地球”理念的产生。在威尔逊的设想中,地球是一个硕大的“岛屿”。他试图用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来擘画地球和人类的新蓝图,实现“岛屿”内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相生、协同发展。
1967年,威尔逊与生态学家罗伯特·麦克阿瑟(Robert MacArthur)合著的《岛屿生 物地理学理论》(The Theory of Island Biogeography)一书面世,系统阐述了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核心观点如下:一个岛屿的面积与这个岛屿上的物种丰富度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岛屿上物种的多样性以及某一物种的数目,均随岛屿面积的增减而增减;岛上所有物种间存在一个平衡点,而平衡点受到岛屿面积、新物种的迁入率、岛上本土物种的灭绝率等因素的影响;面积更大的岛屿能容纳更丰富的物种,也更能维持物种间的动态平衡;岛上某一物种的灭绝将为另一物种的迁入创造机会。
1967至1968年,威尔逊和他的博士生丹尼尔·辛伯洛夫(Daniel Simberloff)以佛罗里达湾的几个红树林小岛为实验基地验证该理论。他们首先仔细调查每座小岛上的蜘蛛、甲虫、蛾类、螨虫等节肢动物,然后在不伤害树木等植被的前提下,烟熏小岛以“去除”所有节肢动物。之后,他们定期对小岛进行细致入微的检查。大约两年后,他们发现这些小岛已被新物种群落占据,物种数量也恢复到“去除”前的水平,各物种间的关系也稳定下来,进入新的平衡状态。这一实验不仅证明了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的科学性,也开启了生态实验时代。
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不仅适用于被水包围的岛屿,也适用于陆地上的“栖息地岛屿”(Habitat Island)——限制同种个体相互交换和基因流的不连续的岛状栖息地。当今,森林砍伐、农业发展、过度狩猎、城市蔓延等人类活动日益频繁,导致大自然支离破碎,造成生物栖息地的破碎化、片段化,从而出现越来越多大小不一、被人类所利用的区域包围着的树林斑块、草原斑块、池塘斑块等,而这些斑块就是“栖息地岛屿”。多了解“栖息地岛屿”,有助于人类开展生态环境保护。
1990年,威尔逊因其在生物地理学领域的成就而获“克拉福德奖”,此奖是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一项几乎与诺贝尔奖齐名的科学大奖,是生物科学领域的最高奖项。2009 年,威尔逊给予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以中肯评价:“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经历40多年的考验,如今被证明总体上是正确的。”的确,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如今已“成为生态学和生物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护生物学的基石”。该理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保护地规划等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威尔逊多年来所从事的岛屿生物地理学研究拓展了他的生态视野,塑造出其生态整体观,使其对地球“岛屿”中自然万物间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最终为他提出“半个地球”的理念奠定基础。
(三)开创社会生物学学科,强调人类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在威尔逊心目中,人类与非人类生物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类与非人类、人类社会与生物圈具有诸多相似和相通之处;研究非人类生物的社会行为模式有助于人类理解自身的行为模式。威尔逊此方面生态意识的形成,尤其是其“亲生命性”理念的形成,得益于他在社会生物学领域的大胆开拓和不断探索。
1975年,威尔逊出版《社会生物学》一书,这标志着他正式创立了生物学的一个独特分支——社会生物学,他也因此获得“社会生物学之父”称号。《社会生物学》共有27章。前26章中,威尔逊以蚂蚁、蜜蜂、裸鼹鼠、大象等多种社会性动物为例,从生态学、遗传学、行为机制等角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这些动物的攻击、互惠、共生、利他、亲本抚育、领地、奴役、性等社会行为的演化过程和形成机制,强调这些社会行为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他经过深入比较研究发现,在社会行为的进化史上,集群无脊椎动物、社会性昆虫、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人类是四种最具代表性的社会性动物类别。前26章的主要观点符合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基本没有引发争议。
然而他在最后一章“人:从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却引发巨大争议。此章强调了人类社会行为的遗传学基础,认为人类几乎所有的社会行为以及人在社会中的角色都是由基因预先决定的,而不是后天习得的,认为是基因致使人类产生两性分工、部落制度、男性主导地位、亲子关系等种种倾向。这些观点在当时遭受到猛烈的抨击,甚至发生过“泼水事件”。不过,曾与威尔逊合作几十年的哈伯德奖章获得者彼得·雷文(Peter Raven)评价道:“尽管受到非常恶毒的攻击,但他(威尔逊)是对的。” 社会生物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自1975年以来一直在全世界稳步发展,这一事实是对威尔逊学术观点不断得到认可的最好证明。
1979年,威尔逊的《论人的本性》一书,获普利策奖。该书从进化生物学角度系统论述了人的性征,强调人的大部分性征均具生物学基础,作者写道:“人性的深层结构本质上是一个生物学问题”,“生物学是解开人的本性这个谜题的一把钥匙”。此书进一步丰富了社会生物学理论,并催生了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这一新领域。进化心理学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人缘何天生喜欢亲近自然和非人类生命。“亲生命性”如今已成为进化心理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可见,威尔逊前期对社会生物学的深入研究,是其“亲生命性”理念得以树立的重要基础。
从上述三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与自然相关的科学研究潜在地孕育和塑造出威尔逊鲜明的生态意识。威尔逊所从事的蚂蚁研究、岛屿生物地理学研究、社会生物学研究,分别是其“生物多样性”“半个地球”和“亲生命性”理念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三、威尔逊生态意识及科普作品的现实意义
爱德华·O. 威尔逊是一位享有国际盛誉的科学家和科普作家。作为科学家,他在蚁学、生物地理学、社会生物学等与自然相关的科学领域不断突破自我、追求创新,为这些领域的发展做出了突破性或奠基性贡献,尤其是这些研究经历是他生态意识逐渐形成和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作为科普作家,他最显著的特征莫过于他强烈而鲜明的生态意识,主要体现在他倡导并普及“生物多样性”“半个地球”“亲生命性”等生态理念上。研究威尔逊的生态意识及科普作品至少可以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学与科普事业的发展带来四点启示。
一是提升作家的生态意识。个体生态意识的强弱主要受到其生态知识素养、生态伦理素养和生态情感素养的影响。威尔逊具有渊博的生态知识,既涉及地下微小生物,又涉及人类共同的家园——地球。他心怀自然万物,将伦理关怀的对象拓展至所有的非人类生命乃至整个地球。他一生像孩童一样着迷于自然,与自然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结,并希冀整个人类都对自然心怀感恩和敬畏之情。倘若缺乏这些生态意识,威尔逊或许很难创造出那么多优秀的生态科普作品。威尔逊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国的作家,特别是生态文学与生态科普作家,要着力提升自身的生态素养,强化生态意识,这是丰富作品内涵与增强作品感染力的前提之一。
二是作家要积极践行生态理念。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倘若只有理念而无行动,那么理念等同于空谈。威尔逊不仅在其科普作品中提出了一系列超前的生态理念,更将这些理念运用于生态环保实践。他探索并发挥“生物多样性”“半个地球”“亲生命性”等理念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构建人与自然的情感联结的重要指导作用。他“积极投身环境保护事业”,成为“一名高瞻远瞩的环保先锋”“当代环保运动的一面旗帜”。他为当代生态环保运动的发展做出了不容小觑的贡献。我国的作家也要多关注我国乃至全球的生态问题,积极投身生态文明教育和生态环保实践,多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增砖添瓦。
三是创作生态科普作品时可从小切口展示大理念。做好“小切口”的前提是,科普作家要秉持科学探索精神,要对自己感兴趣的某一“小领域”或“小天地”进行反复的思考和深刻的探索。威尔逊在蚁学这一“小天地”中躬耕80余年,做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创作出多部以蚂蚁为题材的科普作品,同时这些作品常常又不局限于蚂蚁本身,还折射了他的生态观。我国生态科普作家可以学习威尔逊“小天地”“大视野”的创作理念,一方面,在特定领域精耕细作,最好能够在平时多注重观察、探索甚至研究某种生物(如竹、蝉、蚯蚓、萤火虫等)或某个地方(如岛屿、沙漠、森林、村落等),相信在“小天地”中也可以大有作为;另一方面,在围绕“小天地”创作时,视野要打开,要有大视野,让作品反映或折射出“小天地”与生态系统、大自然、人类社会、地球乃至其他星球之间的联系,要着力塑造读者的生态整体观和生态世界观。
四是科普作家要努力创作出集科学性、知识性、艺术性、可读性、趣味性于一身的科普作品。一些科普作家将科学性和知识性奉为圭臬,但却忽视了艺术性、可读性、趣味性这些重要准则,结果是其作品在普及科学知识方面没有达到良好的效果。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亲生命性》《半个地球》和《生命的多样性》,确实是具有浓厚科学性和知识性的学术著作,但它们皆具较强的艺术性、可读性、趣味性,能够起到科普的作用,因而它们在推动“社会生物学”“亲生命性”“半个地球”和“生物多样性”理念深入人心方面发挥着其他作品所难以企及的作用。威尔逊的创作语言质朴、生动,其作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为我国科普作家在如何将抽象乃至晦涩的科学知识和理念高效地普及给大众方面树立了典范。
威尔逊的生态理念大都具有科学性和超前性,然而他的“半个地球”理念以及社会生物学的部分观点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半个地球”虽然是避免物种灭绝和生态崩溃的一个很好路径,不过,关于如何具体践行这一理念,他却未给出行之有效的建议。“半个地球”不仅涉及南北半球、东西方国家,更涉及不同的制度、文化、政治和利益。如何让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利益的国家消除矛盾,达成共识,进而切实采取有效行动,这或许是人类在追求“半个地球”目标的过程中所需解决的最大难题,然而这一难题却被威尔逊忽视了。虽然社会生物学为我们进一步认清人的自然本质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它试图把人降到动物的位置,用关于动物社会行为的原则来解释人类行为,力图从基因的角度为审视人类自身寻找一个适当的生物学基础,倾向于把人视为生物的人,把人还原为自然的人。这些看法值得商榷。第一,虽然人类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但是人类已经有了高度发展的社会和高度繁荣的文化,那些制约着其他动物之社会行为的生物因素或原则未必对人类的行为起作用。第二,全面审视人时,不能仅看“先天基因”的影响而忽视“后天环境”的影响。为了对人类有全面而科学的认识,人们需要综合权衡基因和环境对人的行为以及本质的影响。
威尔逊堪称当代优秀的生态科普作家,其科普作品集前沿性、思想性与通俗性于一身。研究威尔逊的生态意识及其成因,不仅可以为我国生态科普创作和生态文学、生态科普作家的培育提供些许借鉴,亦可以为普及公众生态意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做出些许贡献。(文章选摘自《科普创作评论》2023年第1期,作者系付文中,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生态文学批评。)